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校叫水北小学。那时，因为校舍紧张，学校一分为二，一、二年级栖身水北大队的几间简陋公房里，三、四、五年级则在新建的校园里上课，二者之间隔一片田野相望。
这是1978年的秋天，我怀着好奇、梦想和憧憬走进了一间光线暗淡、几欲坍塌的老屋，开始了求学的日子。直到如今，我还能清晰地记起，一群刚刚开蒙的稚童摇头晃脑，诵经一般念着汉语拼音，识别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彼时，语文课远不像现在这样复杂，每页课本上往往只排列着几个大字，注明拼音，并有插图加以说明。比如，“上、中、下”、“前、后、左、右”、“元、角、分”分别是一课。这些，我在《冬生》一文中曾经说到过。
学校离彭家园不过二三里地，沿途遍布田畴、树林、菜地，四季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一路上，是我们的乐园，扑蝴蝶、追蜻蜓、采野菊、逗蚂蚁、寻蝈蝈，每天都是那般的无忧无虑。也许是顽性未改，我对学习并不热衷，而更多的精力投注在玩耍、游戏。有一回，由于观看别人打牌，我迟到了，在经过新校园门口时，撞见了父亲，我羞愧难当，飞一般逃了。当时的班主任刘小英失望地告诉在同一学校执教鞭的父亲：“你的二儿子恐怕不是读书的料。”
事情的转机开始于祖母的去世。自懂事起，我这是第一次遭遇失去亲人的痛苦。秋叶飘落在红土壤，仿佛不尽的血往山下奔涌。父亲那年正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他嘴里絮絮地说着什么，将红土一把把抛向墓穴，仿佛不断地将自己的心脏撕碎再不断地撒落在深深的土坑里。我不知该怎样做才好，呆呆地跪在墓穴边，俯视着渐渐被尘土掩盖的棺木。祖母，您能感觉到吗？孙儿的眼泪已坠进泥土中，与您永远相融。从那天开始，我内心永远背负着祖母希冀的目光，不再留恋于游戏打闹，一心扑在书海之中，并影响终身。第一个学期，我被评为“三好学生”。
后来，我们搬到大队队部旁边的一间大平房里上课。队部是一栋二层楼的砖房，外墙斑驳，有的地方生着苔藓，有多间办公室，中部有一旋转而上的木梯可通二楼。穿过黑魆魆的通道，最顶头，设有广播室和杂货店。那时，全大队一两千人只能在这儿购买油盐酱醋和食品、糖果。印象中，广播员是位年轻而妩媚的女子，每日三次准时将上级的要求、国内省内新闻传播到各村之余，便坐在杂货店那高高的柜台里，像旧社会的老板娘。父亲常在这儿消费一毛钱一包的“海鸟”牌香烟，偶尔，也会给我们兄弟几个买上一把一毛钱九颗的糖果。对于我们而言，能在杂货店的木板地上转悠几圈，能踮起脚跟，探头往柜台里张望一阵，已经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柜台里的品种不多，远抵不上如今私人的一家小商店，但是，在三十年前，那里曾经留下我们多少依恋的目光啊。
下雨的时候，砖楼仿佛一位饱尝岁月艰辛的老人，寂寞地守候在坡地上，雨水沿着瓦沟，在屋檐下组合成多姿的水帘。积水湍急地流过楼前那开阔的空地，穿过几棵高大的板栗树，然后訇然作响，扑入坡下的水渠里。水北和彭家园两个村子都建立在一片高地上，即便是在袁河水最肆虐的时候，也无被淹之虞。雨里的村子像一本厚厚的线装书。我在课余喜欢默默地凝视着雨里的村庄发呆，传来隐隐的几声犬吠，迅即化做几个雨点。
我的红领巾，也是在这栋砖楼里系上的。读二年级时，我和一群伙伴列队依次登上了二楼，这里有一个偌大的会议室。学校专门在此举行新加入少年先锋队仪式。在嘹亮的歌声中，我第一次戴上了红领巾。
风雨过后，往事像疯长的草，蔓延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当年的孩子已经迈近中年的门槛，而当年的老屋，不知别来无恙否？
二
“这是你批改的作业？”严小秋老师带点嘲讽地看着我，脸上的粉刺痘痘格外显眼，“搞得不错嘛，错的打了满分，对的全被你画叉了。”
我的耳根滚烫，恨不能从地上找条缝钻进去。
