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晚清的忠实臣子，又是渊博睿智的学者。他的穿着永远是长袍马褂，瓜皮小帽。他古井一般表情背后蕴藏着却是对清朝覆亡的无限惋惜和对封建政治人伦秩序的绝对崇拜和欣赏。当他的热情和理想无法在新世界中被理解时，他只有黯然神伤，默默的躲在书斋里做他醉心的传统文化研究。终于，内心的不安宁和人事的纷扰混杂逼迫他远离尘嚣，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沉水自溺。
避乱日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朝廷上下一片震动。时年35岁的王国维由于挚友罗振玉的推荐，当时正在学部任职，业余从事学术研究。
革命的烈火在干枯已久的神州大地上，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武汉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湖北省宣布独立。没多久，湖南、江西、广东、山西、云南等一些离京城较远、中央集权的控制力量较为薄弱的南方省份相继发生起义，纷纷宣布独立。
大清朝这棵在华夏大地上屹立了两百余年的大树眼看着摇摇欲倒，栖居在树荫之下的猢狲——大清朝的文武百官们，一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革命军既然扯起造反的大旗，迟早是要打到京城来的，趁着燎原的战火还没有烧到北京，从王公大臣到名流巨贾，一个个处理好房屋田产，收拾起金银细软，夹着尾巴就往外逃。
罗振玉当时的官位已经是学部四品参事，算在今天，就是司局长一级，不逃出去的话八成要被革命党推出午门毙掉。而王国维虽然只是学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革命党再怎么清理前朝官僚恐怕也清理不到他头上，但毕竟书生意气，对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场景怕得要紧，于是也起了逃离京城、南下返乡的心思。
由于当时交通的承载量还十分有限，四处逃难的人又实在太多，罗、王二人等待许久，竟然买不到南下的船票。正在焦急无助时，与罗、王二人同在学部任职的日本人藤田丰八给他们支了个招：眼下的中国，哪里都不太平。那么多人乱糟糟地四处乱窜，未必就有多么安全。现在从中国去日本，旅费仍如往常一样便宜，人也不多，到日本之后一应的生活费用，开销也不大。何不去日本避避风头，等局势安定下来了再回国呢？
藤田丰八的建议不失为一个安全稳妥的好主意，不过，中国人素来恋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要带上一大家子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而且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新返回，两人还是踌躇了好一阵子。然而，随着国内局势越来越混乱，南下的船票又迟迟买不到手，两人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1911年11月的一天，北风萧瑟，寒气透骨，一艘商船从天津大沽码头缓缓驶出。在烟波浩荡的大海之上跌跌撞撞地颠簸了七天七夜，终于抵达了日本神户。王国维、罗振玉及罗的弟弟罗振常、罗的女婿刘大绅四家二十余口就这样来到遥远的异乡，继续他们被纷飞的战火烧灼得面目全非的生活。
在藤田丰八等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四家人在京都郊外的吉田町田中村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宁静村落，王国维的寓所坐落在吉田山的山坡上，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朝晖夕阴凭窗可见，山岚雾霭美不胜收。屋前屋后还有流水一湾，终日潺湲。如此美景，怎不叫人心旷神怡？不过，日本再好，终究还是异国他乡。漂泊流浪的况味，忧心国事的焦虑以及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的种种障碍和不便，还是让这几家子惶惶不安。
最初，罗振玉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回过北京一趟，谁知道形势非但未见丝毫起色，到1912年3月，宣统帝还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宣布退位，大清朝既灭，罗振玉也只好再赴日本，一干人遥遥无期地居住了下来。好在他为官多年，家底殷实，没多久就斥资在吉田山下建起一座大宅，取名“永慕园”，园中有藏书楼一栋，为了照顾家境清贫的王国维，罗振玉请王国维在楼中整理图书抄写文稿，每月付王一百元。
虽然旅居外乡，好歹算是安定了下来。赖着罗振玉的帮助，只要稍加节俭，家中诸人衣食也可以无忧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王国维又可以专心致志地埋头于他的学术研究了。王国维早年治学，在美学、教育学、西方哲学尤其是叔本华身上颇下过一番功夫，此外，诗词创作也占去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宣统帝退位之后，罗振玉深恐传统文化随着大清朝的覆灭和西学的风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日益衰微，极力劝说王国维从事国学方面的研究。王国维也感到自己过去的研究有些流于浮泛，不够深厚，于是接受罗振玉的劝导，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学研究上。为表从头开始的决心，王国维甚至把手头刊行于1905年的一百余册《静安文集》全部付之一炬。
