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理论家不是登山家，如果没上过雪山，即便能说得头头是道，也还是个门外汉。西藏登山学校的首批学员们从一开始就进入雪山实地攀登，而且幸运的是，无论是身边的教练，还是国际队领队或夏尔巴向导，都是国际登山界的高手。这些年轻人一边做着高海拔背夫的艰苦工作，一边在实践中学会了真正的登山。他们的职业成长轨迹在不禁意间构筑了中国商业登山的发展脉络。
听过干树枝在强劲的外力下被折断的声音吗？“咔嚓！”清脆的响声从意法边境幽深的溪谷中掠过，只见一个穿着紧身潜水服、身形削瘦、肌肉结实、皮下没有一丁点多余脂肪的中年欧洲男人，顺着绳子从高约5米的黑色岩石上一跃而起，跳向岸边岩石错落的溪水中。在落水的刹那，他的左臂肘关节杵到翘出水面的一块岩角上，肘部骨头顿时错位，骨节支出了皮肤，血光迸现。
随后，他身后的三个亚洲面孔纷纷跳入水中，快速帮他止血，并做临时固定处理。接着四人一起游过了200多米的溪流，骨折的欧洲男人单靠右手滑水游上了岸。四人没换衣服，只是从后备箱取出干浴巾擦干身体后就上了车。受伤的那位仍旧坐在驾驶位上，坐副驾位置的同伴提出换他开车，但被谢绝了。只见他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臂悬挂在腰部上方，腰杆坐得正直，专注地盯着前方的路段，一只手快速换档，然后又回到方向盘上，流畅地转过每一个山区弯道。
在经过意大利通向法国的隧道时遭遇堵车，他频繁鸣喇叭引来交警询问，当得知司机正带伤驾驶时，交警驾驶警车帮他们开道。三个小时后，他们的车缓慢地停在欧洲小镇沙木尼的医院门口，司机拔下钥匙，四人下车，关了车门挥手告别。司机独自弯着一只胳膊向夜间急诊的大门走去，这时已近晚上10点，急诊治疗至少要到凌晨。
第二天早晨7点，三个亚洲小伙子来到训练场时，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侧影，这个左臂被石膏固定的“铁人”真的不是好莱坞硬汉，他名叫色基·柯尼西（Serge Koenig，正式中文名为高宁，他还会将自己的名字“Serge”用中文写成“色基”），是法国国家登山滑雪学校的教授，专门培养职业高山向导（1991-2005这15年间他已经培养了350余名学生），他自己也是高山向导出身。三位亚洲面孔的男生，是他2004年夏季在法国沙木尼的培养对象，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孙斌（由中国登山协会委派）、次旺桑珠和阿旺扎西（均由西藏登山学校委派）。
事情要从1999年说起。那年冬天，西藏登山学校的师生们第一次见到高宁先生时，他的头发还不像现在这样稀疏，抬头纹也还算浅（多年来，他的身材一点没有走形，估计体重就没怎么变过）。
“Excuse me， are you Mr。 Serge Koenig？”高宁刚取回托运旅行箱往出口方向走，就被在此等候的尼玛次仁从刚下飞机的乘客中一眼认出。作为珠峰总联络官，尼玛次仁常年与各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登山者打交道，因此认人的感觉非常灵敏。
“Yes， I am。 You must be Nyima Tsering。It's so nice to see you。”高宁立刻停住脚步，腾出右手伸向这位叫出他名字的青年。此人眼睛明亮，嘴唇丰满，面庞俊朗，头戴深咖色的圆檐藏式礼帽，身穿黑红相间的冲锋衣，下身一条宽松的藏蓝色牛仔裤，脚上套着驼色的低帮徒步鞋。以这身装束走在20世纪末的拉萨街头，毫无疑问就是个潮人。
“Welcome to Lhasa， Mr。 Serge Koenig。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oming。”尼玛次仁将手中展开的哈达披在了这位从法国辗转飞到拉萨机场的西方朋友肩头。“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是雪域人民表达敬意的最高礼仪。
