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的奥秘
人的自然性与动物的本能既互相联系，又有着严格的区别。动物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受制于本能。本能是动物生存的基础，也是动物一切活动的全部动因。
人是大自然的造化，与动物界所有生命一样，人的天然本能和本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人又是宇宙之精华，人的欲求不仅有自然性的一面，还有社会性的一面。同时，人既有生理上的需要，又有社会性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两者有机的结合，才构成了人超然脱离动物界的基础，从而，自然选择的最终结果，还是主宰整个自然界，统管着世间万物生灵。显然研究人性，不仅要研究人作为生物所具有的一般属性，更要研究他不同于其他一切生物所特殊的本质属性，而后者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从而也正是我们探讨人生，认识自己的基本出发点。
品行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
——[英]莎士比亚
诚然，人性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研究历程。它是通过实践而创造的对象世界，也就是改造无机界。人证明白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那么，这种实践的证明是何时开始的呢？显然，自从人类诞生时起，人就在认识改造自然的同时，开始了对自身本性的认识过程。当然，这种认识，在起初非常机械淡薄，只是在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是在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作为自然的宠物，人类开始将自己的本能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也即是人的本性，由后天自然选择而熏陶为崇高文明而庄严神圣。从此，从古老的东方大地到爱琴海岸的城邦，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现代哲人学者，无数的圣哲贤辈为此而苦苦追寻，苦思冥想，同时，为进一步认识人性升华到更高境界，他们各抒己见，互争雄长，其观点各树一帜，交相辉映，写出了一部色彩纷呈的人性论史卷。
卡耐基认为，人性是一个相对于兽性而言的为人所独具的文明特性。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个政治动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人与动物的关系角度明确地对人所下的定义。与此同时，东方儒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孟轲则从“人之性”与“犬之性”、“牛之性”的区别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点。孟轲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能“存心”、“养性”。作为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早期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又说：“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人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孟轲则在肯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同时，将人看成有大小、贵贱之分，并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对此，卡耐基认为，这是必须加以分析批判的。但是，从认识的角度看，两位哲人关于人的定义，却给后人不无方法论的启示，这就是探讨人性认识自己，必须将人自身与动物用辩证的方法加以探讨，必须在区别中探求联系，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区别。
有关资料验证，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人起源于动物，是从脊椎最高类型的灵长类中的猿进化而来的。卡耐基认为，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其实，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显而易见，人与动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在他们身上必然存在天然的共同属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这种天然的共同属性包含怎样的内容呢？人类的圣哲们，都曾竭力呼唤“人的自然权利”。卡耐基认为，他们所讲的食色等自然本能、自然权利，就是人所拥有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性是人与动物鄙具有的，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将其当作了人性的全部。显然，这是以偏概全，认识上有点偏激，是不科学的。
衡量一个人，应以他在不幸之下保持勇气、信心的方式为准。
——[古罗马]普鲁塔克
人的自然性与动物的本能，既互相联系，又有着严格的区别。动物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完全受制于本能。本能是动物生存的基础，也是动物一切活动的全部动因。对此，卡耐基说，作为“天生是社会动物”的人，同样也具有这种生存的本能。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人的自然性和动物的本能在作为生存的基础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两者是一致的。
但是，卡耐基认为，人的食色又不同于动物的食色。对于动物来讲，其欲求只能受本能的支配和控制，根本没什么思想意识所支配。在欲求满足程度上，它表现得特别贪婪，毫无节制，在满足的途径和手段上，则显得极度的自私、野蛮和残忍等，这就是动物的兽性。兽性代表了动物的本质特征。但是，人的自然性，其全部的内容只界定于上述作为生存基础的欲求范围之内，即人不可避免地拥有多种多样的自然需要；这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离开这一界限的动物性的野蛮、自私、贪婪、残忍等均非人的自然性所应有的。
卡耐基认为，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但是，人的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人必定是向着动物的兽性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例如。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则不完全为本能所驱使，为了某种社会需要，人“懂得在饥饿的时候耐着性子不去滥杀他们。但动物不是如此，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根本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这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对象。显然，人的自然属性受着意志等各种非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而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人的自然性具有人性的特征，表现出对本能的抑制和克服。
可见，人与动物之间尽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截然分明的。动物的本能受兽性的支配，而人的本能具有人性的质的修养。人性与兽性互相对立、相互排斥，正是在两者的矛盾对立中，通过人性对兽性的逐步否定，使得人从自私、野蛮、残忍的状态走向了文明，并将进一步趋于高度文明化。所以，可以说，人类发展史就是人性战胜兽性，逐步趋于高度文明化的历史。