不难想象，研究国学，最需要就是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王国维既下了决心，从此抛却各种尘俗杂念，一头扎进了古代典籍之中。罗振玉的藏书楼对王国维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的宝库，罗振玉确实是财大气粗，在他那个称为“大云书库”的藏书楼中，竟然藏有50万卷图书、数千件古器物铭识拓本、千余件古彝器及古器物！这一切，都给王国维国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便利。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王国维逡巡流连于那些古旧的书卷和蒙尘的器物之间，连一向钟爱的诗词创作都中断了下来。
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王国维资质、才学，下了如此苦功，当然会有丰厚的回报。两年过去，王国维已然收获了好几篇卓有创见的学术论文。而与此同时，由于留日既久，除罗振玉每月一百元的工资外，又没有别的收入，王家的境况也一日不如一日了。台湾作家李敖曾归纳文人的几大毛病，拙于生计就是其中之一。王国维虽然才高学富，也摆脱不了这个通病。何况学术研究又占去了他几乎全部时间，哪还有心思考虑经济问题？
增加收入既然别无他法，那就只好节省开支。一家子勒紧裤带节衣缩食自不待言，长子王潜明正是应该上中学的年龄，可是王国维一看学费那么贵，毅然决定自己在家中零星辅导，剥夺了孩子上学的权利。好在王国维自己学问好，还做过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起儿子来也算是得心应手。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而在国内，大清朝覆亡有日，时局虽未完全安定，比之当年罗王二人仓皇出逃日本之时，已然大有改观。1915年春，王国维回国扫墓，顺路走亲访友互通音问，同乡邹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邀请他担任一个学术杂志的编辑，王国维一看待遇颇为优厚，就有些心动。回到日本，全家一合计，终于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上海岁月
1916年2月4日，海上春冰已泮，天空一片蔚蓝，王国维和长子王潜明在罗振玉等一干亲友的殷勤送别下，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正式结束了长达四年旅居日本的岁月。王家其他成员已于一年前返回海宁老家。
邹安给王国维介绍的工作，是为一个名叫哈同的英国人编辑学术刊物，并在哈同夫妇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哈同夫妇是典型的暴发户，自己没什么文化，有了钱之后急于掩盖卑贱的出身，想给自己贴上文化人的标签。于是附庸风雅，大搞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又是办刊物，又是办学校。
为哈同管理学校和刊物的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男人，自己取名叫做姬觉弥，号佛陀，据说与哈同夫人有染。由于工作的关系，王国维不得不时常与姬觉弥打交道。此人胸无点墨，偏偏喜欢卖弄才学信口雌黄。王国维对他很是反感。王国维给哈同夫妇编《学术丛编》时，姬觉弥不掂掂自己有多少斤两，也闹着要参与编辑工作。结果王国维让他试校了一期刊物，姬觉弥从此就再不敢提起这事。
除了要终日应对姬觉弥这种谁看都不顺眼的人之外，让王国维烦心的事情还有一件。由于是私人办学和办刊，运作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工资发放上尤其如此，拖欠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而王国维除了靠工资吃饭之外，再无其他生财之道，对此当然很是不满。
尽管不能尽如人意，给哈氏办刊物还是颇有一些好处的。哈氏办了三个学术方面的刊物，其中《学术丛编》一刊由王国维任主编。所有稿件发表或不发表，都由主编全权决定。主编的月薪是200元，如果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还有额外的稿费。不得不说，王国维这个主编当得未免有些奇怪，或者说是过分。他一共主编过20期的《学术丛编》，刊行过的各类论著达54种，但其中却有24种是王国维自己的作品！这还没有把罗振玉的著作计算进去。也就是说，王国维这边拿着主编的工资，那边吃着刊物的大部分稿费，与此同时还为自己和罗振玉的著述找到了一个公开发表的园地。如此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别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竟然让王国维撞上了。
在哈氏处工作的这段时间，王国维家中经济颇有好转，得以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包括《毛公鼎考释序》在内的许多重要论文，获得了学术成果上一个不小的丰收。
有一句俗话，专门用来形容一味读书不同世务的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王国维当时的生活，大抵如此。在王国维“朝访残碑夕勘书”，流连忘返于古碑残卷之中时，国内局势风云变幻，一刻也未曾安生过。1917年7月，在当时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鹬蚌之争中，安徽督军、前清遗老张勋钻了个空子，率领他的“辫子军”开进北京，振臂一呼，重新把废帝溥仪拥上皇帝宝座，搞起了复辟的把戏。
王国维虽然生活得比较隔绝，内心深处却是向着前朝的。听到这个消息，王国维当然是喜出望外，一改往常封闭隔绝的生活态度，密切关注起事件的进程来。不过，打从一开始，他对张勋复辟事件就持比较担心的态度，觉得这一伙子人前途不容乐观。果然，这一出复辟的闹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段祺瑞等的军事力量打击下草草收场。王国维刚刚高涨起来的情绪没多久像一支断了线的风筝，一头重重地栽在了地上。
