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则天的祖先与父母，正史中记载甚少，现代史家多以《新唐书》与《太平广记》的记载为依据，认定其先人是世代经商的寒微庶族，其父是个木材商人。
近来笔者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主线，参阅了《元和姓纂》、《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数种史料，对这些史实进行了探索，认为：武则天的祖先既不是世代经商的农商家族，也不是累世公卿的四海望姓，而是中上层官僚地主，她的父母也不像《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所载的那种面貌。
一
关于武氏家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明：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为氏。所以武则天做皇帝，尊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尊周平王少子、武氏创始人为睿祖康皇帝，这不是攀高门，而是炎黄子孙不忘祖先的传统观念。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代宰相369人，都有各自的姓氏起源，出自姬姓的姓氏占了较大的比例；另有出自姜姓、风姓、嬴姓、黄帝、拓拔氏等等，仅因手上有文而定姓氏的有两姓；即刘氏、武氏。欧阳修作宰相世系表，唐代林宝着《元和姓纂》都是以前代流传的家族谱系为依据，这些资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本身就是各个家族的可靠史料。
武则天的第七代祖先武洽，是武家由安徽省宿县（沛之竹邑）迁来文水的最早祖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他官居平北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别封大陵县，赐田50顷，因居之。唐人李峤撰《攀龙台碑文》、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和不赞成武则天称帝的《武就碑文》都有类似的记载。香港学者宋德熹先生认为，武氏祖先的官位愈近愈卑；愈远愈尊，近者尚且可信，远者有伪造高官的嫌疑；为此笔者查了武则天第十二代祖先的身世。在《晋书》传记中确有尚书左仆射、薛定侯武陔的记载，写明他在泰始元年为左仆射、薛定侯，与武茂、武韶兄弟三人总角知名。处在魏晋时代世官世禄的政治条件下，尚书左仆射的第五代孙在近百年之后任平北将军、晋阳公是顺理成章的事，更何况五代人中有武越、武铺、武嘏、武念，都有嗣封薛定侯或为官的记载呢？这些人修纂自己的家族谱也是必然的。魏晋齐梁时代大修谱牒之风是不会不吹进武家的。《旧唐书·经籍志》就记载了当时谱牒55部、1691卷，其中一定包括武家谱牒，如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就把武姓列为并州望姓。他在原序中谈到撰写过程是“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唐人王涯在序言中也说：“宝该览六艺，通知百家……其为述作也。去华摭实，亡粗得精，条贯禀大贤之规，网罗尽天下之族……”由此可见，唐人林宝是在武则天死去100多年后，不受其政治影响下研究前代史料谱牒写出《元和姓纂》的，其可信度是很高的。
武则天的第六代祖武神龟，官居祭酒。《文苑英华》中《武就碑文》记为国子祭酒寿阳公。在当时条件下，其父武洽为晋阳公，武神龟一般应承袭父爵也为晋阳公，但他却改变封爵，其原因何在呢？极大可能是因为武神龟受封在北魏太平真君九年之后。因为武洽封邑大陵县（今文水县）是本年改为寿阳县的，故武神龟才有改封寿阳公的爵位。
五代祖武克己官居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袭寿阳公。《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记为后魏散骑常侍。这一不同记载表明：他两种官都做过，是任职经历的升降变迁，史家以褒贬之笔作挑选记载，不是事实上的矛盾。
四代祖武居常官居北齐镇远将军，袭寿阳公。这一记载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外也见于《元和姓纂》。《新唐书·则天皇后传》又记为殷州司马，表明他做过六品官。另外，唐人柳宗元撰写的文史笔记《龙城录》一书中说：“武居常少时游于洛下，人呼为猴颊郎，以居常颏下有须，若猿颌也；其上有四靥……”这里形象地记载了武居常的相貌特征，也从侧面反映出武居常少年时代的身份是随官宦游的官宦子弟，不是一个文水县农家子。从记载可见他游于洛下，并为当地人熟悉，呼为猴颊郎是居住时间长的表现；他面貌较丑，地位又高，故人们称之为猴颊郎而不敢直呼为猴颊小子或猴颊厮。从记事位置看，他和魏征、房玄龄、赵师雄、宁王、阎立本等并排记载，也表明他不是一个农商子弟。