对于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历史上不少的哲学家曾有过独到的见解，影响深远。例如，孟轲认为人性与犬、牛性不同，人能“存心”、“养性”。亚里士多德肯定人的理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性。”诸如此类，在人类历史上，均闪耀着光辉形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和影响，这些哲学家们都不可能对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和联系作出完全科学的解释，有些甚至将人性与兽性含糊不清，以兽性代替人性，成为兽性的鼓吹者和倡导者。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在人性问题上大部分哲学家都十分强调人的道德性。虽然他们在强调人的道德性的同时对人的自然性大多极端否定，但这种肯定人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主张节欲、寡欲，讲克制自守却包含大量的合理因素。与中国古代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并以人的自然性为基础建立道德体系的风尚行为。从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到快乐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伊壁鸠鲁，直至近代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许多思想家部对人的自然本性给予了充分的热衷赞成。实事上，这种对人的自然本能，生理需要的肯定认识和评价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广大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自然权利”给予呐喊作威，对于打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枷锁起了对自己都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英]莎士比亚
巨大的作用。但是，卡耐基指出，这一理论流派的最大缺陷，也包含在其合理性之中，由于它过分抬高了人的自然性在人性中的地位，过分夸大了人的自然本能的作用，以至将人的自然性看成是道德的直接来源，将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与否当作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并将它作为建立道德体系的基础，最后，人性的全部内容均为自然性所蒙避而遮掩。从而，这就在人性理论上奠定了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理论基础，成为西方社会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的重要根源。卡耐基认为，“人对人象狼一样”，是西方利己主义人性论的经典名句，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资本主义社会如同历史上一切私有制社会一样，剥削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十足的兽性生活。卡耐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要使兽性被人性所代替，必须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条件，唯有如此，才能使人在一定的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人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在欧洲历史上，有一段曾称之为“黑暗的时代”，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即封建社会。在这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黑暗年代里，宗教统治了社会的一切，基督教神学成为统治阶级最大的法宝源泉。它大搞神学蒙昧主义，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群众。例如：《圣经》说：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通过特种方式创造出来的。接着，关于人的一切均被上帝所主宰，哲学与科学再也无权过问人的问题。最后。是迷信压倒了科学，教权践踏着人权，神性消融了人性。直至14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在近代人文主义思想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人才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时，日益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真的面目。
基督教神学中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个人对上帝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它所倡导的思想有：上帝创世说，讲的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由上帝主宰的；“原罪”说，人生在世，必须依靠救世主耶稣之安排，为之赎罪，才能求得死后永生；天堂、地狱说，讲的是如果人们不听从上帝和耶稣的安排，就要受到来日的审判，被抛入地狱，饱偿困苦与凌辱；如果人们听从上帝或耶稣的安排，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死后灵魂就会升上天堂，获得幸福。所以，基督教神学极端轻视个人、肉体、文化、妇女和家庭。神学同时倡导“人应当蔑视自己，”以便为了那“无所不能”、“无往而不在”、“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的上帝。神学家安瑟伦赤裸裸地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显然，你必须自认下贱，听任上帝的伟大圣谕，如此以来，在上帝眼中，你就是伟大的；因为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是愈得到上帝的珍视。”显然，这种理论就是要人否定自己，将人沦为上帝的附庸、上帝的工具、上帝存在的佐证。同时，基督教神学还竭力贬低现世生活的意义。号召人们必须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并且，逆来顺受，委屈求全。这就是神学所倡导的，主张人世间是苦难的深渊。
要有自信，然后全力以赴——假如具有这种观念，任何事情十之八九都能成功。——[美]威尔逊相应地与这个“罪孽深重的和暂时的尘世生活”相对立有一个永恒的、极乐的“彼岸”生活。现实生活就是为死后的那种极乐生活作考验基础。所以，谁脱离尘世生活越早，也就能越快地步入天国或来世。同时，基督教神学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文化、财富和幸福，要蔑视和抛弃那“不洁”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接受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神学倡导，不要为了你的生命而讲究饮食，也不要为了你的身体而讲究你的衣服。基督教教会史上有一个所谓“巴塞尔夜莺”的故事，说的是一群僧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听到了一只夜莺的歌鸣，因而动了凡心，结果大多患病而死。故事验证的是，人的任何一点尘世的感情都是亵渎神灵的，终将遭到上帝的惩罚，更不用说享受爱情和家庭幸福的欢乐了。显然，基督教神学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蔑视人的生理和精神生活的一切。对此，神学界认为，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人的一切无任何价值可言，人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人性在根本上就是神性，即使天使所禀赋的本性，也无不存在于人的里面。
