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横渠曰：困辱非忧，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
张横渠说：痛苦和羞辱不值得忧虑，始终记得痛苦和耻辱却是可悲的事，名誉和利益不值得快乐，忘却名誉和利益才是真正的快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让我们容身的尘世之间，人人都在争，处处都在夺。有名的人，事事通达；无名之人，处处受阻；有财之人，有钱能使鬼推磨；无财之人，哭天不应叫地不语，又怎能不让人对名对利心生向往呢？然而就是在这种追求中，很多的人得而不知足，为名利所扰，虽声名显赫，虽富可敌国，却时时难得快乐，这种不快乐的原因在于对名利的追求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准则，成为了名利的奴隶，而奴隶是难得快乐的。
名利不可强求，但绝对不求名不求利的人世间是不存在的。为了每日三餐的保障，就得去求一份收入；为了不至于病死家中，不至于子女受不到教育，就得想方设法多赚些钱；堂堂正正一辈子，谁也不想被人说一句不是，落一个不好的名声，这些所求虽然小，但也是求。陶渊明所谓的乐得逍遥只适应桃花源，那里没有争斗，却也没有人气。这样的桃花源人世间即便真能够找得到，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生存得了。因此说也只能做为一个梦想，在诗词之中被屡屡提到罢了。名利面前，重要的不是是否要求，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让自己的思想去控制追求，还是让追求去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个前后的关系是必须把持准确的。
苏东坡说，我之所以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关键在于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
人，一旦像东坡先生说的“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梦寐以求地沉浸在没有穷尽的“物”的占有欲，及其永无止境的膨胀的状态中，人都成了“物”的奴隶，那还有什么真正的人生乐趣呢？
荣辱毁誉不上心
人人都渴望和追求荣誉、地位、面子，为拥有它而自豪、幸福；人不情愿受辱，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生命为代价。所以，现实人生便出现了各种各样争取荣誉的人，形形色色的反抗屈辱的勇者和斗士；也有为争宠、争荣不惜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的势利小人。当然，也有人把荣誉看得很淡，甘做所谓“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清闲人、散淡者。
他们对客观的、外在的出身、家世、钱财、生死、容貌都看得很淡泊，追求精神的超脱、洒脱，正所谓“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窗外花开花落”。庄子曰：“荣辱然后睹所病”（《则阳》）。其意是说，人们心中有了荣辱的念头之后，就可以看到种种忧心的事情。过分关心个人的得失，就只能忧虑烦恼，无以摆脱。他在《徐无鬼》篇中说：“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大意是说，追求钱财的人因钱财物积累不多而忧愁，贪心者不满足；追求地位的人常因职位还不高而暗自悲伤；迷恋权势的人，特别喜欢社会动荡，以便从中扩大自己的权势。同时庄子也从正面阐述其观点。他说：“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缮性》）。大意是，不追求官爵的人，不因为高官厚禄而喜不自禁，不因为前途无望穷困贫乏而随波逐流、趋势媚俗，荣辱面前一样达观，所以他也就无所谓忧愁。所以庄子主张“至誉无誉”（《至乐》）。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最大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把荣誉看得很淡很轻，名誉、地位，声望都算不得什么，即使行善做好事也不要留名。
《庄子·刻意》篇中又讲：“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这里，庄子又列举了几种人士；隐居江海的人，与世无争、逃避世事的人，清闲悠暇的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荣辱毁誉的强烈愿望和忌讳。所以，以栖身山林江湖，流浪旷野荒原，每日垂钓，闲散度日。这正是道家的处世态度，顺其自然，在同一篇中，庄子讲了闲散居士的好处，“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人，邪气不能袭”。追求恬淡的人，不会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没有强烈的物欲，邪恶就不会侵袭他的身心。尽管庄子的“无欲”“无誉”观有许多偏激之处，但当人们为金钱所诱惑，为官爵所累的时候，何不从庄子他老人家的训哲中发掘一点值得效法和借鉴的东西呢？
劝君做一个“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没事清闲汉吧！
