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争取和朱德等同张国焘的斗争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下发。
会后，中共中央即于9月14日致电张国焘等，要他从错误中自拔，服从中央电令，率部北上。电报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中央先率领红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准备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红一、三军的领导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和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北进。转引自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
但是，张国焘不理睬中央的电报，反而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庙里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横幅。会议作出决议，污蔑党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张国焘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
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对朱德发动突然袭击，逼迫朱德接受他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并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朱德说：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此处和以下叙述阿坝会议情况均据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
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迫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刘伯承也在会上明确表态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一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听朱德、刘伯承的批评、告诫，于9月15日和17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驱使红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张国焘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还诅咒中央：“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国焘在反党的右倾逃跑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一直走进了反党分裂、另立中央的泥坑。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并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言行，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张国焘要朱德当他那个“中央”的“中央委员”，朱德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是“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引自力平：《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11月12日，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在“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指示四方面军：“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并向张国焘指出，国民党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的讲话和文件中，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以此来贬低中共中央威信，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党中央，“党内起而应声”，“请你们严重注意”。同时，党中央没有把张国焘排除在外，如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的布告，仍然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同日，张国焘的电报，俨然以“中央”自居，不称合法的中共中央为中央。电报中通报四方面军已占领天全、芦山，吹嘘已经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标榜“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继续坚持错误，攻击中央，说这“证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说”。并“指示”党中央：“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条：“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在这之前，9月底，张国焘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联系的红二、六军团电台的空中呼号，遂利用红军总部的密码和总政委的名义，同二、六军团建立了通讯联系。从此，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张国焘切断。党中央与二、六军团的直接联系，直到1936年5月18日中央向张国焘索要了密码后才恢复。张国焘以为用这样的阴谋手段就可以将二、六军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洛配合合作，团结全党，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斗争。他们相信随左路军行动的朱总司令以及刘伯承等同志同中央是一致的，尽可能通过朱德等做教育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估计到在当时仅以党中央出面做工作，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未必能够奏效，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张闻天、毛泽东与林育英（即张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来教育、帮助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态度和办法，接受张闻天、毛泽东给他的任务，不断单独或与洛毛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党的错误，要他改弦易辙，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自称“中共中央”，继续攻击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是“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
针对张国焘不听国际代表劝告，坚持反党分裂的错误，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给予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电文中说：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反党分裂错误，于1月20日致电国际代表林育英，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合法的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竟然要求党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张闻天乃于1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不过，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采取变通办法。1936年1月23日，身处红四方面军中、同张国焘分裂行径坚持斗争的朱德致电张闻天，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他“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张闻天于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关于组织问题，在张国焘“放弃第二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意采纳朱德的提议。电文如下此电以《为谋党内统一复朱德电》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一）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二）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在这里，张闻天提出的是一个既坚持“最高原则”（党中央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不称北方局，张国焘必须放弃第二党组织），又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一定妥协（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的方案。
同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告之：“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指示：“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27日复电林育英、张闻天，在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同时还是不承认合法的党中央而坚持他的第二“中央”，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他还提出：“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转引自《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83页。同一天，张国焘对《瓦窑堡会议决议》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补充、修改的电报，也用“张闻天并转中委同志”的台头，以表示他不承认党中央的立场。林育英、张闻天断然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2月9日张闻天复电张国焘并转诸同志，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说“兄等对政治决议（引者按：指《瓦窑堡会议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对张国焘来电提出的关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增修意见”逐条进行了答复，并说明《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抗日救国宣言》，包括统一战线基本策略方针、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口号、十条纲领、富农政策等等，都是按照国际指示确定的，原则上并无不妥，且已在全国宣布，“此时不宜再有变更”。提出“统一对外步骤”，“希兄方采取一致办法”，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肯定了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关于战略方针，提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在军事上也坚持了中央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指挥。
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张国焘悍然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分裂，于1935年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六十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7天7夜的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15000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
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包围红军。他们从南、东、西三面加紧封锁，准备进攻。红军处在危险境地，南下或东进都不可能，而控制的地域人口不过几十万，物产不丰，地瘠民贫，粮食、被服、药品发生很大困难，兵员得不到补充。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红军，只剩下了4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重。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