这年，我读二年级，教室搬迁到了新校园。严小秋和父亲住同一个集体宿舍，我跟随父亲一道寄宿在学校。严老师负责教我们数学，不到二十岁的他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激情，与我们这些孩子相处得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由于成绩拔尖，我有些自负，一次，见全班的数学作业摆在案头尚未批改，便一时心血来潮，以自己的作业为标准答案，大笔一挥，帮小秋老师全给批阅了。谁知，我的答案偏偏是错误的。
这件事给了我重创，内心深处的那种矜持和自满土崩瓦解。我开始悟出，太自信如果超越了界限，极有可能变身为自以为是。好长一段日子，我躲避着小秋老师。
分别的时刻却是那么的猝不及防。不久后，小秋老师光荣地当上了兵。要远行的那天，他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红花，格外精神。他忽然记起了什么，一把从人群里拽出我，又拉上与我年纪相仿、同校老师的孩子容容、小霞，大步流星地穿过田埂路，来到了大队的杂货店，买了一大堆糖果，塞满我们的口袋。两位女孩子快乐地唱起了歌。我的心里却如同打翻了怪味瓶，若有所失。
临走前的晚上，小秋老师将刻着其姓名的一支钢笔轻轻交到了我的手上，眼里满是疼爱的神情：“留个纪念吧。”
小秋老师走了，在喧闹的锣鼓声中，去了遥远的边关。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是听说他后来考上了军校。
虽说水北小学是一所乡村学校，但在分宜这个千年小县，却曾经颇有些知名度，它不仅地处县城近郊，交通便利，而且当时管理严谨。尽管各位老师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庄，却必须居住在学校，晚上集体办公，认真备课，直至周六。我一直怀念那些温馨的夜晚。星空下的校园恬静安详，虫鸣声断断续续，法国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发出细微的吟唱。办公室日光灯的光晕透过玻璃窗，柔和地洒在院落里。萤火虫繁星一般闪烁在低矮的空中，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印象最深的是春雨过后，醉人的蛙鸣演奏会开始启幕，要整整欢唱到夏天。我们几个随父母住校的学生，很自然成了好朋友。
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父亲开始给我订阅了《少年文艺》。我非常痴迷这本杂志，几乎对每一篇文章都要反复阅读，甚至还悄悄地投过两篇稿件，虽然没有发表，但对它的钟爱，从未改变。那时课外读物不多，可以说十分贫乏，像父亲如此大方订阅刊物的，并不多见。自然，熊容容、严小霞这些伙伴，也一同享受了阅读带来的快乐。
容容是万老师的千金，长得有些胖，性格活泼开朗。小霞则是我的首任班主任刘小英的幺女，瘦弱有余，沉默寡言。在容容那里，我经常可以享用到糖果美食，俨然城里人模样。而我更留恋小霞和她母亲的宿舍，因为在进门的墙面上，挂满刘老师亲笔创作的各种图画。我常常朝圣一般，呆立半天，沉浸在一个五颜六色、斑斓绚丽的世界里。我似乎闻到了荷花的清香，听到了小鸟的欢啼，这，就是画的魅力吗？我为画着魔、为画痴狂了。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彭家园的家里，端坐在那个衣柜前，以柜上的两幅彩绘为蓝本，开始了我的美术之旅。尽管迄今为止，我在这方面毫无建树，我却依然深刻地记得当时一个少年瑰丽的梦。
一切自然瞒着伙伴们，我孜孜不倦地在那些废弃的试卷反面涂抹、勾勒，并逐渐喜爱上了画刀马人物。偶然的机会，刘老师撞见了我的涂鸦，她大吃一惊：“彭老师，你家老二啥时候有了这么一手？”父亲只是乐呵呵地笑起来了。