宁静致远，包含了“宁静”和“致远”两层含义。宁静不是目的，但没有平和安宁的心境，“致远”这一目的就难以实现。反过来，没有“致远”作为目标，真正的心静也是难以做到的。不管入世者还是出世者，他们所致之“远”不是自身之外的哪一个具体目标，而是精神的、心理的，是他们自我设计的一种完美人格，或者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自信的感觉。这样，“宁静致远”不是只有超凡者才能达到的人生境界，而是每一个人，只要他有超凡脱俗的人格追求都是可以达到的。比如在当前这沸沸扬扬的抓钱大潮中，如果哪一位保持沉默，淡泊自安，目不旁骛，一如既往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他是位作家，那就毫不动摇地写下去；他是位研究者，那就安安稳稳地工作在自己的书房和实验室；他是位教师，那就扎扎实实地站在落满粉尘的五尺讲台上。他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具体目标过程中，在寂寞和清贫中十分自信，并为自己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感到自豪。这自信和自豪就是一种人格，他们的人生达到了高远的境界才能有这种感觉。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心灵平静，而知足常乐是心灵平静的唯一办法。
无官一身轻
陶渊明因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仕。二十九岁时，他曾当过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动辞职回家种田。随后，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愿意接受。到了四十岁，他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又到刘裕手下做了镇军参军，四十一岁时，转为彭泽县令，但只做了八十多天，便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了，而愿亲自种田来养家糊口，过着一种十分清淡贫穷的日子。
他最终辞官回家，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引起的：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泽县来检查工作。县里的小官吏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去向陶渊明报告。这时，陶渊明正在他的书斋里读书写诗。他一听督邮来检查，十分扫兴，便放下纸笔，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见他穿着一身便服，吃惊地说：“上级来视察了，你作为一县之长，应该穿上官服，束上带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起那些依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们，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去向督邮行拜见礼，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叹息一声对小吏说道：“我可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乡里小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迎逢的样子来。”
说完，陶渊明不仅不去会见上面来的督邮，而且拿出县里的大印和官服交给小吏，说：“督邮来了，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辞掉了官职，陶渊明轻轻松松地回到老家去了。回家以后，他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空气清新的花园，心情畅快、惬意极了。他立即写了一首辞赋，题目叫《归去来辞》，以表达自己厌恶官场，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从此以后，他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过着一种耕田而食、纺纱而衣的田园生活。平时有空闲，他就写诗作文，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成了晋朝一位杰出的诗人。
视权力如鸿毛
在中国，权力与地位几乎等同。所谓权力地位，其实就是官衔职务。而有了官衔职务，也就有了名利。正是由于权力地位与名利联在一起，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争夺权利地位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环环相扣，一旦投入其中，便会越滑越快，越陷越深，乃至不能自拔。从古至今，在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中，最终导致毁灭自己和家庭的事例，真是触目惊心啊！
因此，我们想要活得潇洒自在，要想过得幸福快乐，就必须做到：淡泊权力地位，视其轻如鸿毛。未做官，不去用金钱买官，不去溜须拍马仰人鼻息要官，不去昧着良心陷害他人换官；当上官，不去盘算着如何使权弄权，不去千方百计夺取更高的官位，不去挖空心思谋求更大的权力。否则，太看重权力地位，太沉湎于权力地位，让一番争夺毁掉宝贵的一生，太不值得，也是愚蠢的人生。学会以淡泊之心看待权力地位，乃是免遭厄运和痛苦的良方，也是得到人生幸福和快乐的智慧所在。
