除了参与发起民宪协进会，张耀曾还参与黄郛发起的“新中国建设学会”。这个团体起源于他们的“十人团”，也是对“九一八”国难的回应，参加的包括张公权、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先是黄郛提议有个小组织，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他也认为时局太坏，如果再旁观，觉得对不起国家，赞成这个提议。“欲自命好人者，一致奋起，发生力量，使君子道长。相与议定，先组织十人团，再又十人各组织十人团，逐渐扩充，其宗旨在真诚爱国，而主义则社会民主。”
十一月十四日，在黄郛家，黄炎培、江问渔、赵厚生在座，谈“十人团”组织以及对党国时局态度。十一月十七日，王梦迪来谈，时事危急，非国民党、非共产党、非国家主义派的人，应另有组织，以便形成政治力量。他同意，主张先以政学会的旧友组成“十人团”。十一月二十九日，他执笔草拟政治方针，参阅国民党及其改组派、行动派，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等的政治纲领。他表示自己不谈政治多年，今重理旧业，感到世运变化极大，真有慎重研究的必要，不可自信自是。十一月三十日，他一共拟了二十五条，从正、反两面，简明地表明态度，自认为旗帜鲜明，黄郛等则力主含混，“遂改专从正面谈，殊有不痛快之弊”。十二月三日晚，他约了一些政学会旧友吃饭，拟商小组织事，同人都没什么兴致，未再深谈。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黄郛日记说，那天晚上与张耀曾、张公权等商量“新中国建设学会”事，直到十二点才散。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名称。五月七日，张耀曾日记说，他和黄郛、黄炎培等正式议定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五月十六日，黄郛、黄炎培等招待银行界朋友，商量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的事。六月十九日正式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黄郛任理事长，以研究“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为宗旨。学会租了会址，将会员分为政制、财政、经济、外界、交谈、社会、教育、技术八组，并出版定期刊物《复兴月刊》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丛书”。张耀曾在政制组，黄郛夫人沈亦云参加教育组。
在此前后，张耀曾不断听到风声，称学会有蒋介石的背景。六月八日，先是他的旧帝大同学、时为驻日使署秘书丁绍伋来谈——
据谓国事至此，非在野有力人才出问国事不可，党治取消势难办到，只好置之不问，而另以学会名义集合研究救国办法，贡献当局，有机则自起而当执行之任。此为蒋雨岩主张，已得蒋中正同意，现拟令黄膺白出面主持，取名为新中国建设学会，请余体察此意，予以赞助云云。
对这种说法他并不特别感到惊讶，此前他就怀疑过黄郛是否受蒋介石之托，但他觉得还需要详察。七月二十九日，黄炎培、江问渔又告诉他，火车中听到有人谈话，蒋介石拟组政党而托黄郛出面，费用则由蒋供给，此会名“新中国建设学会”。他觉得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并无事实证明。八月十日午后，何海秋、朱博元来谈，博元并谈及丁性存曾说，蒋介石有组织学会的意图，托黄郛出面，经费由蒋承担。他担心这种做法会于学会前途有妨碍。
十月十二日早，在“新中国建设学会”的“十人团”谈话会上，他提请研究，在现今环境下我们能否运筹政治，作政治活动？国内军阀相争益急，我们实不能发现其相争的正当理由，能否设一方法使他们团结，共御外侮？下午，他又赴“新中国建设学会”常理会，他认为谈的内容都极为琐屑，感叹空耗时间。黄郛性近专断，不喜法规束缚，毕竟军人性质。意识到黄郛对于民治、法治精神，都很难体会。
早在七月四日，他就在学会政制组上提出两个提案，一是乡村自治的实行方法，二是就中国现状独裁制与民主制度孰为适宜。十月十三日，他与建设会同人讨论政制问题。先就民主与独裁的定义略有辩论，接着他阐述自己主张的民主一权制，即政权应出于有政治能力的民众，而政权的行使须一权直上，于纵面可分数阶级，于横面则独一无二，这样才可避免虚伪民主之弊，而得强固政府之实。大家对此未加议论，黄郛提出分取国民党政权的过渡办法。十一月七日，建设学会政制组例会，讨论他提出独裁制与民主制问题的先决问题四类十余条。
他对黄郛有很多不满，由于与黄的私交，尽管有人告诉他这是有蒋介石背景的团体，他还是信任黄。黄郛故世后，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的《一个强健而中和的政治家》，却给黄很高的评价，他们相识于民国元年春天，真正过从密切是从民国六年冬天开始，当时他们闲居天津读书，他们一起做政治运动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全国和平联合会。一九二四年的摄政内阁是他们共同担负政治责任的第一次，就是因黄力邀，他才第三次做司法总长，政令都出自他的手笔。有这样的关系，在他眼里的黄郛——“他的识力坚定，他的手段稳健，他的态度中和”，“国药中的人参”，“一个强健而中和的政治家”。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与他日记中对黄郛的评价很不相同。