生活于13世纪中叶的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中世纪官方哲学的代表。为了充分论证上帝创世教义的价值意义，帮助统治阶级摆脱基督教神学日益暴露出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困境，他借鉴了亚里斯多德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建立了中世纪最完备的基督教神学理论体系。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他倡导，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所以人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人性具体表现为感觉、情欲、理性等，而人如果顺从了这种自然本性，肯定要犯罪。所以，人必须依靠神的恩赐来克服自己的肉体本性。他同时倡导，这种神的恩赐使人具有七种美德，即信仰、希望、热情、正义、谨慎、勇敢（刚毅）、节制。这是神学最早最完备的基础。
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理论，也反映了他的宗教神性思想。他倡导，人的德性有三种，即理智的德性、实践的德性和神性的德性。理智的德性和实践的德性统称为现实的德性。人的现实的德性，无论是理智的德性或实践的德性，它们在人的一生中永不健全。虽然通过努力可以使人们日益完善。得到世俗生活中的幸福，但是这种完善毕竟是有限的，低级的，暂时的，达不到与上帝接近的超然脱俗的极乐境界。要达到这种幸福，就要依靠神性的德性，与神性联系起来。神性的德性要有三种形式，也就是要有：信仰、希望、仁爱。唯有神的世界有信心，有希望，才是超越了人的一切现实德性。而这又必须具有“仁爱”，最根本的则是要爱上帝。显然，上帝的仁爱、信心和希望，既是神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又是人性向神性转化过程中的必备的德性条件。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的本性和神性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的人性，使人具有现实的德性，具体表现为智慧、学识、直观、谨慎、公正、节制等形式。“一个人能够由其本性的原理而达到幸福。然而，卡耐基对此批评道：这种幸福是低级的。人只有通过仁爱、信心和希望，分享了神性的一种的德性。成为‘神圣的本性的享有者’，才能获得高级的、超然脱俗的幸福。”人性屈从受制于神性，同时，人性又可能转化为神性。这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神性学说的基本内容。其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完全放弃现实生活中的财富、荣誉及一切物质享乐的困惑，而去实行禁欲主义，寻求那“永恒”的虚无缥缈的神的世界。
历史发展到14世纪末，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卡耐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中，采取挖掘、整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方式，来宣传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的伦理道德观点。掀起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浪潮。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会和宗教神学。当时最著名的思想潮流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倡导人性反对神灰心生失望，失望生动摇，动摇生失败。
——[英]培根
性，以人道主义反对神遭主义，以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人性至上、个性至上、理性至上。资产阶级思潮倡导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性在于人的自然属性，道德来源于人的自然属性。一切符合人的感官享乐的就是道德，反之，就是庸俗堕落的。所以，他们提倡利己主义，号召人们去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欲主义。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既抨击了禁欲主义，又揭露了僧侣放荡淫逸；荷兰的爱拉斯谟在《疯狂颂》中以犀利的笔锋对僧侣的纵情声色给予了辛辣讽刺和鞭挞，充分揭露了宗教神学的伪善。法国的蒙台涅认为，一个能够真正地享受自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的完善的人。诸如此类。总之，人道主义者以人性反神性，反对基督教神学把人说成是神造的，反对把人神化为没有七情六欲的神人。它使人们的视线从虚幻的神移到了现实中的人，把人的本质从神那里移到了人自己的理性或感性欲望上，所以，这在当时确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启蒙。
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非常轻描淡写的。这表现在许多人的著作中还保留了对上帝的默许。爱拉斯谟在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的同时，但又说：知识的程度，决定于人接近上帝的程度。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力量力不从心，所以，它纵然想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抗神道，然而这种反抗毕竟力不从心，这样的力不足正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所谈论的人、人性是抽象的，是抽去社会和阶级内容的。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所说的人，形式上是全人类，实际上就是指资产阶级；他们所说的人性，实际上是争取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人性。所以，卡耐基说，这种人道主义的人性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片面性。
对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历史上中西方哲学家都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在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上，西方哲学家远不及中国哲学家。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论述人性善恶问题时，基本上均是从伦理学意义上来进行演绎的。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火连绵，阶级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激烈尖锐。在日趋白热化的斗争中，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或言而有信，或信口开河；或温良恭俭，或互相倾轧；或以诚相待，或尔虞我诈，各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均彻底充分的显现了出来。所以，当时的思想家们环绕着人性是善或恶的问题百家争鸣，百花争艳。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孟轲则以其“性善”论，阐述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实行其“以德服人”的“仁政”而服之。他说，人生下来便存“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既然仁、义、礼、智萌芽于以上“四端”，从而，“四端”便可成为“四德”，人便可以成为圣人。显然，根据孟子的论证只能推断出人性可以为善的结论，而他却牵强附会到人性是善，这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并且，将人性善恶看作是先天的，生而有之的，从伦理学角度讲，也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论。然而孟子的“性善”论似乎入情入理。从人性论角度看，第一，他所说的人有。四端”主要是“恻隐之心”，这已认识到了人有同类意识，这是对人性理论的一个贡献。第二，孟子在论证人性善时，认为“四端”只是人本性中善的萌芽，人要成为圣人还有赖于后天的教育，这体现了他论证上还是谨慎的，同时，这为他解释人的“不善”留下了余地。
