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时效标准。管理效能的时效标准是指政府及其各部门、各职员在履行职能、发挥能力时是否具有迅速的办事效率。强调的是时间的快慢。时效标准的主要指标有：发现问题是否及时，政策调整是否适时，解决问题的时效性如何，是否具有较高的办公效率等。现代化社会节奏加快，市场经济注重效率，因此也要求政治管理实现高效化。执政党和政府的管理工作，要有更多的活力，更多的创新精神，进一步提升政治效率，才能在信息纷至沓来，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及时作出政治决策，及时处理政治事务，取得良好的政治效益，发挥政治管理的优势。政治效能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快慢。
二是适效标准。管理效能的适效标准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和所进行的管理活动是否适应环境及其变化的要求，是否体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或意志，是否适应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强调的是措施是否恰当，即决策质量的高低。高效能管理的适效标准就在于政府能够及时制定出适应环境及其变化的法律和政策，能够照顾大多数社会成员不断变化的需要，也就是说，高效能管理要与时俱进。
三是实效标准。管理效能的时效标准是指政府行为对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性状态。强调的是结果的好坏。实效标准的具体指标有：在一定期间内综合国力增长的情况或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生产力包括国民生产总值提高或增长的幅度，社会公正的实现情况或程度等。目前，我国政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法律支持、政策引导、制度保障等手段来调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救助和扶持社会弱势群体，遏制和打击社会丑恶现象，这些都表明了我国政府管理的实效性。
（七）政治法制化
政治法制化就是指政治统治由人治转向法治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项内容：一是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是指政治过程中的运行规则、组织规则及人们的行为规则，在完备的法律体系内主要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化，使之严肃、稳定、长效地发挥作用。二是政治程序化，是指运用法律进行政治管理，通过执法实现政治的管理职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治管理法制化，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
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作为统治者的私有物，无须对人民负责，统治者的权力不受任何的制约，法律只是约束下属的臣民，而对统治者不发生任何作用。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可以随意更改、取消和制定法律，这也就是“人治”社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众多市场主体的出现，使法制在经济领域的运用成为迫切的要求，同时也对政治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提出了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要求，这就要求建立完备的现代法制体系，废除“人治”，实行“法治”，依法治国，使政治权力的结构具有稳固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政治制度的运作具有规范性。
政治法制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完善和推进政治运行法制化进程不仅要加强立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更要做到：
第一，确立法理型政治权威。这是政治运行法制化的前提。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没有一定的权威，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尤其是现代民主社会，更是以承认权威为其前提条件。但民主社会的权威与传统社会不同，它是通过法治建立法理型政治权威，这是保证权力理性运行、确保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开始了由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换。法理型权威重在法律与制度，它所要求的不是对某个领袖的忠诚，而是对制度和法律的忠诚。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使法理型权威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法理型权威必将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政治的法制化运行提供一个好的前提。
第二，执政党的依法执政和国家机关的依法行政。这是政治运行法制化的核心内容。政治运行法治化离不开各政治主体对法律的服从与遵守。当前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和国家机关的依法行政更有其重要意义。
——执政党要做到依法执政。这个问题在中国因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西方国家奉行政治多元化和政党竞争制，政党通过竞争取胜的方式掌握政权。一旦获胜的政党组成政府，它就不再是以政党的名义而是以政府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无论政党的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活动的最高准则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不存在服从别的领导权的问题。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法定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问题是怎样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过去的做法是以党代法、以党治国，其结果不只是破坏了国家的民主与法制，也危害了党的领导本身。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党的领导不等于党高于一切，国家法律意志与党的意志是统一的，不仅国家机关要服从法律，党也要服从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进步。具体地说：（1）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邓小平指出，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要协调一致地发展，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坚持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建议，从制度上保证将党的路线和主张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执政党执政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绝不能简单地将本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直接变成国家政权的管理活动和行为，不能简单地以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全体公民服从的依据。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的主张通过人大的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才能在政府与人民中贯彻、执行。也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法定程序参与和从事立法工作，力争将本党的主张和决定被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所接受和通过，上升为法律。（3）依法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进入国家政权组织，不仅要依法广泛动员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选派党员依法通过选举进入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更要依法律程序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些推荐的干部必须经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而党组织应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充分、有效地行使任免权。（4）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都不得干扰法律的实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反对以言代法、以党代法。
——国家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政治运行法制化既离不开执政党的依法执政，也离不开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这是因为法律的实施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任务，但最重要的还是行政机关。大量的法律，包括涉及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和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许多法律都要靠行政机关去落实。自然，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对公民的榜样作用也最强。可以说，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执法，立法方面的一切努力将变为徒劳。另一方面，政治运行法制化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行使的特点之一是首长负责制，是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命令与服从；同时，行政事务的繁杂性和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强调办事速度，强调行政效率，并给予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政工作上的这些特点，使人们习惯于按个人意志办事，忽视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因此，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政治运行法制化的推进，决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实现。当前，要做到全面依法行政，重点应做到：（1）改善和加强行政执法，要依照法律规定对执法主体进行整顿，明确执法机关的法律责任，提高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和执法水平；（2）完善行政司法制度，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裁判都应明确其职责、机构和程序；（3）建立健全对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和赔偿制度，促进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使国家行政机关的运行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这是政治运行法治化的有力保障。完善而有效的监督体系，可以保证执政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真正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从而为政治运行法制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我国目前的监督制度还不够完善，监督力量尚不够雄厚，监督标准不够具体等问题日益显现。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一要加强对宪法实施的有效监督，确保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根本地位。二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立法工作的力度，尽快制定国家监督法，健全法律监督体系，规范行政监察制度、强化对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三要进一步理顺各种监督机制之间的关系，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优势，最根本的是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群众在法律监督中的作用，创造出更多、更有利于群众监督的措施，这是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的治本之道。
三、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原则
政治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改造传统政治，建立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治问题。中国是一个情况比较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现代化，应根据中国实际，制定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原则。在理论层面，其原则可作如下概括。
（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首先应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现代化。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的，也是中国人经过长期探索和奋斗的正确选择。中国政治现代化之初，选择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无论是康梁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或是中间派的“第三条道路”都以失败告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举步维艰。这种情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根本改变，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指出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邓小平还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可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政治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既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新的生机，而且也极大充实和丰富了社会主义自身。政治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结合，既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现代化的一般内容，又开创了世界政治现代化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这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只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只能以社会主义为导向。
（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