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毛、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扣右倾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的指责，当即予以批驳，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作声。关于这次中革军委会上博洛争论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并据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洛甫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博古曾找洛甫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呢！
“毛洛合作”发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张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所谓“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作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方针下势所必致的。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第81页注6。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
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以下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
①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着《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毛泽东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着”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②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洛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③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的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一侧厢房住毛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时，洛毛两人之所以能倾心交谈，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中央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实际上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