自我信任是成功的第一个秘诀。
——[美]爱默生与孟子
性善论针锋相对的是苟子的性恶说。荀子生活的年代较孟子稍晚，出于巩固封建等级秩序作理论说明，制造理论根据，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苟子指出，人的本性的发展必然发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这是人性恶的充分证明。荀子在他的论述中非常强调“伪”，而“伪”就是人为之意。但是，苟子说意即道德仁义是圣人创设的，其目的是“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荀子关于性的学说过于窄浅，只是将性特指为现实本能，在纠正了孟子排除人的自然属性不足的同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介于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中的是性无善无恶说和性有善有恶说。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告子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即所谓的“生”和“食色”。他说，这种性是无所谓善恶的，它犹如湍急的流水，总往低处流，何方低就往何处流。孟子的倡导，主要在强调后天教育的作用，具有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孟子的缺点是不重视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他看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都是完全相同的性。默认了人与动物无别论，犯了无类逻辑的错误。
历史上最早提出性有善有恶说的人是战国初期的世硕。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与“恶”这样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种差别是与生俱来的。就如同气有阴与阳之分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怎样才能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善性呢？他说，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对予性的保持和发扬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后天养之善性，就能使善性不断增长，否则，恶性滋生，蔓延扩张。世硕的人性观点也具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正因为如此，它对于后世关于人性善恶之争引起了热切关注。其学说也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推崇、赞同，并加以吸取、发挥。如东汉的王充就明确表示赞同世硕等人的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性三品说。
自汉至唐，一直较有影响的人性理论是性三品论。最早明确提出“三品”一词的是东汉的荀悦，而明确将人性分为三品的，则是韩愈。卡耐基指出，上品的人性天然是善的，中品的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下品的人性天然是恶的。为什么。人性会有上、中、下的差别呢？韩愈认为，这是由于构成人性的五项内容即仁、智、礼、义、信，所属纯度不同而定。上品的人性能以一德而兼其余四德，所以是天然善的，是最完善的人性；中品的人性某一德有不足或者有些违背，其余四德也含糊不清，下品的人性既违反某一德，又背离其余四德，所以是恶的。是最坏的人性。韩愈以伦理道德作为天生人性差异的依据，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同时，韩愈又说，这个上中下等级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显然，这体现出韩愈的人性论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但是，韩愈又说，韩愈的“性三品”说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作为一位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愈，他不可能掌握科学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所以，看不到人性的阶级性内容。然而，因为他置身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深谷里徘徊，生活实践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具有等级差别、贵贱之分。自然他便将人性分为三品。韩愈的这一理论在性三品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们成功，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以信心克服所有的障碍。
——[英]乔·吉拉德
北宋著名的哲学家、理学的“宗祖”之一张载，于先人哲学思想上，借鉴并提出性二元论，使得中国的人性善恶之争出现重大转折。张载认为，人性应包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先天就有的善的，是天理的体现。“气质之性”是人生下来之后所具有的身体特点、生理条件、物质欲望等因素的总和，是恶的起因。人和天地万物都具有“天地之性”，为此人性有善的一面。但人生下来之后又各种各样的物质欲求，由于这种“气质之性”羁绊着“天地之性”正常恢复和发展，从而使人由善变恶，由聪明变愚蠢，所以人性又有恶的一面。张载在人性善恶观上纠正了孟子、荀子各执一端的偏激，这是有价值的；他认为人性是发展变化的，后天学习、环境影响可以使人性变善、变美，这也有合理的因素。但张载改变气质之性的方法，即加强封建道德修养和善养浩然之气，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人性观。
二、人性的本质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指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加以区别。而社会属性是人所独具的本质属性，从此，我们发现了人是人，而不是动物，亦不同于动物性。所以，探讨人的本质，必须以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出发点。
千百年来，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性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百思千虑，着力求解。然而，这些睿智恢宏的头脑并未能探得真理的光芒。他们或者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之外……去寻找真理，或者只是从客体的或是直接的形式去理解。或者将自己的思维拴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只及一面，不及其余，其结果只能得到唯心的，抽象的，片面的结论。但是，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它使社会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也为人性学说建立了科学的基础。
信心是一种心境，有信心的人不会在转瞬间就消沉沮丧。
