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荡尽，四处流浪的埃及商人阿里·密斯里逃生到巴格达住到一间经常死人的大房子里。该睡觉时，他“带着被褥，去到楼上一间大厅里；那儿天花板漆得金光夺目，壁上镶着彩色云石，装修、陈设得非常华丽。他打开被褥，坐着朗诵几章《古兰经》，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对他说：‘哈桑之子阿里呀！你要不要我把金子撒给你？’‘你要撒的金子在哪儿？’阿里·密斯里才一问，无数的黄金就像弹丸一般，不停地落下来，落满整个大厅。接着他又听得有人对他说：‘你的寄存物我已经还给你了，我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请你释放我，恢复我的自由吧”，【注1】。接着，他又告诉阿里，过去有人在此过夜，遇见此情景，“总是吓得狂叫起来，结果被撒下的黄金打断脖子，丧了性命，我这才归去”。如今见到阿里遇到这种情况毫不惊慌，而且理直气壮，“因此我知道你是金子的主人，才把金子撒给你的啊。”它还将也门的一个宝库也交给了阿里。
贫穷落魄的扶风人苏遏，从外地来到长安，租住在一个谁住谁遭殃，一过夜就死去的“凶宅”里。“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更以后，未寝，出于堂，彷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遏下阶，中庭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缘没敢叫唤。’对曰：‘不知。’遏又问：‘承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日：‘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丧逝。亦不曾杀伤耳。’至明，更无事。”最后，苏遏又听“烂木曰：‘君子倘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吾人矣。’有德（苏遏后改之名）许之。明晨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注2】。
这两则故事的情节不仅相差无几，而且结局也基本相同。阿里·密斯里按照魔鬼的意愿释放了它，恢复了它的自由，从此大家相安无事。苏遏也答应了烂木精的请求，将它送往昆明湖，此后它也再不打扰人们。作为商人的阿里因为有了金子而有机会进人政界，最后当了宰相。作为书生的苏遏继续闭门苦读，七年后当了刺史。
这类凶宅得金的故事在许多国家的民间文学中都有反映。令人遗憾的是这类故事的传播者或整理者出于对人生命运多变的不理解，往往将主人公偶然获得的财富，视为必然的所得，归结为冥冥里注定的为之所有的东西。这种宿命论只承认必然性而否认偶然性，将一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片面地夸大为必然性，是剥削阶级的社会伦理思想的一种反映。汉语的“宿命”一词来源于佛教典籍。“宿”指前生，“宿命”指人的今生命运是由前生所为的善恶来决定的。这种思想在阿拉伯和中国的作品中不断地被敷衍、重复是有它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宗教基础的。
但是，这些意外的宝藏不是被那些为富不仁者所得，而是被那些不如意的商人、书生等普通人所得，明显具有理想化色彩，并表现出作者的同情和人道主义思想。至于得宝的那些主人公所表现出的不怕死的勇敢精神、不怕鬼的唯物主义精神，不求来世的现世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人们去积极进取，去争取更大的物质进步。这也是千百年来，这类题材的故事一直保留在民间文学里的重要原因。
以鱼为洲的奇瑰想象
《一千零一夜》卷4《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中，《第一次航海旅行》写辛伯达荡尽遗产后，只得决心“作长途旅行，到远方去经营生意”。一天，他所乘的船路过一个小岛，“旅客们都舍舟登陆有的搬锅碗去烧火煮饭，有的从事洗涤，有的去各处欣赏风景大家吃喝的吃喝，玩耍的玩耍，正在欢欣快乐、流连忘返的时候船长忽然高声喊道：‘旅客们！为了安全起见，你们赶快上船上来吧。为了保全生命，你们扔掉什物，立刻回到船上来吧。你们要知道：这不是岛，而是漂在水上的一尾大鱼。因为日子久了，它身上堆满沙土，所以长出草木，形成岛屿的样子。你们在它身上生火煮饭，它感到热气，已经动起来了。”’结果，“他们有的赶到船上，有的还来不及上船，那所谓小岛已经撼动起来，接着沉了下去，人们全都淹在海里”【注3】。这一奇幻的情节和阿拉伯人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卷1开篇部分的描写颇为相似。文中写道：“在这片茫茫大海中，时而有一种海兽出现，它的背上杂草丛生，银壳闪闪发光。船员们往往误认为是一小岛，抛锚停泊，一旦发现不是岛屿，便立刻起锚张帆，迅速离开。”这表明二者同源于一个原始材料。这种以大鱼或巨鱼为洲的记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多有记述。
晋时志人小说《西京杂记》卷五刘欲难杨雄之一，“东海人”记述了从前有在东海航行的人，因海上大风，船又漏水，只好随着风浪漂泊。“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断其缆，舡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这则故事说明海上有一孤洲原是大鱼，因生火做饭而沉潜。
南朝志怪小说《金楼子·志怪篇》多记世间万物之怪，有一篇则云：“巨龟在沙屿间，背上生树木，如渊岛。尝有商人，依其采薪及作食。被灼热，便还海，于是死者数十人。”这则故事中仍有一个主题，即巨龟也是个可活动的岛，其下潜的原因也是被做饭的热灼伤所致。