不久，接到一位叫黎梅兰老师布置的任务，要我将《草船借箭》一课的插图重新扩大画成一幅作品，悬挂在黑板上供她讲课时用。当数十双眼睛盯着我的涂鸦之作时，我醉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学校成三面合围之势，唯独东面是敞开的，与水北村隔着田野相望。校园的外侧是村里用水泥铺就的两个大晒坪，闲置时，常常被学校用来作为上体育课的场地。我们这些老师的子女很自然地结盟在一起，有八九个人的样子，每当晚上父母们在办公，我们便在晒坪上做游戏。水北村的孩子们不肯轻易丢了这块好阵地，于是，双方经常发生小摩擦，相互挥着竹刀、竹枪攻击，“杀”声不断。我们往往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甩纸包、玩绕圈、跳绳、打“救命仗”，这些，也是我们乐此不疲的玩法。时过境迁多年，我的耳边还经常响起那些久违的儿歌：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唐僧骑马嘟呀嘟，后面来了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来了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来了个沙和尚。沙和尚，挑担箩，后面来了个老妖婆。”
乡村静美的风景滋养了我审美的心，校园纯净的日子让我沉醉一生。
可惜的是，容容、小霞她们很快也离开了学校，据说是回县城上学了。校园的夜晚，孤独的我埋头在画的海洋里驰骋遨游。
三
我的第一篇作文，是在父亲的巴掌下诞生的。印象中，我这是第一次挨打。
不知怎的，读三年级时，父亲竟然成了我的班主任，且放弃了多年来教授的数学课，兼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我虽然还做着班长，但内心总觉得有点不理直气壮，好像一切都是托父亲的福。语文并非父亲的所长，他却没有拂校方的意，沉下心来，有板有眼地钻研起拼音、字句、段落来。
就在这一年，我接触到了作文。当时，我如何也不曾预想到，我的人生将与方格子结下不解之缘。
那天晚上，父亲在宿舍引导我学写作文。书上，一个小男孩在顽皮地逗着一只猫。看图写作文，这便是我的起步。可是，我的兴趣似乎并不在这些方块字上，而陷于丹青不愿自拔。也许是我消极的态度，也许是我的愚笨，总之，父亲真生气了，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臀部上。“今晚你必须交出这篇作文！”父亲下最后通牒了。泪水情不自禁滑出眼眶，我满腹委屈，却不敢嘴硬，抹了抹眼角，抓耳挠腮地胡编滥造起来。末了，父亲的脸上竟然浮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还凑合，算你过关。”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翻出几颗糖果来。
我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踏上了笔耕的“贼船”。
是否托父亲的关系，这点有待考证，总之，我从胡编滥造起家，稀里糊涂被推荐到乡里，代表介桥乡去参加全县小学生作文竞赛活动。地点在我倾慕已久的分宜县第一小学。老式的教学楼前，是茂盛的法国梧桐树，国旗高高飘扬在半空。分宜有千年立县的历史，当年宋应星曾在这里奋笔疾书，完成了传世名作《天工开物》。只是，为建设江口水库，县城整体迁移到现址，其古街古巷，尽数沉睡入波涛之下。我所目睹的一切，不过刚刚在历史的风尘中穿越几十年而已。我将目光从窗口收回，视线落在作文题目上：快乐的一天。我以下棋为内容，注重刻画自己的心境，并使出浑身解数，认真形象地对景物进行描述，以景相衬。说句实在话，那时的我，一切十分稚嫩，连所阐述的事情、人物，都是纯属杜撰，类似于动辄“小明”、“小丽”式的学生作文。试卷一交，我抱着无所谓的心态离开了县城。
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这篇胡编滥造的东西竟然蹿红，捧回了全县三等奖的奖状。颁奖那天，全校师生站在操场，鼓掌祝贺。我头重脚轻地接过奖状和那本作为奖品的《四角号码字典》，忽然间暗自脸红起来。也许，命运之手就是这样捉弄人，你越是毫不在意，越是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自此，竞赛格外频繁起来，要么数学，要么作文，每个学期总有那么一两次。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我最幸福的时候不是捧得奖杯归来，而是每次参赛时，可以吃上免费的早餐和午餐。