《武力外制敌方案管见》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抗战爆发，张耀曾日记说：“余自十六年来从未参与政治，今国难至此，不应固守旧状。”他被国民党当局挑选为二十五个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之一，“国难至此，不容不出”，他虽因病未能前往南京，但书面提交了《武力外制敌方略管见》。九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之力不外体力、脑力、资力三种。吾辈体力不如青年，资力均非富豪，惟经验学问实有一日之长。则吾人报国，不在上阵线输资财，而在运用脑力，计划一切，明矣。”之后，他连续多日，查阅《日本国力图解》、《经济学辞典》等书，草拟制日方略，九月十六日终于完成，共五千多字，题为《武力外制敌方略管见》，前有短引，后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外交制日方略”，分四段：一、日本外交上的弱点，二、外交制日的计划，三、推行计划的术策，四、推行计划的机关。要点在恳商苏、英、法、美接济我军火，并倡导实施集体的对日经济绝交。而推行这一计划，注重恳托在中国的欧美人士及欧美同情我人士，接受我方案，分头以独立地位运动鼓吹。第二部分“经济制日方略”，也分四段：一、日本经济上的弱点，分七八项，都有日本的统计数字；二、经济制日的计划，大意在分别鼓动各国停止或减少与日本间的贸易往来；三、推行计划的术策，列举分劝各国拒绝日货及供给日本货物各方法；四、推行计划的机关，与外交机关略同。第三部分“思想制日方略”：一、日本思想上的弱点，在法西斯、自由、无产阶级、共产各种思想的对立；二、思想制日的计划，在刺激法西斯以外各党派之思想向反军阀、反战争的共同倾向急进，期待着从速发生政变；三、推进计划的术策，列举刺激各思想的情报及理论，并用以刺激思想的方法；四、推进计划的机关。
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对日本民族也多有了解。他当天日记说：“此次费旬日钩索之力，所得虽不尽惬意，然力祛空浮议论，务求切实办法，词句亦力求简明，尚无空言作文之弊。惜材料终觉不足，所拟办法尚欠具体之处不少，则一人之力有限，平日又未注意及此耳。”他嘱人抄一遍，亲加校阅，再写一信给张群，请代转蒋介石。国防参议会印发了这个方案，密送各参议员阅看。他本人也秘密印了一些油印本，送给友好传阅。
一九三八年六月，国防参议会改称国民参政会，他蛰居上海“孤岛”，也未赴会。虽然他对国民党不满，但二月十一日的日记说得很明白：“要知我辈虽反对一党专政，然当此与敌对抗之时，投鼠忌器，决不欲与现政权为难。”三月二十一日，他对赵叔雍说：“对国民党政府之政治，余亦觉有痛彻洗涤改革之必要。但此时所急为民族独立问题，须以理智抑制情感，将民族独立之念放在心头，勿专作反国民党之想。”
四月十一日，张元济、颜惠卿等十人参加在他家举行的茶会。
胸怀淡泊，久无争取政权之心，故讨论时局，决无个人利害之念参杂其间；
个人从前虽各有党派，且对国民党数年来政治极抱不满，尤不赞成一党专政办法，但当此外侮万急之时，均认为非清算党见之日，故同人当以保全国家为出发点，批评时事决不以打倒国民党为出发点，评论时局也。
这两点是他当时的主张，也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共识。
二月一日，当他听说张群言及自己“本不主战，但战已至今，惟有与主战者同进，以迄于死”时，叹息说：“余谓报国不能以死为止境，明知国命尚有延存之方，而顾虑环境，不敢尝试，只以一死保一己名节，不得谓之精忠。余愿自命为民族英雄者，勿徒注重千古流芳，而不顾全民族一线之命也。”他认为只求死，“不是民族英雄”。
他洞察国人对一己毁誉利害特别注重，包括有些人只怕被人指为汉奸，而对国家大计则缺少赤诚良心、披肝沥胆，“此真亡国之象也”。三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记里表示自己在“孤岛”的决心和态度：
一、消极的：
1.不误国。
2.不卖身（绝对的）。
3.不做官。
4.不见日本人（在中日战争未了结期间）。
二、积极的：
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及能力。
一九三八年初，他在日历上大书“民族复兴”四个字，自注“盖此为今年之最大愿望也。”
临终前两个月他还在感叹：“际此民族灭亡大时代，一身盛衰何足道，但已无力为民族效劳，可慨也夫！”“七七”周年那天，他在日记中说：“此一年中，中国领土竟丧失三分之一……将士战死者六七十万，人民流离数十万。浩劫如此，前途更不知胡底，真可哀矣！”