——[美]海伦·凯勒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来看，伦理思想家对人性问题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就其基本观点、基本立场，不外乎两大派别。其一，是从古希腊的普罗塔戈拉开始的感性主义思想路线，他们认为人性在于人的感性欲望，并以此来说明道德的来源、内容和标准，指出求善修德的渠道；其二，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的理性主义思想路线，他们认为人性来源于人的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人性在于人的理性或神，并以此来说明道德的来源、内容和标准，指出人修身养性的渠道。两派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起过进步的，或保守、反动的作用。这两派思想，随着岁月沧的变化而逐渐演绎派生，到近代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无论是理论的深刻性，还是观点的鲜明性，两派的对峙均达到了高潮浪巅。
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为自己辩护说：当一人的生命遇到危险，假使说，他几天没有吃东西快要饿死的时候，他看到一块面包，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偷吃这块面包？他为此申辩说：追求自然，需要满足，是人的权利和幸福，所以，人有权利去偷吃一块面包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但是，人既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从而，他又辩解道，为了国家的普遍利益，为了民族的独立，牺牲个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以生命可贵来为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作辩护。黑格尔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招兵买马，树立威望。但在人性理论上，他一反以往人文主义学者只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忽视人的精神本性的偏激，强调人的精神性，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性的变革。
但是，黑格尔的哲学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基础上的，他在批判一种倾向的同时，唯心的偏见又将他带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重视精神而轻视了自然本性。他将理性、精神的地位至高无上，认为人是精神劳动的产物，是绝对理念进展的一个环节，人性即理性。不仅人性，整个物质世界及全部物性，都消融在他那虚无缥缈的绝对精神之中了。
这正如，中世纪宗教神学在人性思想上，以神性取代人性。而黑格尔的理性人性论则将人性看成是由“绝对理念”创造的，尽管，他不是彻底地否定人性，只是试图从唯心主义方面揭露人的本性，揭示人的本质，但在唯心这一点上，他与宗教神学却妙曲同韵。所以，当马克思面对中世纪的历史遗产和黑格尔“头足倒置”的理论体系时，马克思便义无反顾地要澄清人性领域的是非。同时，他也深知，这必须担负起超越“天”、“理”之羁绊，使人性理论落脚到人间的重任。在马克思之前，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曾经尝试着做过这一工作，他便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一位感性人性论者。他通过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批判，说：“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显然，他把人性从唯心的天平中拉到唯物的本土中来，他认为，人性不过是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属性。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人与动物也存在着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人的感官具有普遍性的能力，即有精神活动。显然，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既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者”，又是身体与思维、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所以，人性便是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
自信是承受大任的第一要件。
——[美]詹森
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他的思想体系，就会发现，他的理论较黑格尔既有高明的地方，也有明显的缺憾。他忽视了人性中的自觉能动性，没有将黑格尔以颠倒的形式所发现的劳动对人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他所说的人与动物的感性区别，是人与人的两性区别。尽管他有时也把人称为“社会动物”，但他心目中的社会性仅仅是某类“群性”，只是两性之间的爱。显然，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仍然是抽象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并没有真正发现人的社会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人性理论不过是18世纪唯物主义的类同再现，比不上黑格尔的思想深刻。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给人性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各种人性理论，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人性论体系。第一，马克思彻底地批判了唯心主义人性观，以费尔巴哈的一个哲学命题“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为出发点，坚决摒弃了以往从神、上帝以及作为上帝代名词的理念出发来研究人性的思想方法，从而为科学人性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石。第二，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能动辩证法，将黑格尔把对象性的人，实实在在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结果中的“劳动”，由抽象的、精神的内涵化为社会实践活动，提出了生产劳动创造了对象化世界，“创造了人本身”的警世名论。马克思在批判地吸取黑格尔思想的同时，一跃而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登上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第三，马克思不只从人本身，从人的活动上理解人性，而且更进一步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从社会对人的关系上把握人性。但是，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马克思纠正了费尔巴哈的这一不足，提出了将费尔巴哈的“类”即物种。理解为“社会”的思想。卡耐基说，这一闪耀智慧之光的思想为建立科学的人性论体系找到了现实的土壤，同时。也为以后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卡耐基一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我们从这一根本前提出发，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那里，从人们的物质活动，从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周围物质生活条件，从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挖掘验证人的本质属性，从而，更能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性，把握人的本质。卡耐基的观点为：
