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不妨拿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与爱玛作一个简单对比。安娜为爱情抛弃的一切，正是爱玛毕生追求的梦想：尊贵的地位，豪华的生活，奢侈的物质享受与上流社会的迎来客往。事实上，爱玛的理想就是安娜的现实，真正追求理想爱情的是安娜·卡列尼娜，这种追求的热情与纯真使她远离了现实，从而进入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而爱玛则在热情的浪漫中时时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为自己的是否高雅或气派耿耿于怀，这样，爱玛便失去了超凡脱俗的可能性。爱玛最后被债务所逼服毒而死，安娜则是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死于火车轮下。因此，爱玛的悲剧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悲剧，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一种真正的诗性的献祭。在这个意义上讲，安娜是高尚的，爱玛则是世俗的。
这其实涉及到作家对人生的态度与立场。在对待人生、历史和世界的总体态度上，福楼拜要比托尔斯泰清醒得多。托尔斯泰对现实不满，但在总体上对人类还未失望，他在诅咒贵族的同时却在鞋匠的窝棚里发现了人生的光明，正是这束理想之光，燃烧了他的人文主义热情。但福楼拜对人生却没有如此明媚的信念，他灵魂深处精神的失重败坏了他的心境，犹如站在不顺心的位置上，望出去一切都会变得歪歪斜斜的，以致他所看到的往往是事物相反的一面，看到孩童，脑中立刻浮现老人；看到摇篮便想到墓场；面对夫人，不由得联想她的骨骸；看到幸福，则引发我的悲思；看到悲伤的事情时，则产生事不关己的心情。他让爱玛的浪漫一步步走向绝路，让人一点没有做梦的企图，同时对我们说：人生、世界并不值得热爱，盲目的爱恋结果只是幻灭。正是这一深刻的厌世倾向使作家承认：爱玛——这就是我！
也正是这一怀疑主义的人生姿态使福楼拜扬弃了人文主义的天真与自信，变得冷静而不动声色。在小说中，我们是看不到那种扁平单一的漫画式肖像，而且故事也不以情节巧妙取胜，只是仅仅将精心选择的偶发事端安置在平稳发展的小说的程序中，犹如一道缓慢的生活流，清澈、明净、洗练，没有大起大落的波动，无怪乎写到爱玛的尸首时，照样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节奏，仿佛铁石磨成的镜子那么漠然而不动情，也不值得动情，因为作家对人生的丑陋早已厌倦，以致懒得震惊。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西方近代小说史划出了一个新阶段。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正以她那经久不衰的艺术个性让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认识她的丰富内涵。从某种价值层面上讲，包法利夫人的生命活力，她的青春激情，她对生活的无休止追求，以及她理想实现的途径，不仅是她个人的，而且是普遍的，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1875年12月，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说：“我总是强迫自己深入事物的灵魂，停止在最最广泛的普遍性；而且存心使自己回避偶然性与戏剧性。”正是爱玛身上蕴藏着的一种人类共有的普遍性，所以不仅是作者，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小辞典】
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福楼拜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卢昂医生世家。童年在父亲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福楼拜在中学时就开始从事文学习作，早期习作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攻读法律。1843年放弃法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1870年发表长篇小说《情感教育》。小说在揭露个人悲剧的社会因素方面，与《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还写有《圣·安东的诱惑》（1874）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