唐代志怪小说集《异物志》卷466行《行海人》（又见《太平御览》卷942），出自《岭南异物志》，也载有大蟹为洲的记载：“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维舟登岸。于水傍，半炊而林没于水，断共揽，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这则故事记述的是大蟹因火而沉水。
此外，晋代志怪小说《玄中记》中载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的“东海大鱼”。唐代志怪小说《广异记》载有“乘流人二山，进退不得”的“南海大鱼”。《岭表录异》载有“海上最伟者”，“或出或没”的“海鳝鱼”。钱锤书推测上述一些记载“疑胥来自释典”【注4】。因为西晋竺法护于280年前后译出的《生经》卷三第三五则载：“有一鳖王，游行大海，时出水际卧，其身广长，边各六十里。有贾客从远方来，谓是高陆之地，五百贾客车马六畜有数千头，各止顿其上，炊做饮食，破薪燃火，鳖王身遭火烧，驰人大海。贾谓地移，悲哀呼嗟：‘今定死矣’。鳖痛不能忍，投身入水人畜併命。”佛经这则故事和前文所述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很可能出自同一本源的传说故事。《一千零一夜》在成书过程中曾吸收了不少古代印度的传说故事，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译成汉、藏文，佛经中的许多故事也随之传入中国，有些阿拉伯故事与中国记载的许多故事颇多相似，很可能脱胎于同一母体或源于同一国度。尽管如此，还是能说明阿拉伯《一千零一夜》里的题材与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4.夜灯之光普照华夏——《一千零一夜》与中国作家
《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译介
《一千零一夜》这部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其书名最早见于林则徐在《四洲志》（1841）中的记述：“近有小说一千零一夜，词虽粗理，亦不能谓之无诗才。”但真正介绍此书内容的当推近代文学家和翻译家严复（1853～1921）。
严复在1900年至1902年译述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一书的按语中译介了《一千零一夜》的主要内容。按语中写道：“《天方夜谭》不知何人所著。其书言安息某国王，以其宠妃与奴私，杀之。后更娶他妃，御一夕，天明辄杀无赦。以是国中美人几尽，后其宰相女自言愿为王妃，父母涕泣闭距之，不可，则为具盛饰进御。夜中鸡既鸣，白言王为女弟道——古事未尽，愿得毕其说就死。王许之，为迫其女弟宫中，听姊复理前语。乃其说既吊诡新奇可喜矣，且抽绎益长，碎不可罄，则请王赐一夕之命，以褒续前语。人后转胜，王甚乐之。于是至一千有一夜，得不死。其书为各国传译，名《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诚古今绝作也，且其书多议四城（指亚历山大城、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回部制度、风俗、教理、民情之事，故为通人所重也”【注5】。
严复写的这篇按语，既简要说明了《一千零一夜》书名、内容，又高度评价了此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言简意赅，概括得准确、全面，颇见文学水平。严复曾于1877年留学英国，1879年回国后曾在北京任编译局总办（1902），1908年又在北京任审定名词馆总纂。在这段时间里其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可见其英语水平极好。从《穆勒名学》的译文及这篇按语推断，他无疑曾通读过《一千零一夜》的英译本，而且在中国使用《天方夜谭》很可能也自严复始，只有他这样既有古文功底，又有较高英语水平的人，才可能用《天方夜谭》的书名恰到好处地概括出《一千零一夜》的名与实。
继后，《一千零一夜》的译者是上海的周桂笙（1872～1936）他字新庵，又字树奎，别署知新宝主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法学堂，熟知英、法文。在同吴沃尧主办的《月月小说》时，任译述编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清华书局出有他的译著《新庵谐译》一种，凡二卷，上卷系节译《一千零一夜》”【注6】。这是最早出现的中文译本。译文是由类文本转译的，对原文间或有增删，所以实际是节译。其目的在于借翻译外国作品为输入西方文明的桥梁，希望能达到开发民智，以拯救中国走出贫弱的目的。译文虽为文言文，但是比较浅易活泼，适于儿童阅读。比较周桂笙所译的《渔者》的文言文与现今的白话文《渔翁的故事》，很容易发现周桂笙的译文忠于原作，译笔明白晓畅，饶有风味。妖魔的狡诈，渔者的机智，以及二者间的性格化对话，都被译述得栩栩如生。
在《渔者》篇的卷末，周桂笙加了按语。他写道：“按以上《渔者》一节，亦希腊才【注7】演说之辞，姊妹倡和，愈说愈奇，使王虽欲不听不可得也。是以无夜不听，即亦无日不赦。王之初意，盖欲使尽毕其辞，然后杀之。而希腊才博闻强记，机警过人，滔滔泊泊层出不穷，直至一千零一夜之久，依然滔滔不竭。而王至是，盖已悔前誓矣，因亟命除去残暴苛酷之例，引咎自责，而国人赖是以安，莫不颂希腊才之贤德焉！或云有好事者之假托，则非余所敢知矣。原书篇幅甚长，所记皆希腊才之赚谈也，凡兹所译，十之一二而已，然暇当续成之也。书名本为《阿拉伯夜谈笑录》，《一千零一夜》其俗称也。”这则按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梗概与成书渊源，希望读者能够充分了解异域文化的内涵，并有意地去吸收其有益的营养。
