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拓跋宏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拓跋宏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拓跋宏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而宣导民众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拓跋宏，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他下令，如果在朝廷上有说胡语的大臣，就免去其职。拓跋宏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在改制胡服方面，拓跋宏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
此外，拓跋宏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拓跋宏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所以拓跋宏又被称为元宏。这项措施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元宏改帝室的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元宏还把其他的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元宏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元宏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元宏的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并将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嫁给中原士族，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元宏还延用了汉族的门阀制度。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4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直到唐朝，武则天修《姓氏录》，才彻底否定了门阀制度。元宏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
元宏还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元宏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元宏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由此也可见元宏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
元宏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元宏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元宏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元宏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元宏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得以兴盛的。
元宏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元宏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元宏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
然而，元宏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元宏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元宏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有一年八月，元宏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元宏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3000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元宏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元宏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元宏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元宏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元宏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元宏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元宏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元宏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元宏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元宏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元宏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元宏主持下的“太和改制”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与此同时，南朝宋在“元嘉之治”之后，却一蹶不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南朝宋的皇室甚至出现了骨肉相残乃至乱伦的事情，最终导致了灭国的惨剧。这是怎么回事呢？北朝在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太和改制”。与此同时，南朝宋在“元嘉之治”之后，却一蹶不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南朝宋的皇室甚至出现了骨肉相残乃至乱伦的事情，最终导致了灭国的惨剧。这是怎么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