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发动
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把主要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在党中央领导下，无论是在延安，在各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干部教育、理论宣传、文化运动以至普通教育，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逐步开展起来。张闻天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但也没有发现党内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则不同。他高瞻远瞩，看到在全党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其根源在于思想作风的严重不纯。
诚然，遵义会议批判并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并纠正了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因此既往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是非没有分辨清楚，也不可能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这样，就必不可免地在指导思想上又会产生分歧以至对立，必不可免地在另一种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就是说，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上批判并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必须端正思想作风、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特别是在当时日寇向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抗战形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大批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党内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好思想路线和作风问题，要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将是不可能的。
严重的突发事件，尖锐的党内矛盾，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阴谋策动了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皖南部队主力几乎全部覆灭。从内部原因来看，这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有关。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新四军有功，但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党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固派进攻时又处理失当。这次突发事件招致严重损失，从主观方面检讨，说明已被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甚至在某些地区还严重地存在。
王明在延安，问题更为突出。王明同博古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是给党和革命造成异常巨大损失的主要责任者；王明又是抗战初期提出右倾投降主义并在武汉长江局推行右倾错误造成严重损失的主要责任者。可是，他从1938年底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两年多来不仅始终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反而坚持错误，甚至将错误说成正确，还进而攻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九整风前后1939年5月，王明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1939年6月，他又将1938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改题为《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刊载，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特别严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将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版书名为《两条路线》）一书第三次出版，并在1940年3月19日专门写了一篇“三版序言”，哗众取宠，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代表作，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硬塞给“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和“延安各学校”。1940年11月，他又在《共产党人》第12期上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大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点不作自我批评，俨然以“国际路线”正确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面坚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并兜售自己的错误理论，另一方面又诋毁、攻击毛泽东的着作。他说，《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追述了他当时对毛泽东说的这些话。见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该书第15-16页。刘英向笔者也谈过此事。
王明宣扬的观点和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挑战，他尖锐地提出了怎样看待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战初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怎样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王明流毒全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澄清、不解决，就无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就无法“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条件实现。引文出自《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721页。
张闻天负责干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经中央讨论通过，得到毛泽东同意。可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干部教育中确实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张闻天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中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并专门写文章提倡过这个方针，可是，从“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样的要求来看，他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残余。而追根溯源，学风上的问题正是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毛泽东面对当时这样的情况，即“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中共宣传部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1942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遂于1941年春尖锐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并由此开始，从上而下，逐步在全党发动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为出版他的旧作《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接着，5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倡导树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都是极坏的作风；“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同上书，第801、797、802页。在延安高级干部中间，自然地引起了对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是否正确，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张闻天一方面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竭力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进，1941年6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文件《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另方面内心感到委屈。他后来叙述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状况时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看过，而且特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下段引述亦据此件。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了决心找毛主席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的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一阵。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张闻天下了五个字的评语：狭、高、空、怯、私。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过去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很委屈。从中央苏区后期，到长征路上，直至抗战初期，他同毛一起，站在第一线，同博古、李德，同张国焘，同王明，进行了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何怯之有！他拥戴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自己甘当“配角”，使毛的正确方针、主张畅通无阻，还一次又一次主动让权，真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跟着毛泽东，和全党同志在一起，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开创了历史新局面……这五个字的评语，从何说起呢？不过，毛在报告和谈话中对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所犯“左”倾错误的分析，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深刻的。张闻天服从真理，顾全大局，对毛的那些过火批评，“听了虽然不服”，“抱有抵触情绪”，但他没有辩解，仍然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提出“还账”与“补课”
毛泽东领导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及其思想根源问题，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并于1941年9月10日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0月22日结束），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9月10日会议开始时作重要报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他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张闻天听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之后，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除了“还账”即“清算”历史错误之外，张闻天还就怎样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提出“补课”的要求。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从九月政治局会议起，张闻天停止了自己的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及毛泽东的全部着作，从党史上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自己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观念此时在张闻天心中建立起来，张闻天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感觉也从此时发展起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系统发言，确认土地革命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错误，明确地承担责任。他说：
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已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有这样有力的发展。《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关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发展的过程，全党有一个认识过程。1941年10月13日组织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为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说：四中全会虽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认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萌芽或胚胎”；同年9月2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或出胎”。这些观点反映了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看法。张闻天发言中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时间的看法同这次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