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少年的我，跟随父亲一早赶路，先徒步一个小时，抵达县城，走进那家当年最气派、最红火的分宜饭店，要上两根油条、一碗豆浆，美滋滋地享用着。我能感觉到窗外那些羡慕的目光，能感觉到鲜美的豆浆在肠胃里畅游的舒适，能感觉到人生的幸福就在油条的香气里弥漫。用完早餐，我们还得穿过县城唯一的长街，继续行走半个多小时，赶到介桥中心小学去参加赛事。考试是令人窒息的，选拔是严格残酷的，但是，于我，似乎已经满足。因为，更奢侈的午餐就要到来了。还是在分宜饭店，一盘肉丝炒粉摆在了面前，价格是三角钱，可以买两三本连环画。这是学校的奖赏，或者，算是出差补助。我细细咀嚼，连一星葱花的味道都不肯放过。在此之前，我只吃过米饭。油条、豆浆、炒粉，这些在我看来，只是城里人的奢侈品，可我靠竞赛挣来了。我一直为此自豪。光阴似箭，二十多年后，我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早餐、那时候的午餐最香、最美。
由于经常到乡里竞赛、集训，认识了不少别的村小学的优秀学生，比如夏侯，比如建平。
那回，我在全乡口算竞赛中获奖，得到一元五角钱的奖励，并接到通知，前往介桥中心小学集训半个月，准备参加全县竞赛。夏侯、建平等人全来了，白天在中心小学教学大楼旁边的平房里进行魔鬼般的训练，晚上则睡在附近大祠堂的厢房里。草席、被子是父亲送来的，往楼板上一摊，五六个人挨个儿排开，这便是床了。食堂设在祠堂的前厅右侧。到了用餐的时间，我们端起自备的铝饭盒，享用学校专门开设的小灶。夜深时，也会想家，枕着双臂，呆呆地凝望着黑漆漆的空中，故乡的一草一木悄然走近，白鹭在高大的枫树上翩跹起舞，鱼儿嬉戏在清亮亮的溪流，伙伴们在祠堂前的水塘边做着游戏。在一种浅浅的惆怅中，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
介桥是个千年古村。一生经历五代皇帝、在嘉靖年间执掌朝政长达二十年的明朝宰相严嵩，便出生在这里。少年时的我对那段历史、对严嵩以及其有“八世一品”之誉的故里并没有多少了解，更多的是从民间传说中捕捉到片鳞只爪的信息。印象中，毗邻分文铁路线（分宜至文竹）的平交道边，长着许多古樟树，荫翳蔽日。从祠堂往县城方向行不多远，有一口清澈的水塘，周围有青石板路，邻塘坐落着老屋，搭建着回廊。常常有浣衣女子的朗笑与棒槌声一道回响在村庄的上空。可惜，那时我还没有对历史生出特别的兴趣，以至于与这个饱受争议的古村失之交臂，不曾更多地去探究。相反，我更多的是关注市井轶闻。记得那是个雷雨季节，天气变化无常。一个恐怖的消息传来，介桥村里有一个男子在田地里干活时，被雷活活劈死了。黑魆魆的祠堂愈发显得阴森起来。
授课的老师是一位黄姓中年人，与夏侯沾着亲。他似乎鲜有笑容，或许由于常年绷着脸的缘故，腮边的肉出奇地少，让人想起刚刚进化的猿人。黄老师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每日会不厌其烦地编出许多稀奇古怪的题目来，要求我们超负荷运转。最令人窒息的是，并非所有集训的人员都有资格去县里参加竞赛，而要进行尾数淘汰。私下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考场上，我们是强硬的对手。我们在紧张、严肃的日子里煎熬着。最后抽“生死牌”的时候终于到来，仍然是漫天的阿拉伯数字。一番纸上厮杀后，很快见了分晓，我顺利过关入围，倒是建平遭到了无情的淘汰。我们这些幸运儿不仅没有喜悦的心情，相反，看着默默的建平，倒像雾一般升腾起一种悲凉的感觉。
一场比赛，留下给我的，是竞争的残酷和无奈。
四
大约是父亲的努力，外公竟到水北小学当起了伙夫。厨房就在父亲宿舍的隔壁，每天一大早，就听到外公房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当绯红的霞光披在法国梧桐的枝叶间时，厨房里散发出诱人的饭菜香。