福楼拜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以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细致入微和毫不留情著称，他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的描写。同时，他还提倡“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在艺术风格上，福楼拜从不作孤立、单独的环境描写，而是努力做到用环境来烘托人物心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还是法国文学的语言巨匠，他的文字一向被看作法。
情人——永不褪色的杜拉斯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时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情人》就是这样开头的。这时候的杜拉斯，已经七十多岁高龄，她的面容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肌肤也支离破碎，娟秀纤细的原有轮廓虽尚能辨认，但实质已被摧毁。然而女作家自信心犹在，风度气质也犹在，因为她的心灵深处，还珍藏着少女的容颜和亭亭玉立的身姿——那青春的形象，把明媚的笑靥隐蔽于岁月刻蚀在额头的深沉裂痕后，也把流光溢彩的顾盼埋藏在呆滞眼神的混浊屏障里。
终于，女作家用自己的喃喃私语，将这原用以自悦自喜的形象，一个近16岁的少女形象，邀了出来，不仅从年复一年时间剥落的尘埃里，也从以往堆积起来的书写的墨迹中。
仿佛是一台年代久远了的留声机，在沧桑的岁月转碟上渐渐地释放出喑哑的声音……往事依稀遥远，而又历历在目，转出50多年前那一段隐秘而狂热的恋情。
1929年夏天，一个空气中飘浮着潮湿与暧昧的日子，在殖民地时期的越南西贡湄公河畔。发黄肮脏的河水上漂浮着菜叶，轮渡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近16岁少女：“体形纤弱修长，几乎是瘦弱的，胸部平得和孩子的前胸一样，”头戴一顶男帽，“玫瑰木色的”，有着“黑色宽饰带”，脚踏一双廉价但缀满珠片的高跟鞋，虽然两条小辫还挂在前胸，却搽上了浅红的脂粉，涂上了暗色的口红。异样的装束衬着纤弱的体形，使她显得“很不平常，十分奇特”，“暧昧不明，模棱两可”却又惹人注目。在西贡这个法属殖民地，白人女性本来就招人盯视，现在她更成了人人侧目的中心。此刻，她一只脚踏在舷栏上，目光望向远方，就这样伫立成一道风景——一个许多年后一直叠印在无数人心中永不褪色的镜头。日复一日。直到她终将也成为“他”眼中的风景——他，一个从巴黎辍学归来，衣着体面，温文尔雅，衔着一支英国香烟，从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里走出来的中国青年男子。于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白人少女，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富家公子——或许从她坐上他的那辆黑色汽车，从他哆嗦着牵她的手的时候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必将有故事发生。
十五岁半的法国少女就这样走进了她中国情人的住所。
一个生活在冷酷和沉闷家庭的小女孩，哪里知道什么是爱？她只是幻想着想爱一个陌生人。而那个在故乡也已经许下了亲事的男人，他知道离开了他父亲的钱他什么也不是。他们都知道长相厮守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他们对于未来都轻描淡写，没有期望和承诺。
所能把握的只剩下在嘈杂的唐人街中那间小屋子里的短暂的欢娱了！“那间房是黑暗的，被无休止的喧闹声围绕着，随着市镇的喧嚣，这外来的过客展露着海洋……我自忖着其波澜壮阔和深不可测……然后一次次的进入……我们就这样紧贴着，在城市的喧嚣中紧贴着。”他们一次次地激情相拥，除了做爱，还是做爱，什么都不多想。屋外此起彼伏的吹喝声伴随着他们的呻吟；来来往往的人的影子，透过木格子的门和窗投进来……青春期的种种欲望，它们如此激荡奔涌，一旦得到释放，就像不可遏止的激流，“是那样汹涌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大城市都可以冲走”。这激流是对肉体的一种吁求，不仅吁求自身的，也吁求另一个异性的。
在西贡城南堤岸那间光线暗暗的房间里，经历了痛楚和流血之后，身体转人沉迷，最后上升到狂喜极乐之境。这是她不知不觉中久已期待的，终于如愿以偿——身体懂得了前所未闻的舞蹈和音乐。少女沉溺于肉体的欲望中，紧闭双眼，失去了名字，感到整个人似乎被巨浪所席卷，被暴风雨所裹挟，被黑暗所吞没。于戏悦中迷失了自我，这种瞬间的充实，前所未有，她禁不住一再要求重复这种填充感。在一切平息的间歇，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间，又回到了光明，重新有了名字和面目。于是，忧戚悲伤弥漫在两个刚刚以身相许的情人之间。她哭，他也哭。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迥异的情爱过程。不再是那种一见钟那种先是心心相印，尔后再肌肤相亲，先有精神或情趣上的渴念、默契或沟通，尔后才有肉体的拥吻和结合的模式。
