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虽然再也无暇进行文学创作，但对文化运动（包括文艺运动）是一直关注的，对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文化人是非常关心的。他在兼任宣传部长期间，对抗日文化运动不断进行指导，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作了不懈努力。张闻天对文化问题的论述颇多，主要有：
1937年11月14日，张闻天在陕甘宁特区“文化救亡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长篇报告（通称“文化运动”报告），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文化运动，规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文化运动的任务。
1938年4月20日，张闻天为祝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题词：“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并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这就是现代文艺家的使命。”
1938年7月，为慰劳参加延安抗战戏剧节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宴会，张闻天在席间讲话，论述学习旧形式和学习外国的问题。
1940年1月5日至7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长篇报告（通称“文化政策”报告），报告全文载《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出版）。先后收入《六大以来》（下）、《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闻天集》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为题节选部分内容。全面地总结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性质和任务。
1940年9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的党内指示，指导并直接推进了国统区和根据地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0年10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草拟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具体地规定了党对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应该采取的政策。
1941年6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其中对文化运动的意义、任务、政策作了简明扼要的规定。以上三个文件均收入《张闻天选集》。
在这些报告和文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文化政策”报告。张闻天在对新文化运动做历史考察与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发展抗日文化运动的任务、策略、方针、政策作了较有系统的、较为全面的论述与阐发。当年茅盾读了此文和毛泽东在同一次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后，非常钦佩，称这两篇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与报告的理论阐述相应，张闻天主持制定了若干政策文件，具体指导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关于新文化的内容，张闻天提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要求，并指出“为抗战建国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他对比分析了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新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阐明了新文化“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要为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而奋斗，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张闻天又分析了文化工作的特点和文化人的特点，说明文化工作同其他领域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要考虑到作为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又要注意各文化部门的特殊规律，还要重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与传播渠道的曲折性，以及文化人作为单独工作的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的特点和这些特点导致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弱点。
从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出发，从文化工作与文化人的特点出发，张闻天论述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性质以及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点。
张闻天首先强调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他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关系。”这是就参加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人员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来说的。就思想上来说，张闻天认为：“文化统一战线是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因此，凡各文化人对于当前某个政治问题或某个文化问题有共同思想上的一致，即可联合起来。”这是十分广泛的。再从内容来说，文化统一战线并不要求全部做到新文化内容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点要求，而“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阐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是最广泛地团结除汉奸文人以外一切文化人的政策。为了实现广泛性，张闻天还提出了多样性的主张。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文化人之间，除以抗日不抗日作为团结的分界线外，还可以在关于文化的各种方面与各种问题上进行统一战线。”他具体地说明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层次的文化统一战线。在强调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广泛性、多样性的同时，张闻天又指出了它还有斗争性的一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锋的与指导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求得更充实的与坚强的统一。同时，他还提出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文化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能够起先锋与模范作用”。
对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点与原则，张闻天也作了重要的提示。他指出：“统一战线的组织，不应有很严密的集中的组织生活”，“要避免规定许多规则，条例去限制他们的文化活动”；“应保证统一战线内的文化工作者有发表、辩论、创作与生活的充分民主与自由”，“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当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关心他们创作的命运这是发展与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方法”；要在尊重、帮助、同情文化人的方针下，“引导”他们“接触实际的斗争，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接近与深入大众，向大众学习”，来纠正缺点，克服弱点，经过实际锻炼，“使他们具有鲁迅一样坚定、明确、切实、勇敢及为解放大众而奋斗到底的优良的品质”。
根据抗日文化运动发展的情况，张闻天进行了及时的指导。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与思想统制随之加剧，一段时间里，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包括抗战文艺运动）出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
《发展文化运动》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并就如何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加以切实的研究。这个文件规定了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方针与策略，指出：“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并提出“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动员群众，推进运动。这一方针与策略，是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统制提出的积极的对策，确实对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发生在文件下达之后。如：9月下旬，郭沫若愤然退出政治部第三厅；10月10日，茅盾以非党员身份离延安赴重庆，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11月，逼使国民党在其军队政治部之外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支持郭沫若出任主任，使之成为进步文化人活动的中心；等等，都是同张闻天写的这个党内指示的精神有关或一致的，其中有些事情，张闻天也是与闻其事的。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从沉寂中昂奋起来，相继出现了“雾季戏剧”的高潮和讽刺作品的兴盛，这同文件的正确指导也不无关系。
《发展文化运动》同时提出在根据地推行文化运动也都应该采取“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的方针。同年10月，张闻天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说明党对文化人应取的正确态度，具体地规定了做好文化人与文化团体工作的原则。张闻天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此件以《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除单独注明者外，均引自《张闻天选集》。在对文化人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其要点是：
第一，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第二，采取一切方法发表文化人的作品。因为“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而文化人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
第三，保证文化人充分的写作自由。“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那种“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第四，正确开展对作品的批评。张闻天指出，“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第五，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人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者，应该“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应有“足够的气量”，“求大同而弃小异”，同文化人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张闻天还特意指明，“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张闻天在文件中提出的这些指导意见，正确阐明了党与文化人的关系，是切合实际的文化政策和文艺政策。从实践来看，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领导同志都是这样做的；从革命圣地延安，到东海之滨盐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对抗日根据地、还是对国统区，在广泛团结文化人（包括文艺工作者），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文化团体的工作，张闻天吸取20世纪30年代“左联”、“社联”存在的“第二党式”的缺陷的教训，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下的文化团体的组织、任务、作风等方面作了相当具体的、切合文化工作实际的规定。
他认为，文化团体主要应该是专业团体，“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当然，这些团体也可以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在团体成员的吸收上，“不在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好”。关于文化团体的任务，文件规定“一般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人材；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联络文化人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纸杂志写稿；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着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此外，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还可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设施，供文化人集会、娱乐，设“创作之家”一类住所，让他们安静地从事创作。至于文化团体的工作，张闻天反复多次指出：应该倡导民主、自由的作风。他说过，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都应该“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第12节。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张闻天在确定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与有关方针、政策，指导抗日文化运动与抗战文艺运动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他的文化思想在总体上当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然而应该看到，他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诸如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与特点的历史概括；关于新文化内容的深刻分析和新文化性质的全面理解；关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融合”、“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去活动”的主张；对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倡；关于大众化包含提高与通俗化双重任务，既要反对通俗化变为庸俗化，又要防止提高变为脱离群众的主张；关于批判地利用旧形式与外国形式，创造新文化的新形式的意见；对于“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高度评价和对鲁迅精神的发扬；等等，同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文艺思想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在毛泽东文化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张闻天有其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