直到弥留之时，他还时时挂念着“汉口无恙否？”
当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十三岁的张耀曾在山河破碎的日子最后一次闭上双眼。张元济写下沉痛的挽诗：
洱海苍山外，斯人不世才……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
书中插图一共七幅，每一幅都能勾起我早年的记忆：亚瑟和神父蒙泰尼里在山里散心；亚瑟偷渡出海；牛虻受审；神父发疯……特别难忘的是牛虻从窗口看到杂耍小丑从窗下经过和牛虻靠着一尊雕像开枪（右图）的两幅。现在看，这些插图印得不好，画得也不太高明，但它们给了我对牛虻最初的、刻骨铭心的印象……
我是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六八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文革”爆发后，我所在城市的中学的图书馆都被“红卫兵”砸了，一些高年级的、有心计的同学，趁机把书装麻袋运回家去。学校乱了，不上课，我们有的是时间浸泡在这些五花八门、读来似懂非懂的书里。于是遇到了《牛虻》。我敢说，牛虻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中国男孩子的偶像，他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男子汉。
留在我心里的牛虻的故事是这样的：
亚瑟从小生活在意大利的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父亲死后，母亲和亚瑟一直忍受着他的异母长兄长嫂的欺凌，这养成了他极为敏感的性格。小说开始时，他十八岁，母亲刚刚去世，他感到悲哀无助，幸亏有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是他在神学院的亲密导师。另外，他爱着从小一起长大的琼玛，并和她一起正在参加一项秘密的事业：拯救意大利。这两者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把对神父、天国的崇仰和事业的崇高融为一体，认为意大利需要的不是恨，而是爱。蒙泰尼里升任主教去罗马后，把亚瑟委托给神学院新任院长。天真的亚瑟在向这位院长忏悔时无意间透漏了组织的秘密，随即和同志一起被捕，但也许是蒙泰尼里的关系，后来他被释放了。琼玛误认为他出卖了同志，打了他一耳光；他回到异母长兄家里后，受尽奚落，而且得知原来自己是母亲和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在信仰和爱情都在瞬间被毁灭的情况下，他制造自杀的假象后流亡他乡。
十三年后，历经坎坷、肢体残废、脸上带着刀疤、患有可怕病痛的亚瑟回到意大利，已经变成传奇式的革命者“牛虻”。谁也认不出他是那个单纯俊美的亚瑟。此时他不再崇尚爱，而崇尚恨。他认为杀敌人是“杀老鼠”，不必有丝毫怜悯；他恨名满天下的红衣主教蒙泰尼里，恨已经成为寡妇的革命同志琼玛；他尖刻恶毒的时评文章极具杀伤力，他工作的效率让人叹服。同志们既怕他又爱他。不久，他在一次偷运武器的行动中身陷包围，当他正想开枪逃走时，面对忽然插到他的枪口前的蒙泰尼里大主教，他犹豫了。这一刹那的犹豫改变了一切。在监狱里，他受尽酷刑但不屈服（左上图），成功越狱，却因为旧病复发而功败垂成。蒙泰尼里到监狱里想拯救他的灵魂，却意外地知道，他就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很多年里，蒙泰尼里一直为自己失去儿子而受着内心的煎熬，然而在天国和儿子之间，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天国。当牛虻被枪毙的时候，蒙泰尼里因“心脏扩张破裂”而死。琼玛一直把亚瑟藏在心底，当年误会了他、打了他是她永远的创痛。她怀疑牛虻就是亚瑟，可是直到牛虻死后，她才收到狱卒送来的牛虻对爱情的沉痛表白和笑对死亡的遗书……
奇怪的是，这本书给年幼的我（那时我只有十四五岁）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话：“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这是青年意大利党的口号。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牛虻看到街上的杂耍小丑时的痛苦（左下图）。书中虽然没有写他十三年流亡中的生活，却以这样一个细节扩大了读者对他所受的苦难的想象。当然还有一个情节是任何一位读者不会忘记的：当牛虻被行刑的枪手只是打伤而未致命时，他浑身是血，勉强站立起来，但仍微笑着说：“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来吧，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预备——瞄准——”