“Thank you， I am so excited about being here very much！”其实，这并不是高宁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早在1981年，他就随法国国家远征军攀登过西藏一座6800米的山峰，后来又于1983年来登过两次西藏的8000米级山峰（无氧攀登）。1988年他又从尼泊尔登顶珠峰，在全世界珠峰登顶者中排名第251位（截止到2013年了6月，珠峰信息统计数字表明：从1953年至今的60年内共有19474次攀登尝试，其中3698位攀登者完成6206人次登顶）。
高宁情不自禁地回忆起80年代初他第一次来拉萨时的情景。
崇尚勇敢与探索的西方冒险家们，对神秘的东方从来没有打消过他们的好奇心，对喜马拉雅更是迫不及待。当时只有23岁的高宁有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眉毛也是金色的，身上鲜艳的户外服装立刻成为大昭寺门前的亮点。他和他的队友们（法国国家军事远征队队员）被上百个藏族人围观，藏民们捂着嘴笑，当面议论着这几个样子少见的西方人，胆子大些的开始靠近他们，伸手摸摸他们身上用现代工业技术制造出的衣服，接着又开始抚摸他们金色的头发。这些法国人有点“受宠若惊”，想逃出“包围”，于是便绕着大昭寺高耸的白色外墙走，很快却又引起了藏民们的哄笑，他们被笑得莫名其妙。
人群里突然站出一个热情的藏族老人，五指并拢在空气中划圈，三四个圈画完，高宁恍然大悟：老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沿顺时针方向走路，而他们现在却是以逆时针方向迎着人潮在走。这个细节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提醒——自己正身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这里没有电，用酥油照明（指酥油灯）；没有商店，没有商业街，更没有国际漫游。有的只是白色或大地色石头垒砌的房屋，黄色或岩石红色外墙高耸的、幽暗的寺院，里面摆满神态动作各异的金色佛像；数以千计衣衫褴褛的朝圣信徒直接匍匐在道路上，却受到路人们的赞许和尊重……这一切都激发起他对喜马拉雅更大的兴趣，他偶尔想过要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直到读懂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
现在，他坐上了尼玛次仁的四驱越野车，或许此人会带领他走进这个神秘的世界。
“高宁先生，我们想在西藏培养专门为喜马拉雅探险服务的人员，所以通过汉斯先生的帮助，特意把您这位专家请到拉萨来。”尼玛次仁在从贡嘎机场前往拉萨市区的途中迫切地用英文与高宁沟通。他的直奔主题正对这位法国登山家的胃口，话题和观点更是与高宁长久以来的想法高度契合，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他们已经基本交流充分，并达成了共识。在尼玛次仁觉得，这的确是位实力派的外国专家，懂登山，又有丰富且权威的实践经验。而在高宁的眼中，这位藏族青年积极主动、思路清晰，是值得信赖的合作对象。
高宁在拉萨停留了10天，他得到了当时西藏登山协会秘书长高谋兴的接见。当然最令他难忘的还是与登山学校的学生们踢足球和打篮球。他看到他们用几间平房搭建成简易宿舍，把一间废弃的酒吧布置成教室。这些淳朴的藏族孩子对他的到来充满喜悦，他用一根登山绳绕过篮球架演示绳结的打法，这些孩子们把他围在圈中央，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看。这个登山中最基础、最核心的绳结技术，对孩子们来说竟然还非常新奇，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想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攀登技术传授给这些充满渴望的孩子们，让他们强大起来，成为自己家园山峰下的主人。
与孩子们的见面让他更有动力参与这个项目。第十天，当他离开拉萨准备回国时，已经带上了六份（两份中文、两份英文、两份藏文）经项目起草、商谈、立项、成稿全套流程的合作协议，只待法方确认并签署。
高宁回国后不久，2000年中国西藏登山学校与法国国家登山滑雪学校双方达成共识，在拉萨签署了以技术交流为主的合作协议。两位外教（也是高宁培养出的高山向导）来到拉萨，担任西藏登山学校的攀登教练。