第一，作为现实的人，无疑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生物，他有着类似动物的身体结构、生理机能、自然欲望和生理需求。这便是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也就是，人的动物性。它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基础，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因此，人类必须保持着这种客观自然属性。
第二，人之所以为人，根本原因在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即人具有社会属性。而促使人成为社会存在物的第一要素则是生产劳动。显然，劳动创造了人，进化了人，从而，导致让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诸如体力、感觉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能力。同时，也只有劳动才把这些以潜能形式沉睡于人的自然机体里的素质唤醒起来，激发起来，最终发展成为人所特具的种种本性力量，进一步让人主宰世界，主宰万物生灵。劳动不仅使人摆脱了动物完全受制于自然的性质，通过改变物质世界，丰富自己，充实自己，进一步完善自己。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生产劳动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从事生产的人只能是社会的人，脱离社会的单独孤立的个人是根本无法生存的。所以，精辟地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唯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人的劳动本身就是社会活动。正是这种人活动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性的另一层面，即人的社会属性。
要相信，你是多能的。那样，许多事情就成为可能的了。
——[苏]鲍里索夫
卡耐基认为，人性的两个层面，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密切相关和，息息相通的。这里，不仅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基础，没有自然属性，就不可能产生社会属性。同时，人的自然属性又不能代替社会属性，恰恰相反，作为高级运动形式的社会属性之中包含了作为低级运动形式的自然属性，自从人为了自身生存繁衍而须结成一定的社会群体，他的自然欲望的满足和实现，必须从目的、手段、途径、方法、结果及其全部内容都具有了社会性特征。同时，人的社会意识、生产力条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人的各种自然需求。从而卡耐基指出，人们吃喝已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更主要是为了劳动、工作，为他人、社会造福。并且，人的两性关系，已不仅仅是由生理方面的冲动而引起的自然结果，它与人类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这种自然欲望中道德的、情感的、精神的、文化的因素愈益丰富和复杂。概括地讲，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自然属性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是人的社会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自然属性又以人的社会属性取得了与动物界的根本区别。由人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属性从根本上验证了人具有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使得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社会属性在人性的层次中属于主导地位，起着规定、制约自然属性的作用。所以，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性之本。
卡耐基重点强调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揭示了人性的核心问题，并为进一步深化人性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显然人性是人的一般属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的根本属性。
卡耐基说，所谓人的本质，就是指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加以区别。而社会属性是人所独具的本质属性，从此，我们发现了人是人，而不是动物，亦不同于动物性。所以，探讨人的本质，必须以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出发点。不言而喻，任何社会总是直接表现为一个群体形态，而这一群体决不是由众多的个体简单相加而组成的。之所以将群体称之为社会，是由于群体之内的各个体之间，须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交互行为。分工合作地进行必要的生产及其他活动。卡耐基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但它却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同时，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所谓社会，它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的总概括。从而，人的社会属性，就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而具有的特殊本性。因此，当马克思论及人的本性的时候，从人的社会属性入手，并从社会关系这一更具体、更具深刻意义上作了表述，认为人的本质在根本上是由一切社会关系所决定了的。对此，卡耐基深有感触地评价马克思时，说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高明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解剖力。
坚持对于勇气，正如轮子对于杠杆，那是支点的永恒更新。
——[法]雨果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此，卡耐基告诉世人，从现实的、社会的角度出发研究人性，还必须运用阶级的观点进行历史的分析。社会关系、是纷纭复杂、多种多样的，如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阶级关系、种属关系、民族关系诸如此类。那么所有这些关系是否处于同一层次上呢？不是的。在许许多多的关系中，根本的是经济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并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所以，卡耐基说：“人们所处的关系就是同自己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既然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那么，它最终地也在根本上对人的本质、人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形成了不同的或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所以，这时生产关系主要地表现为阶级关系。其他一切社会关系，也都打上了阶级的深深烙印。由此则必然导致人性、人的本质主要地要由阶级性决定。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阶级社会里，作为剥削阶级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都是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都是统治者、压迫者，在思想文化上都是垄断者。他们为了本阶级的私利，残酷地剥削压榨广大的劳动人民。所以，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已成为他们的共同本性。而与他们相对立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则普遍具有勤劳、勇敢，富有反抗性和革命性的本质特征。的确，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关系是千头万绪的，不同的阶级、同一阶级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层和不同个人，由于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各有其特殊的本性。然而，不管什么样的人性，都必定是打上了阶级的深深烙印，并受阶级性的制约，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再所难免的。卡耐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人总是阶级的人，人性、人的本质必然是具体的带有阶级性的人性、人的本质。