一九八〇年读大学二年级时，我买到再版的《牛虻》（左上图），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版，定价九角，没写印数，印装质量差多了。插图全换了，画者倪震。此时我才懂得欣赏牛虻尖刻幽默的语言背后视死如归的气度，才看出神父与牛虻最后激烈深情而又针锋相对的长篇对话的精彩，才能欣赏作者构造情节的苦心（比如全书一直在悬念中：琼玛和蒙泰尼里与牛虻如何相认？比如牛虻痛病发作十多天，琼玛是最后出场看护他的，而读者心中一直期待着他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病中的牛虻下意识地依赖琼玛，但清醒后又变得冷嘲热讽了（右上图）。再如亚瑟两次被捕都写得极其干脆）（右下图）……同时我也看出，虽然书中对宗教的仇恨和批判极为深刻尖锐，但所谓意大利民族解放，不过是整个故事的背景而已，其实全书就是一个亲情加爱情的双重悲剧，与《哈姆雷特》没有太大的不同。
一九八一年二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牛虻在流亡中》，首印二十三万册。这本书描写了亚瑟离家出走后十三年的生活，展现了他如何从一个文明世界稚嫩的年轻人变为野蛮刚强的“牛虻”的过程。两年后，该社又出版了三卷本的《伏尼契小说集》，收入作者的五部小说，除了《牛虻》（1895）、《牛虻在流亡中》（1910），第三卷还收入了《牛虻世家》（1944），写的是牛虻的前辈的故事。也就是说，伏尼契一生写了三部关于牛虻的小说，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
伏尼契（上图）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颇具传奇性：一八六四年生于爱尔兰，原名丽丽·布尔，自幼喜欢音乐和诗，十八岁到柏林音乐学院学了三年钢琴。当时欧洲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引起她的关注，后来偶然看到一本《地下俄罗斯》，给了她强烈印象，向往去俄国看看。二十二岁那年，她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克拉夫钦斯基。克拉夫钦斯基是最早在俄国底层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家和作家，年轻时因向神父忏悔而被出卖，不得不流亡国外，参加过多次武装起义，在意大利被捕并判处死刑，因大赦而幸免，继续进行地下活动，晚年移居伦敦。他是马克思的女儿的朋友，与恩格斯也熟悉。是克拉夫钦斯基影响了丽丽的一生。一八八七年她如愿以偿到达彼得堡，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读俄罗斯文学，一边参与社会活动。两年后她回到英国，开始创作《牛虻》，用了六年时间才完成。写作期间她结识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等革命家，还结识了萧伯纳、王尔德等作家，更重要的是结识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来的波兰职业革命家米哈伊尔·维尔弗里德·伏尼契（1865～1930）并与之结为夫妻。《牛虻》写完后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搁了两年，最后在纽约首版，一八九七年九月才在伦敦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两年间就印到第八版。
由此可知，伏尼契之所以能写出《牛虻》，是有现实的生活根基的。
伏尼契一九二〇年移居美国。一九五三年中译本《牛虻》出版时，中国读者对这位女作家的情况不甚了解。一九五五年底，有知情者告知中国青年出版社，作者仍在世，且生活拮据。中青社随即向上级报告，拟给作者付版税，以帮助她的生活。胡耀邦同志签字批准。版税辗转寄到纽约，伏尼契收到后很高兴，回信表示感谢，但以年龄太大为由，婉拒了中青社请她为中文版写序的请求。伏尼契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终年九十六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电影《牛虻》解禁后，我看了不知几遍，每一遍都激动万分。记得其中有一个细节比小说中更加戏剧化：当蒙泰尼里在监狱劝牛虻忏悔时，牛虻尖利地抨击他的伪善，使他忍无可忍，一边站起来离去，一边说：“没有人可以这样对待我的善意！”此时牛虻愤怒地高喊：“我可以！因为我是亚瑟！”神父惊呆了，回过头来像鬼一样哑声说：“亚瑟？真的是你吗？”（左图）……
时光转眼过去了几十年，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还知不知道“牛虻”，知道的话是否还会感兴趣；我只知道，这位曾经占据我们心灵的光辉偶像，已经完全淡出了我们的生活，被我们遗忘了……
“极短篇”很好，问我是否同意将它单独发表在《小说界》上。这样的处理，当然正中下怀。不久之后，下面这篇小说便出现在了《小说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