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党内有人提出目前“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的意见，4月9日，在瓦窑堡的张闻天和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同时互发电报谈当时应取对策，意见不谋而合，认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载毛、彭1936年4月9日致张电。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中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主张答复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张闻天与毛泽东、彭德怀和周恩来四人在三地主张一致，可见中共领导集体对蒋方针确已改变。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类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公开放在几十个党派团体的第一位。5月5日，为红军回师河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称“五五通电”），不再提“讨蒋”、“反蒋”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有“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的期望。可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审时度势，不为东征受阻的表面现象所动摇，在统一战线中加进了争取南京政府，甚至争取蒋介石，同他们联合抗日的内容，表现了驾驭复杂形势、运用政治策略的成熟。
“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应该看到，对“蒋”策略的变动这时还只是开始。当时，“不发讨蒋令”，不提“反蒋”口号，并不就是从“抗日反蒋”方针转变成了“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方针。从当时的文电、宣言、讲话可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是要“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与捣乱抗日后方”，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广田三原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5年10月28日提出对华政策新方针，1936年1月21日明确为“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是因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致朱、张、刘、徐等电，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提到群众面前”张闻天1936年5月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采取这种策略“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和蒋系内部的分化。但如前所说，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2月以来，对蒋策略确是有了较大改变。在“抗日”与“反蒋”的关系上突出“抗日”为中心；对外不公开提“反蒋”、“讨蒋”的口号，多用“抗日讨逆”的口号取代“抗日反蒋”的口号；在联合对象上，区分南京政府、中央军内部不同派别，从联合地方实力派进到联合蒋系中的联共反日派，如此等等。所以，5月5日“五五通电”发布之后，如果蒋介石确能有所觉悟，改弦更张，切实开始联合抗日的谈判，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由“抗日反蒋”转而为“联蒋抗日”，也就是自然的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如中共“五五通电”所希望的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这时不但没有真正“觉悟”，而且很不“明智”，以为红军撤回河西正是他用武力消灭红军的机会。所以，这时他毫无谈判诚意，反而调兵遣将，派汤恩伯和阎锡山的部队西渡黄河，协同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进攻陕甘苏区的东北部，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苏区南部和中部，要“二马”（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防堵红军西进。在国民党军队的合围、“进剿”之下，陕甘苏区逐渐缩小，连中共中央机关都不得不于6月下旬撤离瓦窑堡移往保安。既然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执意反共灭红，共产党与红军当然只能与之抗衡、周旋。此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估计是：蒋在“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对立的两派中，他毫无疑问把重心放到了“联日反共”的一边。所以，在东征回师陕北以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8日至9日）上，张闻天指出，此次蒋系部队开进山西拦阻红军东征，是突破了《何梅协定》不许中国军队在华北驻兵的限制，而实行了日本对华方针“广田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共同防共”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与国防政府是全局关键”，“现在中心［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粉碎蒋的“围剿”，会议决定，立即组织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集中力量打击坚决反共的“二马”。据1936年5月8日至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所有这一切，实在是被蒋所迫，不得不然。
应对“两广事变”
中国共产党作出根本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和“人民共和国”口号的决策，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通过1936年8月和9月在保安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的。而这同“两广事变”的爆发密切相关。“两广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7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本转变对蒋方针的契机。
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式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接着，粤军与桂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则调兵遣将，进行拦阻。毛泽东于6月9日发表谈话声援两广“北上抗日”，张闻天于6月12日和14日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讨论“西南问题”，会后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引文据此。。对两广“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表示声援，声明“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毋庸讳言，当时张闻天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对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反蒋军事行动是支持的，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采取严厉“揭破”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军队采取分化政策，但公开宣言也没有重提“反蒋”口号，而是高举“抗日”旗帜，“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悔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没有放弃争取联合的立场。内部指示虽然没有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但提出“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提出“在全中国我们号召其他一切抗日的武装的发动，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反对拦阻两广抗日，反对发动内战。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实际上是“抗日反蒋”其表，通过武装发动与救亡运动来“逼蒋抗日”其实了。
国民党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而定于7月10日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致书出席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再一次正式提议立即停止内战，立即联合起来，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表示“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抗战的生路”，表示“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也没有把蒋介石排拒在门外，而同南京方面的秘密谈判则通过几条渠道一直在进行之中。
总之，从1936年2月至7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起，适应变动着的国际、国内形势，灵活地调整了对“蒋”策略。“抗日反蒋”方针开始有所改变。“反蒋”口号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蒋氏对共产党与红军政策的变化，有强弱、隐显之别，但还没有完全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已经有了“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意向和某些行动，但由于蒋氏坚持反共灭红政策而时生波折，“逼蒋抗日”的方针还未能完全确立。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代之以“逼蒋抗日”的方针，是在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逐渐趋于完善，“逼蒋抗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内容。
“两广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7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本转变对蒋方针的契机。
1936年上半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又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近的形势下，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增长，国民党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发展，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有改变妥协退让政策的表示，但还没有放弃同日本谈判。国民党内部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力量对当权者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更加表示不满，一些地方实力派利用抗日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两广事变”就是最突出的事件。这一切使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次全会表明，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实际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是不彻底的，但较之过去确实有了若干进步。对外，蒋介石依然没有提出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但已表示不再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在会后9月至11月间南京政府外长与日驻华大使举行的七次会谈中，蒋对日外交确实较前强硬）；对内，蒋介石依然不愿意提出联合抗日的任务，但在“现代国家”、“统一安内”的口号及“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主张中确也表示了愿谈联合以至利用统一战线的意向。
南京方面在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即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早在5月中旬，张子华第二次到陕北时，曾经带回谌小岑以个人看法名义转告的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8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这封“南京来信”（称“八月来信”），内中所提出的新的四条，同上述5月所提四条有较大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南京方面“现在是着重统一”。据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八月来信”的文本至今未见，所提四条没有确切的记载，从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各点：（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二）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四）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要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国内的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这是贯彻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统一安内”策略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收到了内容相应的私人来信。
就在党中央研究国共关系出现的新形势，考虑应该怎样回答南京方面的“八月来信”，调整对蒋策略的时刻，潘汉年于1936年8月8日到达保安。潘在长征途中奉派到白区。他到上海后因情况变化，于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3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国共谈判问题。王明在与邓会见时提出，鉴于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并写信介绍邓进苏区与中共中央联系（未成行）。后来，王明派潘汉年回国。潘于5月初到达香港。7月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先在香港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要求即同陈果夫会谈，曾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的意见）后，再来南京会见陈果夫。潘乃启程经西安赴陕北。到保安后，就在张闻天的窑洞内炕前支一张行军床住下。他立即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香港、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放弃“抗日反蒋”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等）。南京方面急于要得到中共中央对他们所提新的四条的答复，更促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断。于是，张闻天在潘汉年回来之后两天，1936年8月10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会议确定共产党“和南京谈判”。关于谈判的方针和条件，概括起来为：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据1936年8月10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