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有建树的一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说，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从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起，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张闻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袖。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
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932年冬，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就同总书记博古在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要不要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要不要支持福建事变）等方面发生分歧，进行争论。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围绕广昌战役的战略策略问题，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称“博洛矛盾”）逐渐加深、张闻天在中央高层受到排挤的同时，他同毛泽东的关系密切起来，许多重要观点趋向一致。张闻天写了一系列批评“左”倾错误的文章，并在长征出发前发表了称为长征“动员令”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在长征出发时，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湘江战役失利以后，“中央队三人团”在政治局内部开展了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提出并坚持中央红军正确的战略方向；促使政治局作出召开遵义会议的决定；张闻天还首先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担任军事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又是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对遵义会议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见，从反五次“围剿”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直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最前列。同时，他当时是在党内职位仅次于博古的领导人，又是共产国际培养和信任的干部。在遵义会议后，推举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势所必然，是历史的选择。
在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这样那样不同的解释。本书上篇，依据历史事实，叙述张闻天从犯有“左”倾错误到站在最前列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说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历史必然性。在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没有比张闻天更合适的人选。这是本书想要说明的第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本书想要说明的第二个重大历史问题是：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五朝领袖”，他当总书记当得怎么样？
张闻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危难之际，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挑起中央总书记这副历史重担的。他担任总书记后，立即起草并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及时向中央红军、向全国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精神，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团结全党全军，同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右倾分裂进行了斗争，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这时，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紧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张闻天又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全党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他亲自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扩大、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他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放蒋”后内战一触即发之际，亲赴西安，坐镇处理，维持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维持了国内和平；他和毛泽东一起指导了同国民党的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张闻天这一任总书记，被毛泽东称为“明君”，他坚持民主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备受全党赞扬。相信读者读过本书之后能够得出结论：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是有职有权的，是当得好的，在两个历史转折关头，是有大作为的。
本书讲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张闻天是怎样离开总书记岗位的？
张闻天一心为党，不争权，不专权。长征途中，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他主动提出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说张国焘看重的是军权，不一定要。如果真让他当了，一旦擅权，非常危险。１９３９年８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见。张闻天立即将总书记的职权逐步转移给毛泽东。不仅如此，为了党的全局利益，他又严格进行自我批评，自觉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还主动提出“还账”、“补课”的请求，并身体力行，于１９４２年初带队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为全党树立了自我批评的典范，为全党作出了用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榜样。本书下篇叙述张闻天完成担任总书记的历史使命以后，主动让贤，离开总书记岗位，自觉进行自我批评，并用实际行动“还账”、“补课”的经过，其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作风，其人格的完美、品德的高尚，足为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和重大战略转变时期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辜负党的重托，确实达到了三不朽的要求。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立下的功，彪炳日月，光照千秋。他的策略思想和理论着作，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道德情操，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典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业绩、言行，愿他的道德、情操，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见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致悼词，载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关于博洛交接后张闻天所任职务有两种说法。一种为：“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2011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第19版）。另一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采取这种说法的有：一、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总书记”。张闻天又写道，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就已向毛泽东“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即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张闻天认为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还检讨说：“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二、周恩来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据《张闻天图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三、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四、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五、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六、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七、伍修权在回忆长征和张闻天的文章中说：“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回忆与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尔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同上书，第560页）八、黄克诚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九、198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夏衍信说，“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12月进行了改组，中央不再设总书记”，张闻天“才不任总书记”。（《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十、1982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转引自《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本书为行文方便，依邓小平所致悼词用“总书记”的习称来指称遵义会议后负中共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
另外，决定博洛交接的常委会开会的具体地点不能完全确定。有人说，从实地察看，常委会开会在花房子的可能性大些。这里有一所木结构的、有雕花装饰的房子，五开间，是周围较大的房子。不过，据当时目击者称，这里有不少电线，还架设了天线。估计驻扎的是通讯部门。我认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点很可能在紧靠花房子西边一点的村庄高坎。
毛泽东1964年4月16日的一次讲话，转引自何方：《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同日本社会党人士的一次谈话，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又，张培森《为总书记张闻天正名》一文（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７期）引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说：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