在那间用酒吧改造成的临时教室里，法国教练们利用房梁、门框、挂吊灯的钩子等一切高空固定点，向这些藏族小伙子们传授已经在西方发展了百余年，并被视为现代登山之魂的高山绳结技术。
高宁曾说过他能在半秒钟内从一张两人结组攀登的照片中判断出他们是不是合格的攀登者，他的方法就是观察连接两人身体的登山绳的状态。对于职业向导而言，登山绳就是生命的安全链条。在现代登山起源地阿尔卑斯地区，登山者直接用绳子做符号来表现登山文化，登山俱乐部以绳子命名，俱乐部的徽标也少不了用绳子作为元素。
很快教学进展到了学习攀岩，这是高宁的使命，他再次飞赴拉萨亲自指导授课。
拉萨的天空总是蓝得像一块没有裂痕的宝石，在北郊夺底沟的山上，有一面落差数百米、近乎垂直的整块花岗岩岩壁，那里成了他们天然的攀岩课堂。
一天，岩壁下比往日嘈杂了许多，除了西藏登山学校的二十多位学生、尼玛老师及两位法国教练之外，还聚集了十几个穿着蓝白校服的藏族学生。他们彼此相扶，交流时也不对视，可爱的小脸总是微笑着扬向天空，仔细观察才会发现，他们都是盲人。这些看起来阳光灿烂的孩子们来自拉萨的一所盲人学校，其创办人也是一位盲人——苏珊-萨布莉亚·坦芭肯（Sabriye Tenberken）。
1970年出生的德国姑娘苏珊12岁失明，凭借父母的鼓励和关爱，她在一所专门的盲人学校里学会了骑马、滑雪和划船，高中毕业时她考上了德国波恩大学，选择的专业是中亚语（即蒙古语、汉语、古代和现代藏语）。在藏语课上，她是班里唯一的盲人学生，但没有盲文的藏语教材。于是，为了便于学习，她开始自己设计藏语盲文。没想到她的设计成了一项伟大的发明，苏珊也因为这一成果成为专家，她再接再厉，编写了一套藏语盲文程序。
27岁时，她偶然听说西藏有一万多个失明的孩子没办法接受教育，便和热恋中的男友保罗商量建一所学校，来帮助这些同样对幸福生活充满渴望的藏族孩子。他俩自筹资金，漂洋过海来到西藏，在拉萨开办了一所盲童学校，让失明的孩子们免费学习语言、文化和艺术。
2006年9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荣获200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49名外国专家和他们的眷属，苏珊就在其列。
尼玛次仁也是苏珊的好朋友，他总是会尽力关照一下她的学校，并由衷地欣赏这位聪慧的德国姑娘的善举。他把苏珊和她的学校介绍给高宁，高宁大胆地提出：“为什么不让这些失明的孩子学学攀岩？”这个对健全人都有相当危险系数的运动，盲人如何能胜任？
但事实上，这个出生在法德边境、身上至今带着农场气息的山民的想法并不离谱，这些目不能视的孩子用小手触摸岩石时，能更加专注身体在岩石上的移动。因为看不见，他们几乎没有对于高度和陡峭的恐惧感，而下方保护他们的那些大哥哥温柔亲切的引导，让他们感到攀岩是一项温暖且幸福的运动。从在别人帮助下系安全带、戴安全帽开始，直到攀上岩壁，再顺利地回到地面，他们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这一幕也打动了在场的法国教练和尼玛老师。高宁从他的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藏族人与生俱来乐于助人的道德观，日后当他们成为真正的向导时，这种道德观依旧会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发挥作用。
他不断地对学生们强调：“要成为一名高山向导首先要具备熟练的技术、过人的体力和丰富的经验，这样遇到突发险情才知道如何应对；其次，要会聆听，懂得客户的需求，保持服务的心态，这样才会有客户愿意雇佣你；最后，在该强势的时候一定要拿出强硬的态度，这样才能在面临危险时，让客户服从你的指令。因为你是向导，你更清楚危险在哪里，不能让客户在危险时刻控制了向导，那将带来生命危险。当然，这还不够，这项职业还需要幸运。你们不再是孩子，而是男人，是硬汉。”
有了高宁领导的这个具有先进的现代登山技术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的教练团队，这些喜马拉雅的孩子们一天比一天进步更大。