人性、人的本质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历史性。卡耐基认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伴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本身也在发展变化。显然，人性、人的本质也随之演绎扩延。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个人只能依靠集体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人们之间形成了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从而。原始的集体意识便成为原始人共同的本性。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分化对立。社会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因而人、人的本质就具有了阶级性。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资料特别富裕，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有了极大提高，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彻底消灭。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唯有如此，才可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人的本性。
总之，社会关系纷纭复杂，它不仅具有现实的客观性一面，而且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特征。从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便生出社会性、阶级性、历史性等社会关键性问题。作为人的社会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补充和完善。
我们不会消沉或失败，我们要坚持到最后。
——[英]丘吉尔
卡耐基说，世界一切事物都既有共性，又具有个性，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人性同样也是这样。人性、人的本质也是共性和个性、一般与特殊的统一。
卡耐基说，人的共性和个性，也就是人性的抽象和具体。共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共同性，普遍性；个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集团中的人性。但最主要的是人的阶级性。在人们错综复杂的个性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具体人性，指的就是不同的时代、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本性。但无超阶级的人性，则是那种脱离阶级性而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性。倘若撇开人的阶级性而大谈所谓的人性，那么，这是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惯用方法，也是历史剥削阶级人性理论的基本特征，所以，是必须加以批判的。这里，卡耐基指出，人的共同性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针，通过对各种实存的具体的特殊的人性进行科学抽象后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说。一切具体的人性都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唯有这样，人才跃出了动物界而成为人，人性超越了兽性。也唯有这样，人类在思维、伦理、美感等方面才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在感情、欲望、要求等方面有着某些共同的地方；在运用语言交际。从事体力、脑力劳动等方面有某种特有的共性。所以，也使得处于阶级对立中的人能相互交往，组成一个能够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历史流传下来的不同阶级的文化，有可能为现代的人们所理解，一些文艺作品能为我们接受，甚至如痴如醉。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才不至产生断裂，而是在继承中得以不断发展。显然，卡耐基说，人的共同性，作为对具体人性的科学概括，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所以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
在现实中，人的共同性，是以具体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共性离不开个性，共同性离不开特殊性。特殊的人性乃是人的根本属性的具体体现。而人的共同性正是通过人的特殊性而存在并表现出来的。诚然，卡耐基说，爱情是一种与自然属性有关系的人性存在，无产阶级讲爱情，资产阶级也讲爱情，这是共同性。但是，由于阶级立场不同，经济地位不同，两者爱情的内容，则截然相反。他说例如《经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焦大为何不会爱林妹妹？归根结底爱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要受到特定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主要是阶级等级的级别而缚束。可见，爱情作为共性通过具体的阶级表现出来，其内容和形式就有根本的不同。又假使说，饮食，它是人类普遍的自然的要求，可是在旧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显然，剥削者，不会将余粮剩肉，拿来弥补被剥削者的温饱生存；而作为被剥削者，为了谋生与繁衍，必须穷则思变，打破现状，同剥削者针锋相对，必须改善生存环境。显然，这就使作为人的共性的饮食欲求，通过具体的阶级性而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人的自然属性如此，社会性方面也不例外。概括地讲，共同的、普遍的人性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人的个性才能表现出来。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之间具有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只能是对具体的特殊性的正确总结，决没有也不可能有超越阶级性、脱离阶级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曾极力主张本阶级人性，并把本阶级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是一切社会一切人的不变人性。资产阶级人性论也是如此。对此，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关系，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份理解为个人的不变的社会形式，这简直太荒唐可笑。而资产阶级宣扬这种抽象人性理论，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以证明其合理性。所以，当无产阶级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他们便惶惶无主，责备无产阶级要消灭人性。显然，那种撇开人的阶级性的抽象人性论是一切剥削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立场，并体现了一定的阶级特性。