实话实说，一个人勇于、敢于对权力地位说“不”，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淡泊名利享受，割断权与利的联系。惟其如此，才能做到不买官，不争官，不要官。为什么要这样下结论呢？因为千百年来，官和权，权和利是环环相扣的。官就是显赫的权，有权就有利，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能享受，能高人一等，能充满优越感。诚如梁衡先生撰文所说：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是福，更是显耀。在封建社会，官帽不是乌纱帽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就是要显赫一番。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要显出高人一等。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正因为做官能如此有权、有利、有福、有享受，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想方设法去做官的人，多如牛毛。当上官者很得意很快乐，当不上官者饱尝无奈、愁闷、痛楚的苦味，给自己和家庭罩上了无限的阴影。基于此，学会淡泊名利享受、割断权与利的联系，切切实实做到权之“忍”，无官不去争，有官不去斗，位高不自傲，位低不自卑，欣然享受清心自在、坐卧随心的时光，欣然享受生活的快乐和惬意，实在是理智生活，智慧人生。
曾受教于高人黄石公的张良，全心全意辅佐刘邦打天下。公元前206年，刘邦和项羽各领一支起义军分头向秦国都城咸阳进发。临行前，楚怀玉有言在先：“刘邦、项羽谁先攻进咸阳城，谁就在关中称王！”刘邦领兵向西首先攻入咸阳，把军队驻扎在灞上，自己进了皇宫。刘邦一进秦王朝的宫室，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取不尽用不完的金银玉器，数以千计的漂亮宫女，便想留下来在皇宫居住。张良劝他说：“正因为秦朝皇帝的无道暴虐，才落了个惨败的下场，沛公你才能够来到这里，而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贼，应以崇尚俭朴为本，现在刚进秦国，就要安享逸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助纣为虐’了。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望您能听取樊哙的劝告！”张良苦口婆心一番话，使刘邦幡然大悟，于是刘邦立即出了皇宫，住到灞上的军营中，并下令与父老们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者治罪，偷窃者处罚。除此以外，还将秦朝的苛法统统废除。关中的百姓们于是都欢喜异常，争相拿着牛、羊、酒食来慰问款待刘邦及其官兵。得到关中老百姓广泛拥护，此谓张良的头功一件。以后，在项羽设的鸿门宴上，张良救了刘邦，使刘邦免遭项羽杀害。此谓张良的第二大功。
鸿门宴之后，楚汉战争打了很长时间，双方相持不下，不能决定胜负，而此时双方又各有难题，于是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立妥了和约，项羽仍解阵引兵东归，刘邦也准备西归。张良和陈平劝说刘邦：“今汉有天下之地的大半，诸侯也都归附于汉，而楚却正是兵疲粮绝之际，这正是灭亡楚的时候！不如乘楚兵的疲乏无力，趁机加以攻取。如果现在有此机会而放走了楚兵，不加攻击，这就是所谓养虎而自留祸患。”
刘邦听信了张良、陈平的劝说，改变主意，引兵追击项羽，又接受张良和陈平的建议，将大将军韩信封为齐王，又给彭越加封，命令他们立即发兵共同进击楚军。这样，韩信、彭越和刘邦领淮南王英布的二路大军，各自为战，向楚进攻。终于迫使项羽退到乌江西岸，挥剑自刎而死！至此，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楚地都归了汉王刘邦，此是张良的第三大功。
三件大功足以证明，张良勇略过人，功盖天下。他辅佐刘邦打天下。建立汉朝，成为开国元勋之一，实在是功不可没。刘邦本人及其父亲、妻子，儿女，都非常感激、非常器重张良，对他委以重任，赐以重金，以表谢忱。作为刘邦在楚汉之战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军师和功高盖世的谋臣张良，倘若有论功行赏、封妻荫子的念头，乐于接受刘邦的封赏，自然也是人之情理中事，丝毫不为过。然而，张良却淡薄权势，把权力地位看得轻如鸿毛，不愿接受重任，不肯多掌权力。
像张良如此豁达淡泊，可谓明哲智慧，善保其身之举。看似糊涂，其实比刘邦在楚汉之战中的另一位功臣韩信要聪明得多。韩信以其功高盖主，自请封为齐王，终于得罪于刘邦，被刘邦所诛。韩信之举看似聪明，实在是愚蠢得很。张良赢得了刘邦的恩宠，也赢得了刘邦夫人、父子的青睐，固然与其赫赫功劳分不开，然而，如果他不那么淡泊权力地位，他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孟子道：“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寡矣。”佛典《大智度论》中也说：
“衰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转剧，如火灸疥。五无益，如狗咬炬。五欲增争，如鸟竞肉。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五欲害人，如践恶蛇。五欲无实，如梦所得。
五欲不久，如假借须臾。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面对难填的欲壑，我们应尽量享受已有的。这样生活就会是真实的，富有质感的，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太阳都是常新的。
欲望的满足不是满足，而是一种自我放逐，欲望会带来更多更大的欲望。如果我们为欲望所左右，为欲望的不能满足而受煎熬，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滋味？
