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强索台湾,中国只能将其割让给对方。从此,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之久。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也是南进太平洋的前哨站。这五十年日本的治理,将刚刚踏入近代的清领台湾,发展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被日本同化的殖民地。在这一段时期,台湾的经济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发展,使台湾进入了现代。日本治理台湾的时间长度,只有清代治理台湾的四分之一;但是,日本在台湾留下的烙印,却是非常深刻。
清治台湾时期,文化土壤并不丰厚
回头看看,清领的两百年,清政府是从郑氏政权手上,接下了台湾岛屿。郑氏来台,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于海外;孤臣孽子,其志可佩,其情可哀。在郑氏时代,台湾毋宁说是汉文化最后的据点。因此,郑氏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物,在文化上心有归属。郑氏败亡以后,清朝治理台湾,官员将来台服务视为畏途,不愿久留。一拨一拨的移民进入台湾,从南到北,将台湾转化为一个闽、粤两系汉人的垦拓地区。在两百多年中,三次重大的民变——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都标榜着“反清复明”,也就是说,他们还有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抗清的努力屡次失败,清廷更有意消除他们对汉文化的依恋。
另一方面,如上一讲所述,族群分裂,泉州、漳州和客家彼此斗争,都想夺取最好的土地。在彼此竞争之中,更高一层的文化归属感,退让给追逐现实利益的族群分类意识。
两百年来,台湾的社会是类似封建式的阶层化结构:垦首和垦户的大地主是一个阶层,“罗汉脚”雇农和佃农是另外一个阶层。站在优势地位的地主和大商人,其实并没有发展为中国大陆上的缙绅士大夫。这些地主生活优裕、富有钱财,可以用自己的金钱换取官位,也可以组织自己领导的群众作为武装力量,在大陆建立军功。无论文武哪一途,他们都是以财富换取社会地位,并不是以文化传播者的身份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台湾孤悬海外,在清朝末期实行新教育以前,地方教育都是由士绅们自己办理的。台湾上层阶层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做到尽其经济实力的地步。在社会事业方面,也没有像大陆内地的地方领袖,经办养老济贫等社会工作。
台湾大部分的群众,本来在福建和广东就是贫而无助的“罗汉脚”,或是低收入的群众。他们迁移到台湾,带来的文化遗产并不丰厚。台湾的上、下阶层,在文化的发展上,并没有作过十分的努力;剩下来的,就只有在民俗宗教和戏剧歌曲方面有一些中国文化的底子,通过信仰的仪式、戏曲和说故事,传递于民间。这样的文化土壤,不会十分丰厚。再加上族群之间的分类斗争长期存在,分类的认同和归属感又是基于现实利益,往往超越了,也分散了文化的归属感和国族的认同。
日据台湾,官民的短暂抵抗
日本占领台湾,台湾的官民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抵抗,他们一度建立了台湾共和国,但时间并不长久。许多富豪内渡大陆,一些地方上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之辈,也都纷纷离去,回归福建原籍。台湾原本单薄的上层文化土壤,更因此流失殆尽。在这个基础上,日本用现代教育和经济建设,同化台湾的人民,其实等于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筑楼台,并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铲除了原有的建筑物。
不过,至少在初期,台湾对日本殖民者的抵抗,还是非常激烈的。甲午割台,乙未抗战(又称台日战争,日本称为台湾讨伐或征台之役,是台湾军民为捍卫“台湾民主国”,而日军依《马关条约》为取得台湾所爆发的战争。),台湾的民众,至少死亡了五六万,而日本军队也折损不下万人。除了正式抵抗以外,还有许多日本警察以强压的手段,随时拘捕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分子。如后藤新平((1857-1929)
甲午战争后任台湾民政长官、代行台湾总督。因其对中国台湾及东北的野蛮统治,可以称得上是日本侵华罪魁之一。),这个为人熟知的人物,就在1898年制定匪徒刑罚令,将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台民都当作土匪惩处,成群地屠杀,有时数百人被聚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集体处死。这种恐怖的统治,也有强烈的震慑作用,使台民不敢再有抗日想法。
日本初占台湾时候,有许多日本的政治人物认为,这个疫疠流行的热带岛屿,不是日本人能够居住的。有人甚至建议,何不把台湾卖给西方国家,赚一笔现金算了。可是也有人认为,应当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为日本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后藤新平这一批人,就是执行第二种选择的人物,将台湾建设成一个为日本供给米粮、食糖、果蔬、建筑木材,还有硫黄和樟脑的殖民地。日本本国的农夫遂从农田释放,转化为日本建设的大军,提供了日本工业化需要的大量劳力。因此,台湾岛的建设从殖民地的功能而论,对日本在明治以后,大正(日本大正天皇年号(1912-1926)。)时代晋升为工业化国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1896年,即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被迫割让给日本后的第二年,日军搜捕台湾抗日义军。
日本在台湾的农业建设
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虽然有刘铭传留下的一些基础,可是,在这一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本人发挥的努力,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日本在台湾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有: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开设了新型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日本人拥有的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广泛地种植甘蔗,榨制食糖,行销世界。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不过,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一旦犯了错误,台湾百姓先吃大亏。例如,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
日据时期,台湾明治制糖工厂(在今台南县隆田车站附近)。
台湾现代化农业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了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糖厂外围,因为有糖厂为中心,一部分的城市文化被带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乌山头水库这个大的水利系统,是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的。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日本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台湾东部屯垦,本来几乎全无建设的后山(台湾东部昔日称为“后山”。),因此也有可观的成就。
推行“国民教育”,移植西方文化
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了“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要接受六年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了卫生警察,专职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即台北帝国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在国内及其殖民地设立了九所帝国大学,分别位于日本东京、京都、东北(仙台)、九州(福冈)、北海道(札幌)、大阪、名古屋,韩国京城(现首尔)和中国台北。台北帝大是1945年改制的台湾大学(台大)的前身。)的医学院训练了许多本省的医生,在大城小镇照顾病人。
日本殖民当局,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于台湾,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当时,刑事警察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日本在台湾施行的刑罚,虽然严酷,但是基本上有法可据,而且不任意仗势欺人。
这许多建设,都是在后藤新平以及他的继任者——几个文人总督和文官,在日本据有台湾后逐步开展的。他们要在台湾建设一个模范殖民地。相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统治,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日本带来了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给台湾铺设了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移植到台湾的世界近代文明。台湾的文化发展,就是经由这一途径,在文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从日本间接引进了西方的文化传统。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虽然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取自日本本土,但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难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
1940年,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的实验教学。日本在台湾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台北帝大的医学院训练了许多本省的医生。
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
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公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不仅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而且台湾民间也没有真正的选举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的,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精英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佩戴的徽章,表彰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一方法,日本赢取了许多台湾地方领导阶层的拥护。
可是,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有一定的限制。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求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由日本人担任。日本殖民当局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例如,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贡献,然而,对它外围的农村而言,它垄断了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了当地交通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我到台湾之初,曾经在战后的糖厂居住过。从厂区的老工人那里得知: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还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企业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