三代祖武俭官居永昌王咨议参军，是个小官，同时《册府元龟》卷779中也说他雅好坟籍，养素求园，州县累征不应，是个读书又寡欲的人，看来这一记载是在他做官之前以一个志士仁人而记的。
她的祖父武华为隋朝东都承，同时见载于《新唐书》与《元和姓纂》。以这两代人与前代相比是有些家道败落，但都没有成为农商家族。
以上资料，不论出自正史还是其它史料，都说明武则天的祖先不是世代经商，也不是世代务农，而是未进入公卿王侯的中上层官员，柳芳着论：“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朴者曰华腴。”武士彟的父亲与祖父居官不高，故有氏族志不叙本望的事实，但上探至曾祖居常，下算至武士彟这一代，则是可算作华腴的。正因为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中称武氏“门着熏庸，地华缨黻”。这就表明武氏家族上不及膏梁下不是寒族。有的学者用骆宾王讨武曌檄文中的“地实寒微”，突厥可汗骂武氏小姓的记载说明武家是农商寒族。其实门望的高低，族姓的大小都是比较而言的，若以武家与李家皇族的定着四十二房累世公卿作比较，就显得其寒微了。在宰相世系表中比较，他也不如崔、裴、李、郑等门高族大，但以李世民提出的族望标准来衡量，武士彟就应该列入望姓。故《元和姓纂》和《敦煌文书》中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都列武氏为并州望姓。
二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唐高祖李渊的开国元勋，被列入16位免死功臣之中。这一事实不仅在李渊、李世民、李治时代明确承认，到100多年后的唐德宗时代列武德以来功臣187人中仍然有他。然而在新旧《唐书》等正史传记中，由于维护封建政治的需要，在贬责武则天的同时，其父也受到株连，冠以商贾贱类，列入外戚之中。不仅所记甚少，还有前后矛盾。如《新唐书》列传中载：“武士彟并州文水人，世殖资。”另在同书的《宰相世系表》中却写明他的历代祖先所居官爵，显然并无殖资商贾的历史。又如《武士彟传》中，前半部分写了他在太原起兵中参预活动的具体经历，后半部分却又说他不预知也……如此等等不仅今人可以看出，清代史家就有过指点。《旧唐书·史臣评论》中写道：“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列功臣，无勠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于褒词，虑当武后之朝妄出许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这段记载道出了正史书中关于武士彟记载甚少的真正原因。其实《唐实录》和《旧国史》中关于武士彟的记载原并不少，五代与宋代史臣是见过的，所以说“载窥他传过于褒词”。因为史家，推测这可能是武后之朝妄出许敬宗之笔，所以进行了笔削，砍掉一大部分。我们今天见到的新旧《唐书》中武士彟传仅仅是所剩的一小部分，并经过五代与宋代史家的篡改。
关于许敬宗妄写史籍，唐高宗于显庆四年已有指责。但许氏是否改过有关武士彟的实录，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许敬宗根本没有活到武后之朝。他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因年老辞官，到咸亨三年已经辞世了，故史家推测的基础并不存在。在高祖、太宗朝是否改过呢？也是不可能的。据有关史料查明，许敬宗生于隋开皇十一年，在武德初年补涟州别驾，与武士彟地位相差甚远。贞观中拜为着作郎，兼修国史，武士彟却又连任外职远在南国，可以说他们是没有私人感情的。至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他与房玄龄等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此时武士彟已经死去8年。他无须去吹捧一个早已死去的人。若论及武则天虽在宫内，但她只是一个20岁的小小才人，许敬宗更无须违背史官职责替她父亲伪造历史。这两部书经褚遂良和太宗阅后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之。这样以此为定本起码已有数十部流传于世，许敬宗能改得了吗？据《唐会要》卷63《修国史部》记载，显庆元年七月三日修成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8l卷。其修史班子是长孙无忌、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菜、李义府、刘允子、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其中没有许敬宗。此时许敬宗受诏与许圉师、李淳风、顾允等修撰贞观二十三年至显庆三年实录。显庆四年二月五日成20卷，添成100卷。