我有两个忠实的助手。一个是我的耐心，另一个就是我的双手。
——[法]蒙田
大海涛涛，历史滚滚。中国已进入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已经消灭，社会成员，主要由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组成。既然现实的人性都是抽象和具体、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性也同样如此。建国初期，中国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当时所说的“人民大众”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者彼此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别，有各自的基本阶级性，但是，他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又都处于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地位，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根本一致的利益。因而，人民大众的人性，也就是人民性成为他们的共同人性。建国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性质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面临的任务，也从民族的解放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其成员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因此他们的共同人性，即人民性则更为充实。并且，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最高类型的新社会。它与以往的一切私有制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关系；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庞大体系。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进而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家庭、职业关系诸如此类。这一切新型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本质。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人的共同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反映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当然与原来社会有着截然分明的本质属性，如经济上的平等互助、按劳分配，政治上的主人翁精神，思想道德上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等诸如此类。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阶级斗争尚未从根本上最终消失，时而可能滋生蔓延，所以，我们还不能说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具有了内容形式上的、完全的共同人性，同时也不可能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这一人的本质特征。即便在劳动人民内部，在对待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思想行为上的特殊性。所以，进一步使得人的本质也呈现出层次性。有的大公无私，表现出社会先进分子应有的本质，而有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是公私兼顾甚至自私。现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本质还具有复杂性的一面。要使社会主义全体成员都具有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共同人性，只有到阶级完全消灭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根本好转。
卡耐基认为，人性、人的本质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历史角度看，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诞生和充实的过程。所谓人性、人的本质的生成和丰富，其实质是人在何时以及在多大在程度上成为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和直接占有者。因此，影响和制约人性、人的本质的诞生和充实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社会现实性，亦即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
要看日出必须守到拂晓。
——[英]司各特
人具有既作为自己活动的主体，同时又作为活动的客体的双重属性，人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人是主体，人以主体的姿态面对任何事物，也以主体的姿态面对自己。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这里，人作为主体有多种多样的规定性，其中最根本的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人的实践创造能力。它是人作为主体的最重要表现。所以，当我们谈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不断丰富人性、人的本质的，换句话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和弘扬人的主体性，提高人的实践创造能力。为此，卡耐基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生命的自然物，这不仅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同时，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限制的存在物。显然人的主体性，就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要受到外在的和人自身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这些因素阻碍程度，主要看人对现状的依赖度与把握度。
人在自我丰富与完善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自我对象化又成了客体。主体的人既是意识的客体，又是实践的客体。人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不仅人是客体，换句话讲，当人们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并且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他处处以主体的姿态出现，按照自己的需要不断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使自身的本性日益完备。
一、面对忧虑
我们是应该为明天而细心计划，但是没有余暇去担心。卡耐基说，前途总是光明的，车到山前总会有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