与此同时，西藏登山学校得到了当时先后担任西藏体委主任的洛桑达瓦和吉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中国登山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登山家贡布先生（1960年，贡布、王富洲、屈银华从珠峰北坡登顶，创下首次北坡登顶纪录）也非常关注这个项目，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学校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支持。
天时、地利、人和，就在大家为项目的顺利发展倍感欣慰之时，高宁却遇到了职场危机，他所在的法国国家登山滑雪学校负责人提出将不再与他续签工作合同，他即将失业。
起因是高宁牵头的法国国家登山滑雪学校与中国西藏登山学校的技术合作项目在法国当局引起强烈反响，一家阿尔卑斯俱乐部以攀登审美为幌子，通过媒体谴责高宁，说他在中国培养在自然岩壁上制造垃圾（登山器械）的人，违背了登山审美和环保理念。接着又有舆论炮制出新的矛头，说攀登这些藏族人朝圣的山峰，是对当地信仰的亵渎。其实高宁心里很清楚，这些攻击者的动机是担心他们垂涎欲滴的喜马拉雅登山“金矿”被抢先占领，他们的言语中带着明显的偏见，提出的理由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自我想象。这种不为当地人实际需求着想、带着傲慢的歧视和偏见制造舆论争端的行为让高宁大为吃惊，并为身为他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宁结识了法国著名电视人菲利普·罗肖（Philippe Rochot），此人因立场公正在法国公众中有良好口碑，并因曾有过在黎巴嫩绑架案中成功脱险的传奇经历而家喻户晓。他对高宁负责的项目表示出强烈兴趣，趁着公众关注的热点时期，专门派出摄制组到中国西藏登山学校拍摄了纪录片。该片在法国电视媒体播出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一些人权组织甚至大肆攻击。与此同时，法国登山联盟主席马尔米挨（Jean-Claude Marmier）却始终与高宁立场一致，他站出来捍卫这个项目。
在激烈的摩擦中，支持高宁的声音渐渐放大了音量，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专家、旅行者前往拉萨，之前媒体的不实报道不攻自破。
“幸运的是，无论反对我的声音有多强势，身边总有支持我的朋友们的鼓励。让-皮埃尔曾在我开始犹豫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天真时鼓励说：‘别回头，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否则你将失去你的项目。’”高宁回忆道。
在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口水仗”中，高宁在法国的知名度大大提升，这个向导教授成了著名的体育明星。喜欢和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支持他的力量在逐步汇聚，一些企业愿意出资赞助他的项目，这其中就有法国空客公司（Airbus）。
随着2002年法国大选的结束，新一任政府上台，高宁的职场危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机。他的一位盟友升任法国体育部部长，并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聘请高宁加入该部门成为其中一员。于是，在2003年某天早晨，法国国家滑雪学校的负责人接到一封来自国家体育部办公室的邮件。负责人立刻撕开信封阅读了此信的内容，随后又重新打开已经折上的信纸反复看了几遍，他靠在椅背上感到后背已经汗湿了。之前差点被解聘的高宁，现在却得到了法国国家体育部的上调，职位在自己之上。
最终，高宁不仅没有因为这个项目而失业，反而得到了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2003年以后，中法双方的合作一路坦途，法国国家登山滑雪学校又与中国西藏登山学校在拉萨签署了长达五年的合作协议。次年，法国政府和中国西藏自治区签订合作意向书，把两国学校间的合作纳入重点项目，并写入了中法外交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