唐高宗以敬宗所记多非实录，谓刘仁规等曰：“……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朝作《威风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唐会要》卷63又载：“显庆二年二月以后，礼部尚书许敬宗尝修国史，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所记内容与上文相符，表明他所篡改过的国史就是这一部分，因为此时太宗已死，否则他断然不敢把圣上诗赋张冠李戴妄赠所亲。“至显庆四年三月诏刘仁规、李敬元、郝处俊、高智周等并修史，仁规等于是引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从此以后许敬宗再未参加修撰高祖太宗时的实录与国史。他何能再为武士彟伪造历史呢？再则修史并非一人，如永徽元年与显庆元年两度修史都由宰相长孙无忌及史官于志宁等大批史臣，许敬宗何能当着众人耳目曲改他人史实。更何况武则天此时并未太多地涉足朝政，许氏又为什么干史官最忌讳的事为她父亲吹牛。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史家笔削的武士彟史料，并非尽属虚妄，实在是由于政治原因只征其恶不扬其善。今天《实录》与《国史》已无法见到，在宋代史籍部书《册府元龟》与《文苑英华》中，仍保存了大批实录中的原始记载。
《册府元龟》是北宋景德年间编纂的史籍，其中唐、五代资料多出自实录。书前影印序中写道；“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1100余门，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其指导思想是否定武则天的，皇帝中不列武则天，朝代里不见武周朝，更不会去虚褒武士彟了，但其中关于武士彟的记载并不少见，能与同僚相匹。兹节录如下共约13处：
1、武士彟并州文水人。家富于财，颇好交结。
2、才器祥敏、少有大节。及长，深沉多大略。每读书见扶主立忠之事，未尝不三复研寻，尝以慷慨扬名为志。
3、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后为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事。既而隋政日乱，盗贼蜂起，士彟每叹息以夷难为心而恨未遇真主。及高祖为太原留守甚见接待，数访以时事。士彟尝诘朝夜行，闻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彟寻声不见有人，仍以此言白高祖，并进兵书。高祖悦之曰：“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好心，当同富贵耳。”其夜士彟梦高祖乘马登天，旦以状闻，高祖大悦，于是出入卧内，委以心腹。
4、义兵将起，高祖阴募勇敢士遣刘弘基、长孙顺德分统之。副留守王威、高俊雅谓士彟曰：“弘基等皆从征三卫，所犯不轻，吾欲禁身推复。”士彟曰；“此并唐公客也，若尔便大纷纭。”威等由是疑而不发。高祖先令士彟密伏兵宫城东门外，以防不测，留守司兵田德平知之，方欲白威等。士彟遽与德平论利害之机曰：“当分讨捕之兵总隶唐公，城中募人皆刘晋阳之所统也，高俊雅等寄坐耳。须发即起，彼何能为。”德平遂止。及高祖举义兵执王威高俊雅等，士彟以功授正义大夫、大将军府司铠参军，并赐物等。武德初，敕宴元勋人等于含章殿，赐酒作乐，散金银钱颇罗等，任取多少，仍有诏与长孙顺德等合恕一死，以彰元勋。
5、武德中检校井钺将军，多有献纳，敕令将家口入官，检校右厢卫仍知官，俄留守光禄给养。
6、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曹尚书，赐实封800户。士彟为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后三让，方遂所陈。
7、妻患危惙，竟不请假出看。先是在井钺将军之日，有两儿患重，以至于没亦不赴问，但伤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敕曰：“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与比。”
8、既丧妻，高祖谓士彟曰：“朕自为卿更择嘉偶。隋日有纳言曰遂宁公杨达，英才冠绝，奕约亲贤。今有女志行贤明，可以辅德。”遂令桂杨公主与杨家作婚主，降敕结亲，庶事官给。
9、武德末判六曹尚书事，扬州有人告赵郡王孝恭有变，追入京师属吏。高祖令士彟驰驿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
10、开辟田畴，示以刑礼，数月之间，歌谣载路。
11、移丹阳郡于都，不日而就，时论以为明干。
12、贞观五年，朝集史利州都督武士彟表请封禅。
13、贞观中，为荆州都督。初届任时有白狼嘉禾出于境内。至是太宗手敕曰：“公比洁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效垧，嘉禾生于垄亩，其感应如此。”
按《旧唐书》记载他于贞观九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曰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