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用这种图像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看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毋庸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浩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两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这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段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让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个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浩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据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但也懂得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繁忙。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苷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子，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用再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群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比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呤的结构式时，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嘌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这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一百八十度旋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于是，我开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可能有一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同床异梦的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如果这就是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
时钟敲过十二点以后，我感到心跳得越来越快。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既不能说明它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
克里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在发现AT和GG碱基有相同形状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头去测量他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数据，可惜收效甚微。他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不安地盯着硬纸模型，尝试着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碱基对。后来，这短暂的疑虑过去了，他又满面春风，兴奋地对我谈起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尽管这种做法和剑桥常见的遇事稳重和留有余地的态度迥然不同，我还是很乐意听的。D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又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像鲍林的名字总和a螺旋连在一起一样。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六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几天该干些什么。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水落石出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设备。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却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们把结果告诉他之前，他说不定已发现碱基对的奥秘。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始终不能稳定地建立起双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属制成的碱基模型之前，制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回到“老妈”旅馆，对伊丽莎白和福卡德说，克里克和我可能已经击败了鲍林，我们的发现将使生物学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两人都感到由衷地高兴。伊丽莎白更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国际生化学会报告，他的一个朋友将获得诺贝尔奖金。彼得也是同样兴高采烈，虽然他父亲可能在科学上遭到重大挫败，他并不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焕发。在去惠姆吃早饭的路上，我慢步走向克莱尔桥，抬头眺望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在这明朗春天高耸入云的尖顶。在那儿，我稍事停留，观赏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楼，这是一座具有乔治王朝特色的建筑。这时我想，我们今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们曾长期来往于这里的几个学院之间，默默无闻地博览了海弗书店所有的各类新书。我怡然自得地看过《泰晤士报》，然后走到实验室。我看到克里克正在按他想象中的格式，用硬纸板拼着碱基对。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之中。那天上午，佩鲁兹和肯德鲁曾先后来到实验室，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否依然确信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克里克分别向他们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我们的发现。就在他向第二位客人介绍时，我走下楼去，想到工作间看看嘌呤和嘧啶的金属模型是否能在当天下午提前完工。
我们只稍加催促，最后的焊接工作便在两个小时后完成了。我们立即用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来建造模型。在这个模型里，DNA的所有成分首次配备齐全。我在一小时内，把各个原子的位置妥善进行了安排，使它们既符合X射线数据，又和立体化学原则相一致。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右旋螺旋，并且两条链方向相反。只有一个人操作这个模型才比较方便，所以，直到我都已装配就绪，从模型旁让开之后，克里克才去检查我当时公布的标准，因此我也无需为此担忧了。克里克检查了十五分钟，虽然他也偶然有几次皱起眉头，使我多少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但他并未找出任何差错来。他逐个检查，感到满意后，再去检查另外的原子间距是否都很合理。我们和奥迪尔一起去吃午饭时，一切看来都很顺利。
在饭桌上，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如何宣布这一重大新闻上。首先应该尽早告诉威尔金斯，可是，想到十六个月前的惨败，我们觉得在没有把所有原子间的关系确切地搞清楚之前，得暂时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保密。随便拼凑一些看来合理的原子间距实在是件过于容易的事，因此也就常会产生这种情况：局部看来的错误。但是，互补DNA分子具有的一些优点，也完全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具有片面性。因此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必须用铅垂线和测量杆精确测量一下核苷酸的原子位置，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其他核苷酸的原子位置。
喝过咖啡后，奥迪尔问起，如果我们的工作确实像她听说的那样，将会引起一场轰动，她和克里克是否仍要去布鲁克林过那种流放般的生活。或许我们是应该在剑桥继续呆下去，研究一些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我试图打消她的顾虑，就着重指出在美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人比比皆是。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剃光头，女人都穿着白短袜逛大街的。美国的最大长处是那里有从未涉足的广阔天地，可以任人自由开拓。然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与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的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的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拉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ND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腺嘌呤与胸腺嘧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拉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得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