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本就随风飘摇的身子骨又染上了风疾。此病类似于今天的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心态要平和不能激动。这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成了皇帝的克星。
唐高祖李渊是第一个中头彩（得“风疾”）挂掉的唐朝皇帝，博得头彩原来也要人命。
唐太宗手气更好，不光自己得了风疾，连他老婆长孙皇后也跟着沾光，被这种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李世民征讨高句丽回到长安后，就一蹶不振，后来因为这病搬到了翠微宫休养，养到最后却死于翠微宫。
抛掉当时的高宗，后面还有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等排着队准备与家族遗传病“风疾”死磕。此病的后期症状就是患者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点头表达内心的想法。高宗皇帝只好把国事交给了皇后武氏打理。夫妻情深，武后责无旁贷站出来替自己的男人代行部分君权，正式参政议政。
在这个过程中，武后的处事经验和政治智慧，也在慢慢积累。她的精力太过旺盛，创意一抓一大把。这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什么事自己该做、什么事自己不该做。皇后理政本来就不合法度，可武后还要摆出一副贤后的姿态。
比如说高宗皇帝倡导以孝治天下，上有所好，下必附焉。武后就站出来提议庙里的和尚都得隔三岔五回家拜完父母再回来拜佛祖，没有爹娘哪来佛祖；李唐崇道，奉老子李耳做先祖，武后则亲自手抄《道德经》。
武后的表现得到了高宗李治的高度信任，娶到一个能力超强的老婆，是自己的幸运，还是不幸？这个问题缠绕了他整个后半生。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高宗皇帝剩下的只有焦虑。
高宗的身体是越来越虚，武后的位置是越来越实。在这虚实变幻之间，帝后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武后从年轻时代就在太宗身边为侍女，亲眼看见太宗处理政务的情形。她曾经刻意、认真地修习这门当国的学问。在高宗受病体所困，无法正常处理朝政的时候，武后的政治手腕，令官员们刮目相看。
在对付长孙无忌时，他们是政治盟友，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当一切尘埃落定，貌似抱团取暖的帝后关系也有了松动的迹象。
长孙集团倒台后，高宗皇帝有一段时间打了鸡血似的疯狂地工作。他急于想证明自己生来并不是病猫，而是一头憋屈了太久的困兽，随时会出来放放风、磨磨獠牙。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连上炕都有些费劲的高宗皇帝居然想到了上马，上马是因为他想上战场练练身手。作为李唐后人，不到战场上手刃几个敌人，人生是不完美的。
自从隋炀帝屡次征讨高句丽，对中原地区来说，就算以国家的威信为赌注，也要和高句丽背水一战，了却这笔冤债。年轻时就有天才武将之称的李世民，亲征高句丽，由于结果遇上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和冬季提早来到，导致功败垂成。
当时的朝鲜半岛东北有高句丽，东南有新罗，西南有百济。
高句丽的领土广大，不仅止于朝鲜半岛的东北部，甚至到达东北地区的东南部。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的北境受高句丽侵扰，向李唐王朝求援，高宗皇帝立刻派遣军队讨伐高句丽，但这次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大战，高句丽很快就撤兵了。这一年，为了武氏立后的问题，权力集团的政治斗争进入了白热化。
也在这一年的三月，百济得到高句丽的强力支援，大举进军新罗。新罗又请求唐朝援助，当时武后正在并州祭拜亡父，因此，朝廷的决策部门也迁移至北都太原。身体虚弱、本来不喜欢动武的高宗，居然在这时候冒出了亲征高句丽的念头。
高宗知道，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却连普通人的自由都没有，在高宗缺位的这段时间里，武后的政治手腕让那些老练的帝国宰相们也大为叹服，高宗心里有难以言说的憋屈和无法消除的哀愁与不满。而这时候的武后全心全意地投注于政治上，在处理政务上，她赢得了朝堂上下一片赞誉。
对于高宗来说，他能够拥有的唯一女色是武后，可武后的心思又不在他身上，这个女人天生属于权力、属于政治，完全疏忽了男女之情和闺房之乐，她和以前那个明眸善睐的武媚完全是两个人。
如何成为真正的男人？如何恢复“天子”的尊严？高宗想到了最男人的活法，那就是在战场上用敌人的血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雄性激素。
武后和近臣们当然不同意高宗皇帝这么做，皇帝龙体尊贵，不应去冒这种无谓的风险。