这次短暂的复辟事件，王国维的老朋友、一代学术大师沈曾植也是参加者之一。由于王国维虽然心怀前朝，却向来不参加政治活动，沈曾植并没有邀请王国维参与其中。可见在满清遗老中，王国维也是个边缘化的人物。毕竟他辈分较小，在学术声望上还达不到沈曾植这样的地位，又没做过什么大官，当然容易被人忽略。不过，尽管如此，王国维内心的忠诚，却没有丝毫改变。王国维至死，脑后都留着那条作为大清朝象征的长辫。曾有日本友人劝他剪去脑后这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障碍物”，王国维却对这个建议根本未加考虑，甚至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谈起此事时称这个日本人“特别可笑”。
这一年除了张勋复辟，国内还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两杆大旗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飘扬。但这一切，对王国维的日常生活和研究，都没构成什么明显的影响。别人自去打倒旧文化，王国维却窝在逼仄的书斋里研究他的殷周制度。
时间在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中如流水般逝去，新年的钟声又敲两遍，1919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来临了。春天，久居日本的罗振玉回到上海。5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在两家长辈满意的微笑中走进婚姻的殿堂，结为连理。由于罗王两家居处接近，过从甚密，王潜明与罗孝纯早已互相熟悉，二人的婚姻既是出于父母之命，也颇有几分情投意合在里面，因此两口子的日子过得是相敬如宾而又温柔甜蜜。只可惜天公不作美，七年后王潜明抛下深爱的妻子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王潜明大婚之后考入海关部门，做上了政府职员，经济上渐可独立，王国维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而与此同时，次子王高明却不给父亲省心，因为在学校参与学生运动，竟然被校方开除。没有办法，王国维只好效仿当年在日本家中教育王潜明，让王高明以自学为主，而自己从中稍加点拨。家学渊源，当真不容小视。有王国维的从小熏陶和悉心教导，再加上王高明自己的勤奋努力，后来他也成为声望颇著的学术名家。名气虽不如乃父，算不上把乃父的学问发扬光大，但也自成一格卓有创见。
南书房行走
1923年，王国维47岁，已经接近他生命的终点。大半生治学，渐渐有了不小的回报。此时的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
王国维所拥戴的那个前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此时已经长大成人。根据1912年袁世凯要求清帝退位时，与南方革命政府商定的《优待清室条例》，溥仪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虽失了天下九州，却还一如既往地享受着荣华富贵温柔缱绻，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唯我独尊。大概这位有名无实的年轻君主一时间心血来潮，想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勤奋好学，这年4月，溥仪在蒙古贵族升允的怂恿和推荐下，下了一道诏书，选拔海内博学宏览之士入朝为南书房行走，教授溥仪中西文化。
入选的四个人分别是：杨仲羲、景永昶、温肃和王国维。杨、仲、温三人均是老派文人，已经不为今人所知。而王国维能在如此精心的全国范围的挑选当中入选，足见他当时声名之著。南书房又称南斋，从故宫乾清门进去西南边的就是，是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就是跑腿的意思。南书房行走，顾名思义，可以看出并不是什么要紧的职务，算是给皇帝帮闲助兴，伺候皇帝读读书吟吟诗什么的。不过，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也不可等闲视之。最大的好处当然是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有那乖巧伶俐的人借此机会讨皇帝欢心，不用在官场上一级一级往上苦熬，直接就飞黄腾达了。因为关系到皇帝的教育问题，被选为南书房行走的，在道德文章方面往往都是一时之冠。一般来说，入选者是要有功名在身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甚至要求有进士、翰林的背景。
王国维成为南书房行走的时候，大清朝已经覆亡，规格当然就不像以前那么严厉。王国维早年屡试不中，不过区区一个乡下秀才，连个举人都没捞上，竟然也能够入选，除了感激涕零，再没有别的方式能够表达出内心的兴奋和颤栗了！
1923年5月，王国维辞去上海哈同夫妇处一应职务，安顿好家小，风风火火地开赴北京。
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来说，进京面圣无疑是巨大的荣耀。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忠臣义士，为他们心目中英明神武的真命天子抛头颅洒热血，却连皇帝的影子也没有见过，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而现在，多年来埋头于书斋、其实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王国维，就要进入紫禁城，成为皇帝的近身侍臣了。虽然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废帝，对于王国维这样一心向着前朝的遗老来说，区别显然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