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诗歌意趣相投，借用朦胧诗美的天才表现其个性特征，就是他们在作诗的过程中，善用比兴，并各有千秋的缘故。他们的诗都具有主观化的色彩，而李商隐更是将这一主观色彩向深细入微、隐约幽凄方面发展。叙事的成分几乎淡化到被消融的地步，主要抒写隐微深细的心灵感受和近乎抽象的精神意绪，写这方面的心理感受，常常用比兴的手法。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对爱情痛苦的心理体验，可望不可及的心灵意绪，用具体的物象比抽象的意绪，或抽象的精神。在运用比兴的过程中，李商隐主要用典故和象征，特别是用典故作象喻，象喻本身又朦胧，本体一般不出现，如《锦瑟》中间二联四个典故之间有什么联系，象征着什么，每一个典故又比喻什么，模糊不清，似又不似，不似又似，这就给人们理解此诗带来了歧解，就出现了象征、暗示、比喻过于隐约，让人扑捉不到。李贺诗中的比兴是一层又一层，并掺杂有象征，如他写李凭弹箜篌的音声之妙：用“昆山玉碎凤凰叫”两个比喻写音乐悦耳动听；用“芙蓉泣露香兰笑”两个比喻写音乐的低沉和欢快，冷气寒光全被音乐的热烈之声所消融，女娲因听音乐而失职，造成石破天惊、秋雨倾泻。作者以形写声，新奇瑰丽，层层比喻，一环扣一环，并且都是以抽象比具体，实在是莫测高深。可见二人的比兴、象征、暗示造成意象的朦胧，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朦胧美，但李商隐纤巧隐约，李贺峭硬奇幻。二人所用意象都各有其意象群，在对意象的处理上二人也不尽相同，李商隐的意象组合巧妙和谐，由单体意象往往组合成一个绵密的整体意象，并达到了浑融的境界。他的《无题》诗往往重视主观感情抒发而轻视客观叙事描写，重艺术想象和暗示，轻直接宣泄，抒发对象不清，钟情于何人何事，都是扑朔迷离的；李贺诗整首中意象朦胧的少，意象浑融一体的不多，多为个别诗句的意象模糊不清，引起歧解，如“毒蛇浓吁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粒”（《罗敷山人与葛篇》），就有王琦的“极言暑溽之象”方扶南：《李贺诗歌集注》，第126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77年。说，方扶南“言葛之难得”说，同前注。另如《李凭箜篌引》中的部分诗句，“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老夫采玉歌》）如此等等，他的诗的意象组合跳跃而杂乱，没有形成整体的朦胧特征，显得意象画面不协调，不圆润，生涩晦暗，影响的是人们对整首诗的理解和推断，而李商隐诗的重心在一首诗的完整朦胧，虽也低沉，隐晦曲折，但也能显出情思绵邈的韵致。
在语言的运用上，李贺、李商隐都苦苦思索扑捉，力求通过反复推敲锤炼，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意绪。“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李商隐《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都表明了二人作诗的苦吟经历和锤炼功夫。但是凝练推敲各有侧重。李商隐不仅重视诗的锤炼，更重视全诗的意境的锤炼，甚至远比锤炼诗句为甚。他诗中的名句很多，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重过圣女祠》）都是不可易字的名句，而像《锦瑟》、《碧城》、《无题》诸诗，全篇浑成凝练，意境深邃，不可拆字鉴赏，不可字句孤立品读，可见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诗的意境的锤炼上，那种天然真纯的境界是李贺无法比附的。而李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字句的锻造上，力求字句求新出奇，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色彩、想象上。“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他不仅锤炼字句，更重要的是锤炼想象力。诸如“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罗敷山人与葛篇》），这些名句俯拾皆是，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仔细诵读全篇，其诗的意境锤炼的完整性就要逊色得多，是无法与李商隐匹敌的，为此，他的诗被人讥为“有句无篇”也是实有其据的。加上他好用色彩字，能给人感官上的色彩刺激，而李商隐诗虽艳丽美妙，却很少给人色彩刺激，追求的是淡雅温润；李贺诗情调高扬，锋芒毕露，而李商隐诗温善平和，纤巧灵动。为此，二人虽出一格但路径各异。
另外，二人作诗中的讽刺途经也不相同，所用手法较为隐蔽，但诗型不同。李贺诗的讽刺是用乐府讽时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用乐府诗讽刺时事在新乐府运动中已被大量使用，并形成一种思潮，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贺的乐府诗成就是独特的，《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长歌续短歌》、《致酒行》、《开愁歌》、《将进酒》等战争、时事、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个人情志都有涉猎，通过叙事、描写、渲染揭露现实的黑暗，讽刺统治者的无能，忧国忧民的情怀极为深重，有深厚的意境，或明或暗，或曲或隐，表达了自己对世事的关照之情，诗中所说不明朗，带有不同程度的朦胧。李商隐采用咏史的形式，对时事进行尖刻的讽刺。《贾生》、《陈宫》、《隋宫》、《楚宫》、《咏史》、《贵主征行乐》等都是借古讽今，在讽咏中善于用典故，在议论中嵌入恰如其分的典故，通过古人古事暗合唐人唐事进行讽刺，所以“使事尖刻，设色浓至”，《华清宫》所讽远超封建道德所许范畴，尖刻精警，遭封建文人攻击，其实，这正是李商隐讽咏诗的特点。这种在咏史过程中的揭露与批判，都隐蔽在史事之中，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一件华美的历史外衣，使诗呈现出意境朦胧、含蓄不露的效果。无形中降低了讽刺的力度，增加了艺术品位。