高宗还记得当年，他亲眼看见父皇太宗李世民征讨高句丽时，浑身泥土和血迹的狼狈情况，那让他心惊胆战。高宗李治之所以会动此念头，是因为在此之前，由于风疾突然恶化，视力大为减退，不得已把一切政务交到皇后手里。也就是说，他这个皇帝处于半隐退状态。
要恢复“天子”的尊严，没有比御驾亲征更有说服力的。当他将自己的决定宣布出来的时候，遭到了来自于武后及近臣的强烈反对。最后在满朝文武和武后的苦苦劝谏之下，他没能成行。
当武后陪着高宗在合璧宫享受悠闲舒适的时光时，苏定方率领的唐朝军队，几经苦战，大破高句丽军。当年太宗李世民都没有完成的功业，却在高宗皇帝这里轻松实现了。
高宗李治决定加强一下干部队伍建设，一口气提拔了十多位省部级高官，这个做法放在其他朝代也无可厚非。皇帝亲自破格提拔任用干部的例子本来就是新鲜事，像高宗李治这样完全撇开宰相，一口气提拔十几个人，更是前所未有。
在高宗提拔的这一拨人中，还是出了几个人物。司刑太常伯刘祥道，西台侍极上官仪，太子左中护郝处俊，他们后来都成为反对武后揽权的强势人物。
对于高宗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朝臣们也很配合，低眉、顺眼，微笑。
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的脸上分明写着嘲弄、不屑与高傲。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挺武派的带头大哥李义府。自从成为挺武派的急先锋后，失宠多年的李义府突然成了官场上的红人。他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内心压抑多年的欲望再次蓬勃而出。
他开始充分利用这份恩宠，向部下索取贿赂。如果有人胆敢和自己叫板，或者拆自己的台，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
从表面上，他的态度和过去没什么变化，和人见面的时候，脸上仍不忘挂着职业微笑，就好像那张笑脸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无法与皮肉剥离。可是他这种表里不一的灵肉分离，让接近他的人不寒而栗。表面的仁慈，内心的恶念，让“李猫”这个绰号实至名归。自从他任宰相后，他的“李猫”个性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李义府是由刘洎引荐进入官场的，刘洎算是光明磊落的纯爷们儿，李义府却是阴死人不偿命的假把式。
两个不同类型的男人却成为最好的朋友，甚至一度传出绯闻，当时朝中就有人说他们是断背。李义府走的是实力派演员加偶像级歌手的路线，说起话来谦恭有礼，声音充满磁性，眉目之间隐约传情，脸上永远挂着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
他的绰号是“李猫”。猫是一种阴柔，诡秘的动物，可见此人是多么妖孽。初唐时选拔干部还是比较讲究德才兼备的，李义府文采好，相貌好，但名声极臭。这“两好一臭”让他混了多年也就混了个办公室文秘（中书舍人），兼修国史。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刘洎推荐入仕，而被划分为魏王李泰一党，无论哪朝哪代在官场上混，都要跟对人。
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氏的朝官。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李义府是一个标准的文化流氓，有了武皇后这个靠山，更是无所顾忌。他从不掩饰，随时随地展露自己的流氓本色。
一次，他到大理寺监狱里视察工作，发现女子监狱里收了个美少妇淳于氏，他也不管人家犯的什么事，就硬要把人家从监狱里捞出来。李义府觉得这么美的人关在监狱里浪费了，不如捞出来给自己当情妇，也算是资源节约。
李义府身为宰相，富贵已极，阅人无数，淳于氏可以在他巡视监狱的瞬间就能迷住他，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多么美艳的女人。随着地位的不断擢升，李义府在物欲、色欲，或对名誉的欲望都表现得非常强烈。
李义府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把这件事办得漂亮一点，可毕正义办得不够漂亮，走漏了风声，闹得满城风雨。有人立刻将此事上奏，高宗也不得置之不理，命令给事中刘仁轨调查此案。按照唐代的律例，私放囚犯会有罢官乃至杀头的危险。李义府为了杀人灭口，又逼着毕正义畏罪自杀。
高宗虽然也知道李义府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李义府的罪行也就不了了之了。更何况，武后目前还不愿意失去这个人。
面对这样一个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装聋作哑。侍御史王义方就是那个率先打破沉默的人，他要站出来弹劾李义府。我们经常在历史书里读到，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如果因为这个，你就以为是个人就可以弹劾，那就大错特错了。弹劾不是弹棉花，它是一项技术活，弹不好，没弹到别人，把自己弹个半死就得不偿失了。
更何况，王义方要弹的是李义府，宰相不是随便什么都能弹着玩的，他不是玻璃球。王义方也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他又欲罢不能。这就是一个人的良知，一个文臣的气节。