周桂笙这个《一千零一夜》的节译本由于很适合当时初通文理的青少年阅读，因此出版后颇受欢迎。紫英在1907年出版的《月月小说》第1年第5号上发表书评《说小说<新庵谐译>》中写道：《一千零夜》“在西国之价值犹之吾国人之于《三国》、《水浒》，故男女老少无不读之，宜吾国人翻译者之多也”。并指出：“是此书（指《一千零一夜》的中译本）开译之早，允推周子为先。”“而综观诸作，译笔之佳，亦推周子为首，彰彰不可掩也。”紫英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而且准确的，认为周桂笙是将《千零一夜》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言之确凿，而像后来有些评论文章说在中国介绍《一千零一夜》始于周桂笙，那就不准确了，因为如前所述，林则徐、严复都早有文字在前，紫英的书评还赞许周桂笙之译笔“苍古沉郁。令人百读不厌，不特为当时译著中所罕有，即今日译述如林，亦鲜有能胜之者”。书评中还提及周桂笙冒着酷暑完成此译著的艰辛。继后，当《大陆报》又连载了出于他人之手的《一千零夜》译文时，他竟高兴地说：“吾未竟之志，今可如愿以偿矣”【注8】！可见周桂笙对翻译《一千零一夜》这件事的一片赤诚之心。
1903年，《大陆报》5至9月的第6至10期，刊载了篇名为《一千零一夜》的译文。《绣像小说》第11期至第55期（1903～1905年）刊载了篇名为《天方夜谭》的译文，共14篇。这两种译文均未署译者姓名。同年，文明书局还出版了《航海述奇》（即《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英国谷德英译，钱揩中译。1904年，周作人以“萍云女士”的笔名译出了《侠女奴》（即《一千零一夜》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原名伍光建，1867～1943，曾留学英国）的四卷本文言译本《天方夜谭》，规模在当时是很大的，内收50个故事。它是根据英文本“Arabian Nights”选译的，译笔简约流畅，叙事清楚，较忠于原文，颇受读者欢迎，影响较大。1911年，此译本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初集第54篇。因这个译本在叙事之简练、传情之精致等方面，都有些美学意义上的独到之处，所以前后多次再版。此译本1914年4月再版。192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由叶绍钧校注并写有长序的《一千零一夜》（上下）两册的译述本。该版本1932年、1935年两次再版。1930年，此译本4册又以《万有文库》第1集王云五主编的版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此版本出过2册的简编本。这两个版本书前均有叶绍钧的长序。1987年，岳麓书社又以简体字重版重印。
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屺瞻生、天笑生二人根据A.L.Lane的英译本合译出的《天方夜谭》。其中收入《一千零一夜》、《记渔父》、《异马记》、《求珍记》、《致富术》、《神灯记》、《橄榄案》、《记玛奇亚那杀盗事》、《诽梦记》、《能言鸟》、《谈灜记》、《薙匠言》、《魔媒记》等13篇阿拉伯民间故事。此译本至1931年已印了7版，到1936年时已印了11版，可见读者对它的欢迎程度。
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汪原放根据美国金因公司A·L·Lane的英译本译出《一千零一夜》，书前有英译者原序，卷末附有“译后题记”。这是首次使用原书名的中译本。正文中有2个阿拉伯民间故事，书中有插图，至1937年已印3版，至1941年该译本就已印行了9版之多。
1931年，北平（北京）敬文书社出版了陈逸飞、哪昭蕙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天方千夜奇谈》。卷首有“引言”，书末附有哪昭蕙的后记。此译本包括《瓶妖》、《怪宴》、《智童》、《飞马》、《哈生》、《仙后》、《魔媒》、《神鸟》、《互骗》、《黠婢》、《魔灯》等11篇阿拉伯民间故事。
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以世界文学名著的名义，出版了方正译述的《天方夜谭》。该译本从《一千零一夜》最流行的英文本里选择了最有趣、最能吸引读者的13篇故事编选成书。卷首有译者小引。此译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1936年5月至1937年1月）就印行了3版。
【注1：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3卷，第335页。】
【注2：李防等编：《太平广记》四，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33页。】
【注3：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4卷，第5页。】
【注4：钱锤书：《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829页。】
【注5：《穆勒名学》《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32页。】
【注6：李唯中译《一千零一夜》，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5页。】
【注7：“希腊才”即宰相之女，今译山鲁佐德。】
【注8：《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第122页～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