外公话不多，只管埋头干活，闲暇时，便搬条板凳，静静地坐在厨房后。屋后便是一条溪流，它由上游平缓地穿过一片油茶林后，在几棵板栗树下被许多青石板拦截住，只留小部分流水纵身跃入宿舍楼下那个不小的水潭。水潭岸边盛长着郁郁的荆棘丛，四季常青。潭里常常传来鱼跃的声响，有甚者，竟在半空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好像跳水运动员在尽情表演。对面是看不尽的水田、庄稼，青青黛黛的远山变幻得格外勤，有时浓得像墨，有时淡得如月晕，有时与云与雨浑然一体。乡村的日子就这样宠辱不惊地过着。
我眼中的外公，除了跟祖父他们围拢在冬天的火盆边才有唠叨不尽的话题外，多半是闷头干活。由于眼睛不好，看人时，他得仰着脸，定神端详片刻，一丝和善的笑容随即爬上深深的皱纹。外公守着屋后那片风景时，如同一个听话的孩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目光投注在前方的某处。也许，他想起林场那些他割舍不下的梨园；也许，他在凝望铁路那边自己的村庄；也许，他将孤独溶解在岁月的河流里，流向远方，追逐外婆的身影。我从来没有真正去打开外公那扇厚重的心门，只是感觉他的存在，从他的举手投足间去感觉一种先辈的温情。遇到天气好时，外公会挑起一担平时砍来的木柴，悄悄地离开学校，送回几里外的家。
大约读四年级时，刚上了半年中学的大哥辍学归来，同村八个中学生都扛起了锄头。父母亲强烈反对，学校的老师还专程前来劝学，但大哥吃了秤砣铁了心，九头牛也拽不动。他说：反正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了，家里缺劳动力，我在家待着好了。从此，他甩起牛鞭学耕田、耙土，很快成了一个侍弄庄稼的好手。农闲时，见别人蹬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卖冰棍，他受了启发，也购置了一个专用木箱，每日一早徒步去县城进货，以每根冰棍两分半钱的价格购入，四分钱卖出。可能嘴怯的缘由，大哥的生意并不乐观。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父亲说：要么，到我们学校去卖。
大哥果真在父亲的宿舍前摆了个冰棍摊。白花花的日头晒着他黑黑的脸，那种表情迄今还令我难忘，那里面有期盼、有憧憬，更有寂寞的等待。到了课间休息时，我悄悄地躲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柱子后，远远看着大哥，暗暗祈祷他的生意红火起来。那时，乡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能舍得买冰棍的孩子毕竟在少数，可想而知，大哥往往是惨淡经营。到了收工时，他总是默默地将快要融化的一堆冰棍清点好，小心翼翼地裹在棉布里，踽踽地回了彭家园。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吮吸着卖剩的冰棍，大家都不知道该怎样劝慰大哥才好。自然，没有多久，卖冰棍的事成了昨夜残花。
这一幕埋藏在我的脑海中，永难拂去，我现在还能想起日头煎晒下的大哥那无助的神情。
如果说，生活的艰辛使我早熟，那么，军保的遭遇令我品尝到了生活的无常。
军保是刘小英老师的三儿子，与我的大哥同年级，成绩拔尖。甭瞧他瘦骨嶙峋的像“草上飞”，玩耍起来比猴还精。对当时孩子们的玩耍方式，他几乎样样在行。一段时期，学校流行玩打火纸，一到下课，大伙便蹲在操场上，将打火纸搁在砖块上，用卵石一砸，一声声脆响此起彼伏。不知谁最先发明的玩法，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利用自行车废弃的链条和铁丝改装成手枪状，再剥开打火纸，将圆圆的火药压入“枪”中，一扣机关，顿时发出啸叫声，并升起一缕青烟。军保成了此道的高手。但或许乐极生悲，某个寒假，“枪”爆炸了，其右手从此不复存在。我并没有亲眼见到那惨烈的一幕，只是断断续续从父亲那儿听来的，有一点事实却不容置疑，军保自此改用左手写字，右手则变成了一根棒槌似的。以后一旦小孩顽皮，熟悉的人便道：还不接受人家的教训，想加入残联啊。
