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想仓促了结安娜的一生，而是把她从精神错乱中拉了出来，让她走出了那幢令她窒息的房子。在等待渥伦斯基的音讯时，她坐立不安，于是她坐马车到哥哥家去。屋外的大街上，雨过天晴，闪耀的五月的阳光，光彩夺目的石板，鹅卵石，车轮，铜器，使安娜失常的心态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她觉得跟家里完全不同了，认为死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绝望时的心理活动在一种特殊的病态的眼光中显得楚楚动人。在安娜的视野里，周围的一切都显示着特殊的意义。她由面包店想到莫斯科等地的水，由这些地方的好水又回想起自己美好的少女时代，不禁悲叹现在的不幸；由看到使女的丈夫，想到要把与渥伦斯基的一切往事全部忘掉；由两个微笑的姑娘想到她们可能在谈论爱情，由爱情又想到这对自己是一件多么难受卑下的事；由三个奔跑的男孩想到再也回不来的儿子。接着，安娜在哥哥家中受到了多方的刺激：由吉提也在多丽家，想到了渥伦斯基会后悔没和吉提结婚并厌恶自己；由吉提开始不肯出来接待她而感到莫大的耻辱，感到自己遭人唾弃的处境……这些都是在她原来痛苦的基础上新添进去的一些感觉，于是，她的情绪比离家时更坏。在回家的路上，安娜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情自己了，并且还会遭到别人的幸灾乐祸。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安娜第二次陷入了精神错乱的思维中。此后，作者用渥伦斯基答复安娜的电报使安娜的情感活动白热化，在对着“十点以前我不能回来”的电报，安娜的“心上涌起一股无名怒火和渴望报复的欲望”，“她从来没有像恨他那样恨过任何人”。
她感到帽架上渥伦斯基的帽子、四壁、仆人们等一切都是厌恶的，她甚至还产生了幻觉，想象着渥伦斯基正同母亲和苏霍金娜小姐谈着天，为自己的痛苦而高兴。之后，安娜再度离开那幢房子，她已经不能理智地思考了，连上哪儿都是随着马车夫的意思。在她头脑中掠过的种种计划中她模模糊糊地选定了一种，就是去找渥伦斯基算账，“在火车站或伯爵庄园里大闹一场后，她就剩下城铁路的火车，在最先停靠的城里住下来”。安娜此时并没有想去死，只是想永远离开渥伦斯基。在去火车站的途中，安娜第一次明白了她和渥伦斯基的关系：“他在我身上追求什么呀，与其说爱情，不如说是满足他的虚荣心。”“他从我身上得到了一切能得到的东西，如今再也不需要我了……”因此，当自己的爱情越来越热烈时，已经达到目的的他却日趋衰退，这便是他们分离的原因，即使离了婚和渥伦斯基结婚，外界的舆论和渥伦斯基对自己的厌倦仍旧不能改变，不要说幸福，就是免于痛苦也是不可能了。她认真地想到了对儿子的感情；“我也以为我很爱他，可我没有他还不是照样生活，我拿他去换别人的爱，在爱情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对这样的交换并不感到后悔。”
在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妇人的话解除了她“今后怎么办”的疑虑，她清楚地感到在这个社会里自己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有死才能摆脱缠绕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苦难。在明白了这一切后，安娜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她仇视这个逼她去死的社会，随即仇视映入眼帘和灌入耳中的一切，在“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人群的怪异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娜明显的厌世、愤世心理。希望和绝望交替刺痛着她那颗受尽折磨的忏忏乱跳的心。她在下意识活动中上车、下车。接到渥伦斯基“我十点钟回来”的信后，非但没有唤起她一丝生的希望，反而加速了她报复欲望的实施：“不，我不能再让你折磨我了。”“我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既然精神已经死亡了，肉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同一个没有归宿的灵魂，不知来路是何，何路是归。最终她喊着：“上帝啊，饶恕我的一切吧J”扑向铁轨。“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终于永远熄灭了。”她用死结了一朵绚丽的花，把生命的全部都滞留在了对美的惊人的慷慨之中。
安娜没有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妈家去，没有到多丽家去，没有独自出国，也没有回到卡列宁身边，而是选择了死。她的死固然有对当时那种虚伪罪恶的社会的近似控诉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她性格的极端走向的必然悲剧，是爱情破灭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娜最终是为涅伦斯基而死（无论爱还是恨），为个人幸福而死，临死前，她喊着：“上帝啊，饶恕我的一切吧。”她承认自己有罪，这和她第一次走近渥伦斯基后喊着的：“上帝啊，饶恕我吧！”是完全一致的，也和托尔斯泰卷首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呼应的。
在作者所赋予的安娜的性格中，我以为激情和活力是其基本的内涵，正是这种压抑不住的活力使美貌纯洁的吉提相形见绌；正是这种被唤醒的激情使她与卡列宁的婚姻、甚至彼得堡习以为常的社交生活、甚至包括孩子谢辽查都黯然失色。与这种激情与活力相伴而来的是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了“奸情”之时，对丈夫说出下面这段话是需要一点疯狂勇气的：“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托尔斯泰对这种激情真是太熟悉了，我们不妨想一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复活》中的喀秋莎，还有蛰伏于作者心中的那头强壮的熊——它的咆哮声一直困扰着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和“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
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谢辽查遗弃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她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