李贺与李商隐诗虽都是诗意朦胧，但风格有别。李贺诗中牛鬼蛇神、魑魅妖魔的幽气逼人，比人气旺的多，大多是凶神恶煞，使人惊怖。李商隐诗中形象面目善良，温雅芳丽。缪钺先生说：“李贺诗造境虽新，而过于诡异，能悦好奇者之心，而不能餍常人之望；义山则去其奇诡而变为凄美芳悱。”《诗薮·概说》，隐秘的坚守所致。其实，这种说法有失牵强，我觉得，这正是诗人对比、象征、暗示等手法圆熟运用的结果，在艺术上对朦胧美的追求而已。他描绘女子的独特心理，描绘对女性的热爱，对女性的崇拜，对女性的强烈思念，对女性心理变化的索求等，都是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和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执着。这种表现手法正是诗人从屈原那里借鉴而来的，屈原的香草美人是其理想的象征，而李商隐笔下的美人更是一切美的象征，更是诗人心灵世界美丽而纯洁之所在，只是他心中一切美好事物的隐蔽、委婉、含蓄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三
另一位与李商隐诗风相近的晚唐诗人是温庭筠。他们的诗都以艳丽著称，早年都学李贺诗，甚至温庭筠的情爱诗酷似李商隐，他也写了不少咏史怀古佳作，内容多为借古讽今。他的爱情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吸取借鉴了六朝民歌特征，表现了凄艳的诗风，如《春愁曲》、《经旧游》、《瑶色怨》都写的是艳情，心象是通过绵绵愁恨表现的，“雁声还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中的境界是那么缥缈、悠远，正是“冰簟银床梦不成”之后心象融合物象的一种表现，艳丽凄迷的意境十分突出。他的诗中也善于用典故，讲究色彩，意象小巧精致，结构上重叠回环、缠绵不尽，色彩与形式都体现了独有的美质。但是他虽与李商隐并提，他的爱情诗与李商隐无题却迥然有别。李商隐对爱情的执着，内心隐藏的苦痛，经过百转千回的玩索，已完全融入诗歌的意象之中，具有化也化不开的情思，令人灵魂深处受到触动感染，这正是温庭筠的诗所缺乏的，没有缠绕百结的韵味，其意象只停留在外在的具体描摹上，缺乏李商隐诗歌意象突出的象征暗示意蕴，给人肤浅直白的浅俗感，只是表面的绮丽艳情，而骨子里缺少了意象的深细精微。由此可见，李商隐对心灵迷茫摇曳扑朔的描写，朦胧隐微的刻画，特别是对色彩上的运用摆脱了李贺的词诡调激之风，又高出于温庭筠的浅俗之气，从而开创了自己独特的诗风。
就李商隐诗的风格而言，在继承学习前辈丰富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他又走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他的独创性在晚唐是耀人眼目的，他的独特的凄艳浑融、朦胧含蓄的风格在晚唐诗坛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非常推崇杜甫，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可见他全面学习杜甫的创作精神与技巧，“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他“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情思的沉郁与杜甫十分相似，二人生活内容的沉积相当充实，诗篇完全一体，为此，都达到了‘浑’的境地。”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第439页。不同的是，杜甫诗歌内容宽广大到社稷苍生，小到市井瓦肆，社会的、自然的对象都融注在诗境中，外部世界无所不包，为此反映现实世界相当全面。而李商隐对浩浩茫茫、无边无际、扑朔迷离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全面而深广的反映，诗境同样达到了“浑融”的境界。他的诗细腻的无与伦比，规范绵密幽美，最终摆脱了杜甫诗与客观世界浑成的诗的意境，转向无形无质的心理意绪的浑融上的极致，开创了浑融天成的凄艳之风，含蓄蕴藉、幽约细美、朦胧隐约的新境，这是李商隐对中国诗歌史的最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掀开了唐诗新篇章，把唐诗又推到了新的高峰。首先，他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开拓表现是前无古人的。尽管前人也有对心灵世界的表现，但是谁也没有像他那样，着意于对心灵世界层次的丰富多彩、转瞬即逝的奥妙变化，在清晰或隐晦的欲言还休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腻而传神的描绘，为了更为准确的表现心灵世界，李商隐在语言上的锤炼，象征、比兴、暗示、用典等方面都有独创性的探索。其次，意象间的跳跃句而非逻辑的组合，创造了朦胧的情思和朦胧的境界，使诗境虚化飘渺，这样，诗的容量加大了，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些创新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第三，咏史诗突破了“史”的局限，使其更典型性、抒情性，真正具有了诗的情致，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表现得恰如其分，在处理物与我、形与神、情与理的关系上都有超乎常人的新境界。所以，李商隐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为中国诗坛开疆辟土的大家。他的创作的新格局领起了晚唐一代。无论语言还是情意上，他对词的开创起了导引作用，对婉约一宗影响深远。
晚唐散文的“光辉和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