畸形的爱
一旦少女的身体获得解放，性和情不再受压抑，少女也就经历了自我意识的重新发现，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从一开始，少女就对中国情人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她根本不想听、也不相信对方“你是我唯一的爱”的呓语，她高兴他把她当作妓女、下流货。而他，也绝不是第一次有女人，无论在巴黎，还是在西贡。有一年半的时间，她充当了他的秘密情妇，经常从寄宿学校逃学，或夜不归宿。他的黑色轿车，载着她从家里到学校，从大饭店到堤岸的密室。一个是白人普通少女，一个是中国年轻富豪，双方似乎只是一笔“交易”。但这只是两人关系的表面，也是少女观念中的误区。在更真实的背后，影响她和他一道进入爱的世界的障碍，是种族的差异，家庭的陈规，年龄的差距（他比她大12岁），以及社会的歧见。她无法袒露出口，说她也爱他。至少在理念上，她不承认自己已陷入情网。她和他在一起，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即为了他的钱，除此以外不会再有别的原因。她明白，这种关系不会有任何结果，即便让他承担她和她全家的一切：“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白人”。她的兄长、母亲，都因他是她的情人而在心里羞辱她，她的同胞们也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她。有了这番遭遇后，甚至只有离开西贡，她才能再像常人一样出嫁成婚。这些对她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而他呢？他是巨商的儿子，金钱的奴仆。“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虽然爱情给了他勇气，但要他违背父命，进而下决心娶她，却比登天还难。他不可能脱离他的家族，独立和她一起生活。然而他又狂乱地迷恋着这个少女，全然不同于巴黎那些用法郎换来的一夜风流的白种女人。“对他来说，放弃爱情绝不可能，这样的爱情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
一个不自觉地回避着真正的爱，一个无勇气将爱缔结为婚姻；一个终要离开殖民地回法国，一个终要遵父命娶别的女子。这一对男女，终究将被持久的爱所抛弃。他们相会、情爱——为分离，为永不可能实现的爱情之美好结局，为这狂欢而悲伤的生活。他们不再谈论什么，只管尽情享受着青春的激情与魅力，让这种行为把两人拉得更近，在有限的相聚中让对方不断地享受快乐，让自己忘却痛苦，忘却必须面对的惨淡事实。一时间，身体成了唯一可靠的慰藉，也成了唯一可以逃避的乐园。灵魂在此中麻醉，两人的肢体纠缠和热潮涨涌把现实远隔在外。
但这慰藉不可能持久，这乐园的空间也有限。再炽烈的欲望，也随着即将离去的爱而飘散，以至化为虚无。在离别的路途中，在茫茫的大海上，在一个天宇放光的黑夜里，在船上乐队演奏的肖邦圆舞曲的伴奏下，她莫名其妙地淌下了眼泪。即便理智上知道，她不该为中国情人流泪，但串串热泪还是潸然而下——
海上没有风，乐声在一片黑暗的大船上向外扩散，仿佛是上天发出的一道命令，也不知与什么有关，又仅是上帝降下旨意，但又不知它的内容是什么。这少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这次该轮到她也纵身投到海里自杀。后来，她哭了，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不曾爱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有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这似乎是天启或天意。至少，杜拉斯告诉我们，她爱着爱情。为什么她突然感伤并想到了自杀呢？仅仅因为她的爱情、她生平第一次爱情的消逝，还是她也爱他？显然，此时此刻她的发现，已找到了整个答案。
爱的逃离死亡
杜拉斯自己又《情人》称为“关于渡河的故事”。
渡河时刻，和中国情人相遇，在少女是跨出沉闷、冷酷而又破败的家庭的决定性一步。她身体的性状其实尚未完全成熟，早熟的意识借助服饰做了夸张——她在渴求爱，母亲无法给予的爱。通过中国富商的儿子，她得到了她所要的。但那其实不完全是她所企求的，而是另一种性质的爱。这个“身体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缺乏阳刚之气，人很柔弱”的情人，与其说是她的猎物，不如说是她的机会。通过这个契机，少女唤醒了自己的身体，触发了欲念的爆发，也导致了情感的超越，变成了全面成熟的真正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