校园里的法国梧桐树日复一日变得茁壮，枝繁叶茂。尤其是进入夏天后，当蝉们吵闹不休时，我们开始爬上树杈，惬意地坐在树干上，轻轻摇荡，享受着暂时的清凉。春天，梧桐树刚刚吐出一簇簇绿芽时，我们坐在树下边，小心地给小纸盒里的蚕宝宝翻身、添加新鲜桑叶。养蚕是件快乐的事情。从一纸蚕种子开始，仿佛女人十月怀胎，每日将种子藏掖在衣服里面。经历了苦苦的等待，蚕终于钻出来了。接下来，要每天去采集桑叶，呵护有加，不敢懈怠。蚕能大口咀嚼了，这时候，你会收获到一种兴奋感。到了晚上，静静地倾听着纸盒里碎微的声音，平凡的日子变得多姿多彩。直到有一天，它们开始吐丝了，忽然间，想起李商隐的那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心中那种欣喜渐渐多了份淡淡的忧戚。
五
又到了梧桐树被秋风秋雨吹打的时令，我读五年级了。这年，从外地调来了一个叫黄莲英的班主任，据说语文课上得特棒。
第一回见面，她站在讲台上，慢条斯理地自我介绍道：“我姓黄，草头黄。”她的个头不高，长相平平，但很有一种小巧玲珑的质感，尤其是声音，富有韵律。行走时，她喜欢踮起脚尖，用力地走着“八”字，这使得她的头发如同奔跑的小鹿。讲课时，她从不照本宣科地生吞活剥，而更多地结合生活、融入课外知识，犹如春风扑面而来，一洗读死书的弊端。
黄老师发现了我的文字潜力，精心挑选文章推荐给我阅读，并将自己订阅的杂志让我先睹为快。她每天逼我博闻强记，并雷打不动地完成日记。在其广阔的胸怀和渊博的知识面前，我忽然读到了海的魅力、山的厚重。我不能不挖空心思地去提炼生活，从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发现什么。有时，我活像操持着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忧心忡忡，不知能否顺利交差过关。虽然我还没有达到精雕细刻、炉火纯青的地步，虽然一切可能那么稚嫩可笑，但我终于摆脱了“小明”、“小刚”之类的瞎编滥造，开始面对原野山川之美、花卉林木之华，写出了真情实感，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世界。
我走到了小学经历的终点，也走到了小学生涯的荣誉巅峰。各种奖状相拥而来，几乎淹没了我。我不止一次地伫立在黄昏的流霞里，满怀深情地看着黄老师骑着一辆旧单车叮叮当当地返回县城的家。和风暖暖地拂过额头，空气里恣意流淌着泥土的芬芳，浓酽酽的绿奔涌在乡野的每一个角落。我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温暖而平实。当然，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一次，我在语文小测验中竟然只得了六十九分，那尴尬、窒息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黄老师严厉地“尅”了我一顿后，帮我认真地查找症结、解剖内因。我的头，不由得慢慢低下去了。“知耻而后勇”，从那天起，我真正记住了这句话，并伴随我的每一段生命旅程。
到了六月天，天气燥热起来，禾苗开始疯狂地抽穗，林间的各种果子长得更加成熟。到了夜间，田野里灯火星星点点，那是人们在捕捉出来透气的黄鳝、泥鳅和回水的鱼。乡村进入一个相对清闲的时节，然而，用不了多久，它将迎来最为繁忙的“双抢”季节。我们这些五年级的学子，就是在这时候去参加全乡统一考试的，这场考试，将把一批少年永远留在田间。
毕业考试的地点安排在介桥（又名界桥）中学。学校离我生活过的介桥村有一段距离，坐落在一片丘陵下，徒步需十来分钟。这是我头一次走进这所中学。初次的感觉是十分幽静。和水北小学一样，这里也种植着几排法国梧桐树，有一个很大的操场，覆盖着密密的青草。上午考语文，很轻松过关。草草吃了点东西聊以果腹，见离下午的考试还有三个钟头的间隙，我便拐进考场想休息一下。教室里静悄悄的，蝉的鸣叫从窗口一阵接一阵飘进来。我留心看了看后面那块宣传栏，见全是关于学习中国保尔张海迪的内容，用粉笔画着插图，五颜六色。这是1983年的6月。两年前，大哥他们从这所学校辍学做了农民。我对未来尚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认知，有好奇、憧憬，更有忐忑。带着这种心情，我完成了数学考试。
前面是一个怎样的十字路口，我无法知道。
2008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