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渡河东征以后，党中央接到鲁迅、茅盾、宋庆龄等的来信；3月中旬，又有从上海再次来陕北的张子华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联合抗日的秘密谈判刚刚开始，也需要进行联络。于是，张闻天又及时把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抓了起来，决定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过去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张闻天同冯雪峰相知很深。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张闻天就知道这位在杭州一师读书的“湖畔”诗人了。30年代初在上海，冯在张闻天领导下主持中央文委工作。1932年11月张化名“歌特”着文纠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冯转变及时，贯彻得力。到中央苏区后，冯又在张兼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教务主任，后来参加了长征。东征山西，冯是地方工作委员会11名委员之一。冯在吕梁山区率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很有声色。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夸奖他。据周恩来在193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以冯雪峰的忠诚、机警和才干，他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
张闻天亲自向冯雪峰交代任务：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络，促进联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据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为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36年7月26日、30日两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临行前，张闻天邀冯雪峰到自己的窑洞里吃晚饭，为他饯行。张闻天叮嘱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据程中原访问刘英谈话（1981年12月6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
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于4月中旬同返回上海的张子华一起从保安出发，经肤施（延安）、洛川于21日抵西安。从这里立即登上东去的列车赴南京。他在南京稍事逗留后即到上海，在一家小客栈里住下，第二天就去见了鲁迅。冯雪峰按张闻天的指示开展工作，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都有进展。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制订《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冯雪峰在其间参与做了工作。他还及时了解了情况，联系了留在上海分散坚持活动的一些已经知道是可靠的党员，同2月成立的江苏省临委江苏省临委是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简称。1936年2月由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决定成立。书记为邓洁，委员为胡乔木、王翰、王新元、丁华。接上关系，实施领导，并开始重建党的组织的工作。冯雪峰与从莫斯科回国和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国共合作问题的潘汉年、胡愈之也接上了头，并互相配合开展工作。
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和周恩来在安塞联名复信给冯雪峰，指示他进一步发展上层统一战线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克服关门主义，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了对鲁迅和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对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很钦佩，要冯雪峰向他们“转致我们的敬意”。该信手迹存中央档案馆，全文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7月下旬，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海工作”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会议肯定冯雪峰去后上海工作“正在展开”，“是有进步的”。同时又看到冯雪峰的“工作范围太复杂，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负责，事实上是做不来的”。会议认为上海工作很重要，需要派人去加强领导，并酝酿“派政治局的常委去，或者派较强的干部去”。对今后上海工作的发展，张闻天指出，主要是扩大统一战线。现在，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转变还不够；文化界的团体，救国会，组织上都比较狭隘；对南京各方面的活动也要扩大。会后，张闻天给冯写信，指示他对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要他重点抓建立上海党的工作，注意划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上海方面的白区工作一直由张闻天分管。1936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又派潘汉年任中共谈判代表赴上海，后来又任命潘为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冯为副主任。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上海地下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白区工作的转变，1936年秋在保安办了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专门培训干部。张闻天亲自为学员讲授《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讲稿还印成小册子广为发行。此件收入《六大以来》（下），其中第一、二部分收入《张闻天选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中央发表了“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的三个文件：《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同时，张闻天即电示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电报详告党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等八点要求以及整个根据地举行追悼大会等六项纪念活动，并告诉刘中央悼念鲁迅的三个文件自10月28日起由C32全文广播（文字）的时间，“请接收”。据1936年10月22日和23日洛甫致胡服电。Ｃ32，红色中华新闻社即红中社的英文缩略语。在国民党统治区，悼念鲁迅的活动同发扬民族精神、进行抗日救亡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一二·九”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直接组织这次活动的，在平津是刘少奇，在上海是潘汉年、冯雪峰和救国会领袖胡愈之，而代表中共中央进行具体指导的，是在保安的张闻天。
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就十分重视联合东北军的工作。
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就指出，要加强白军工作。据1936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文对东北军的分析亦据此。当时，陕甘苏区周围敌人共173个团，其中东北军60个团，第十七路军（通称西北军）20个团。据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电。会议认为，在陕甘苏区周围的敌军中，东北军是“围剿”陕甘苏区的主力。然而他们流亡关内，怀念故土，厌烦内战，要求抗日，对他们进行联合工作是可能的、有利的。
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于1935年11月13日主持发布《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其中确定白军工作“首先应该是东北军”，重申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愿在共同抗日三条件下同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页。11月28日的《抗日救国宣言》宣告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呼吁“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2页。
这时，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在南线取得了直罗镇战役（11月20日至24日）的胜利。张闻天于11月26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对所俘东北军军官给予优待的政策。电文说：“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都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这是将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具体落实到东北军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政策。毛泽东在这一天致函东北军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告以优待政策，表示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红军愿与之订立条约，互不侵犯，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此电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联系的建立，就是对被俘军官实行优待政策的结果。在1935年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中，红十五军团俘虏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张学良、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长）关系密切。红军给他治伤，将他留在红军军事学校工作。通过参观学习和在红军中的生活，高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主动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王以哲同红军联合抗日。
高福源于1936年1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向王以哲、张学良当面汇报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和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的密令，不战而退，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遭到国人唾骂，被斥为“不抵抗将军”，内心非常苦闷。东北军流落关内，全军上下要求抗日，一心想“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却调他们打红军，先在鄂豫皖，后又到陕甘苦寒地区，受尽冷遇；而在“剿共”战争中又迭遭败绩，损兵折将，军心涣散。张学良正彷徨歧路。他同日本帝国主义是家仇国难，不共戴天。他总是想凭借东北军的实力光复东北，不愿打红军消耗兵力。他意识到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希望找一条新的道路。1935年10月下旬，他到上海，同因“新生事件”而被关在狱中的爱国领袖杜重远密谈。杜批评张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要他联共抗日。12月中旬，张又在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所以，在高福源同张学良长谈之前，张思想上已经准备联俄联共抗日了。听高详谈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情况后，张学良要高福源速回苏区联络，请红军方面派正式代表前来商谈。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打开新局面高福源于1936年1月16日返回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同前线的彭德怀商定，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李1月19日晚先同王以哲晤谈。20日会见张学良，会谈了3个小时。21日，党中央收到李克农自洛川来电报告：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他们对“剿共”态度消沉，表示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页。
李克农返回瓦窑堡汇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商量，决定立即采取主动行动，推进同东北军的联合和促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该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提出，在“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下，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来共同实现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2月初，党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
2月上旬，王以哲同我方交换了密码本，以便建立通讯联系。张闻天即将“与王通报之密本呼号”着人送交周恩来。据1936年2月8日张闻天致周恩来电。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谈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应提出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立即交换密码”。当时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肤施、甘泉、鄜县都是它的防区，在南部与东部对陕甘苏区形成包围之势，所以，张闻天十分重视同六十七军的关系。2月16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交代，提议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通电“单独给王以哲拍发一次。”
2月21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就红军渡河东征，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这个电报是张闻天同周恩来、博古等反复商量，几经修改（如：将“抗日讨蒋”改为“抗日讨逆”）写成的。
2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从东征前线向留守瓦窑堡的中央局就同东北军谈判事发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打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等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