在弹劾李义府之前，王义方先告诉母亲：“义方是御史，看到奸臣不去查办就是不忠，但因为弹劾奸臣危及到自己的性命，引起父母的忧虑又是不孝，在忠孝二者之间，我无法选择，请母亲大人告诉我该怎么办？”
王义方的母亲回答说：“从前王陵的母亲为了成全儿子可以自杀。现在你能为皇帝尽忠，就算让我去死，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面对伟大的母亲与忠直的儿子之间的对话，我们只有肃然起敬的份儿。有了母亲的这句话，王义方勇气倍增。
王义方是个名声非常好的官员，这时候他所任官职是侍御史，也就是中央的监察官，是那些不守规矩的官员的克星。这个人是个不徇私情、敢于和不法分子刺刀见红的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畏权贵。
当年王义方参加吏部考试通过以后，被任命为晋王府参军。宰相魏徵见他非常欣赏，有意把自己的内侄女许配给他当老婆。可媒人刚一开口，就被王义方把话堵回去了。
魏徵当年可是唐太宗身边的红人，作为刚步入仕途的年轻干部能够得到朝中高官的赏识，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魏徵的侄女不是丑女，而是美女。
很多人在私下议论，这个王义方是不是脑子有毛病？美女不娶，权贵不攀。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魏徵病故，王义方很是悲痛。他又想起了魏徵的侄女，于是请人说媒，主动去攀这门亲事。有人就问他：“宰相在世时，主动向你求亲，你不肯。现在宰相已经逝世，魏家门庭冷落，你为什么反而去求亲呢？”
王义方十分感慨道：“过去不娶，是我不愿依附宰相的权势。现在娶了，是为了报答宰相生前对我的知遇之恩。”
如今站出来弹劾李义府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拿出了誓死的决心，准备和李义府放手一搏。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王义方上奏说：“李义府在天子眼皮子底下擅自杀死大理寺丞，实在是目无国法；就算毕正义是自杀，也是因为畏惧李义府。这样的话，生杀大权就不是掌握在皇帝手里了，而是掌握在他李义府的手里。我们不能坐视这种情形再发生，请皇上明鉴！”
王义方直接找李义府单挑，并不是他有必胜的把握，而是他有必死的决心。他也知道，李义府绝不是善茬，成名多年的“笑中刀”也不是白给的。
在金銮殿上，王义方怒发冲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喝令李义府退下，李义府却看着李治不肯退。王义方多次呵斥，李治又不发话，李义府才退了出去。
李义府退出去之后，王义方才宣读弹劾李义府的奏章。
这道奏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是指控李义府杀人灭口，并揭露他的许多秽行。其中还说到他是同性恋，当初以男色事马周、刘洎。这份奏折可能是因为太写实的缘故，李治读之如读黄色小说，既过瘾又痛心。高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指责王义方言辞猥亵涉嫌诽谤大臣。
王义方真是豁出去了，被高宗骂回去三次，还是要弹劾。这场“狱女门”事件，以王义方的惨淡出局为结点，最后王义方被贬为莱州司户。
唐高宗不问李义府之罪，反而把王义方贬逐出京。在王义方离京时，李义府却幸灾乐祸地跑去恶心王义方：“王御史，你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如今我毛发未伤，你告我状就不觉得羞愧吗？”
王义方回答说：“是挺惭愧的，当年孔子当了七天鲁国司寇，就诛杀了少正卯，我这御史当了六天，却除不了你这奸佞，我惭愧的是这个。”
高宗皇帝给出的这种出人意表的处置结果，也是看在武后的面子上。在这件事上，高宗和武后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王义方弹劾的正确性。尤其是王义方敢于摆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让他们深受震动。
可是最后遭到贬职却是王义方，逍遥法外的是李义府。
武后虽然看穿了李义府这个人，但她深知这种人在必要时，反而比那些不能通融的“君子”之辈更有用处。通过这次的事件，也让文武百官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对帝后忠诚，除了可以官运亨通，一旦有事被御史台弹劾，也能得到万全的保护。反之，只要违反皇后的旨意，就算是间接的，也会受到处罚。
李义府只是回家闭门思过了两天，依然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
时间不长，唐高宗在武后的枕头风的吹拂下，又开始重用李义府，这次给了他更大的实惠。升任中书令，进封河间郡公，直接掌握官吏的升迁任免，相当于大唐帝国人事组织部门的一把手。
自古以来，干部升迁是官场最大的猫腻，李义府叫李猫，对于这一套他是驾轻就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