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中国政治现代化研究(4)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一连串的失败使中国不但注意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更意识到了西方制度文明的重要性，并力图对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由此触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揭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当时关于中国现代化最完整的三民主义理论，但他们都未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1949年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的成立为政治现代化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自清王朝灭亡之后，第一次为中国人提供了独立与和平的国家，而“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政治发展的起点，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关键一步，没有这一步的完成就说不到现代化政治的发展”李元伟：《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7页。。由此，中国政治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由于封建传统影响很深，中国政治现代化或者说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艰巨的任务，但并不能由此而妄自菲薄，忽略我们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就。有些人对建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如将建国后中国政治建设的成果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也有人低估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认为政治的发展远远不如经济，仍然在原地踏步；等等。实际上与这类认识恰恰相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以及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显示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政治制度。1956年的八大还根据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稳定而健康地发展着。在一个毫无民主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确立和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其意义绝非一般，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

回顾历史，在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发生了两次巨大变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变迁是铲除封建专制，基本确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它从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发端为起点，到新中国的成立和确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第一个巨大的政治变迁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中国现代化最首要的特色。这一政治变迁不同于其他政治发展的进程，它的重大贡献和独特意义在于：

第一，结束了两千年封建专制、民主政治滞后的历史，开启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阶段。西方国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先后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变迁过程。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进程从1919年才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30年时间，即使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的代议制正式确立也才35年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这种迅速的跨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至关重要。然而，不单在跨越的速度上，而且在跨越的高度上，直接地建立起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使中国避免了走历史的弯路。

第二，为东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诸多的不同特点。东方国家的国家制度发展比较完善，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当集中，对社会的管理也相当严密，这既促进了东方社会在相应历史阶段的高度发展，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民主政治发源于西方，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不仅给西方的资产阶级，同时也给西方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份丰厚的遗产。相比较而言，东方的民主政治，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也是步履维艰。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它是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依托的是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之前，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没有在东方社会落脚，更不要说无产阶级民主了。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自己的代议制度，自己的政党制度，自己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沟通制度、自己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己的权力监督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不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当然，这种创造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的遗产。

第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种种原因，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遇到了诸多的艰难曲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的不稳定问题。冲突、暴乱、流血、政变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仿佛成为不可避免的通病，因而被认为现代化过程滋生着动乱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所以说，能否找到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尽管西方人士竭力地鼓吹和兜售西方的民主模式，但是西式民主政治的试验结果并不美妙，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堪称是比较成功地移植了西式的民主。西式民主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往往是连续不断的动荡和缓慢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第一个政治变迁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它以社会的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证明：中国实践了一条既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同时还达到了较高经济发展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能做到这三者较好统一的除中国外，第三世界国家还无一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是以西式民主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就是以经济发展牺牲民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尽管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甚至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但它在现代化的初期奠基起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从而赢得了民主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和谐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一个伟大贡献。

第二次变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的基本确立，创造了一种取代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模式。这一巨大的变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而直至当今，是伴随着被邓小平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的社会主义改革开始的。因此，这一变迁的实质是取代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创造了崭新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崭新的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生和再度辉煌。同样，这一变迁具有重大贡献和深远的意义。

第一，这次政治变迁确立了民主政治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中国的第一个政治变迁虽然意义重大，但就民主政治本身的发展来讲，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上，具体表现就是许多民主制度和运作机制还不完善，权力比较集中，人治的现象比较严重，等等。建国后民主政治建设既有过蓬勃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也有过曲折和重大的损失。从1979年起，中国政治发展集中在对民主政治建设地位的认识问题上，中国对民主政治前所未有的认识和追求，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从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81年《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二大把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党的十五大再次坚定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等等。把民主置于如此重要的定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第二，这次政治变迁开拓了社会主义法治政治的崭新历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制定了宪法等法律，但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的法制建设都还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作为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通过了《1958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1975年宪法，没制定其他任何法律。享有法令制定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仅在1957～1958年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户口登记条例》、《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农业税条例》等七个条例。赵震江主编：《中国法制四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直到1978年，全国人大立法仅129件。郑杭生主编：《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刑法、民法和相应的诉讼法以及一些重要的行政法规都没有。法治的基础是法制，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法制建设的状况，法制建设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一项重要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紧接着，在1980年1月又指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此后，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把法制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认为“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1986年7月10日，党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党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接下来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了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五大，特别强调了“依法治国”，认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从1994年起，中央连续举办中央领导同志的法制讲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地方人大制定的法律比以往翻了几百倍，以宪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具规模。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从新的理论高度来认识法制建设，促进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从实践上将其推进到了国家治理的操作层面，即从法制走向法治。

第三，这次政治变迁确立起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典范。民主和法制建设不单是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同时也是制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开拓，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对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民主建设来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历过足够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没有能够直接继承的民主遗产，封建专制的影响颇为深厚，生产力比较落后，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比较薄弱，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普遍相对滞后，这在五六十年代后已成为一个相当尖锐和突出的问题。可以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建设，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

总之，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两大变迁是不同的历史前提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只有在这两者的交互透视下，我们才能既认识到这两大政治变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贡献，又认识到它们对当代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运动的杰出建树。

二、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

完整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全面展开。那么，如何确立我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呢？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吸收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果，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的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权威合法化

权威是指在实践中产生的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一种社会力量，它以一定的服从为其补充。在政治学领域，政治权威实质上是民众对公共权力体系的内心认同，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领袖、执政党、国家机构）、政治制度（立国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体制、基本国策）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政治权威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权力。一方面权威必须以权力为基础，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威，另一方面权力又不等于权威，权威是人们自愿地加以服从的一种影响力。

权威是一种根植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权威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权威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政治统治合法化而产生的。尽管政治权威时时受到挑战，但如果没有一种政治权威，对一个政治体系来说，必定丧失稳定性，社会便不可能发展。

在不同的社会中，政治权威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来。传统的政治权威是少数统治者对权力的独占和垄断，他们的权力不受到任何限制，是终身的、世袭的。传统的政治权威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逐渐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障碍。因此，政治权威的现代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现代政治权威致力于权利的公众性，即权利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合法的、公开的选举，而不是来源于武力夺取或血缘的世袭；它要求权利要受到限制，即实施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权利依法产生，依法行使，依法接受监督，权力的拥有者不是终身的、世袭的，而是实行任期制、任届制，依法实现权力的有序更迭。此外，权力使用的统一性也是现代政治权威的特点之一；权力使用的统一性，也就是废除地方割据的局面，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保证国家的宪法、法律、政策、号令的统一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