“知足者常乐”。这是人们通常说服别人或说服自己，求得心理平衡的道理，也是糊涂修身的原则之一。《老子》也说：“知足之足，常足矣”。大则忧国忧民，感时忧愤：小则忧家忧己，往往都是忧多于喜，要说服人或说服自己还就得这样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生活、工作条件好些，精神安逸些？
想归想，未必都一一满足，在各种理想、愿望，甚至连小小的打算都未能成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要学会承认和接受现实，并且不消极、不失望，自己寻找心理平衡。在这里比较法很管用，即和过去比，和自己比，而不要和高于自己、强于自己的他人比。
比方你总觉得你的收获不如付出多，那你就应该和付出比你更多，获得比你还少的人比，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当自己的学业经历多年长进不大时，你应该想想从前的你还没有现在这么有知识，进步不大毕竟有了进步。“知足者常乐”多数情况不是指物质条件的获得，物欲的满足，不要无限制地追求那些不现实的，得不到的东西。正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人啊，把你的生活限制于你的能力，你就不会再痛苦了”。一切理想都植根于现实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人不可物欲太强烈，有了星星，还想要月亮，有了月亮还想要太阳，乃至于恨不得把整个宇宙都抱在怀里。不知足就必然贪心，人一贪心就容易生出许多恶行，不顾廉耻，甚至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最终不但挖了社会墙角，损害他人，也害了自己。“知足者常乐”这个原则在你忧愁烦恼之时，会让你找到心理平衡，克服种种不切实际的欲望，特别是物欲。安于现状，知足常乐，但切莫对美好的生活失去信心。
望富贵如浮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天的商品社会证实了老祖宗这些话。但糊涂学反其道而行之，望富贵如浮云。
《郁离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次随阳公子和郁离子谈论富贵说：“住在九层的楼堂，有十亩大的庭院，位于中央就能够俯视市容。高门大户，亭台楼阁，飞梁画栋；窗格秀美。左右高层密集，光彩闪动，一派繁盛之景。车马直通到殿堂，有鸣驺引导登上台阶，高高坐在华丽的垫子上，犹如神一般的尊贵无比。士卒列队，官吏成行，一个个都对你恭恭敬敬，连走步都有节奏顺序。你只要有一声咳嗽，都如同神在发号施令。审理案件，决断诉讼，一言九鼎。说一句话就能把侍者惊退，手指目及就能使被看的人畏缩不前，站立不安。千人并立，踮脚仰望你的神色。你喜悦时，大家都感到犹如春天温暖的阳光；你发怒的时候，凛然如秋天的冰霜。可以说你掌握着对别人的生杀大权；这是怎样的尊贵，我想和先生一起去谋求这样的富贵。”
郁离子听罢，微微一笑说：“我知道孔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富贵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如果不是用道义去追求富贵，就不能处在这种富贵中，这种富贵又有什么意义？我不愿意那样去做。”
富贵确实诱人，谁不想一生之中能够富甲天下，位尊人上呢？
古人的贵贱观是很分明的，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人的地位高低，贵贱有不同的层次；在没有开设科举制度以前，门阀、士族和平民则分得更清楚。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观念。对于贵贱，古人认为：
第一，人有贵贱等级之分，那就是说人有爵位俸禄叫作贵。而爵位又分为五等。《孟子》里面说“天下一等，公一等，侯一等，伯一等，子男也是一等，一共五等。”这里宣扬的是封建等级观念。认为那些能称王的人，天下都归顺他，所以称谓虽然不同，名义其实一样。在五等爵位之中，王这一爵位最高。有王爵的人，应该衡量评判天下万物的轻重，所以古人说：“权出于天，这是很高贵的。”这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在人头脑中的积淀。
第二，贵贱有别，应该是由贵人做的事，由贵人占的位置，被下等人占有了，就是凶灾之象。例如《易》中孚卦九爻说：“鸡登上了天，怎么能长久？”《本文》中解释说：“鸡本来不是登天的动物，却想登天，这违背了事物的本性。”相信的是不该信的东西，却不知道改变它，当然要走向没落。地位极高却不知道事物是会变化的，即使一时好，也是凶兆。所以孔子又根据卦象判断说：“这种不知道变化的事，怎么能长久不变！”《汉书》说：“地位超过能力，很少能够善终。”
这方面反映了古人对人的地位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还是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来认识问题的，虽然有其片面的一面，但其中也确实存在着哲理。对此史书还记载了有一次西汉的董仲舒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的话：“干体力活，应该背东西的人却坐车，这将会招致外敌。坐车是君子的权利，背东西是小人的事情，是说下人占了君子的位置却做的是小人的事情，祸患一定要降临了。”不少古人都对地位、等级看得很重要。
第三，古人也从贵贱的变化中，看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扬雄《解嘲》中说：“人有的时候，早上还大权在握，当着卿相，傍晚就失去权利，成了匹夫。”身居公卿高位的人，腰缠万贯，身穿紫衣，志得意满，气势很盛，等到祸来福去后，却坐牢流放，灾难跟着来临。
例如秦国的李斯，当他大权在握时，能假造诏书另立太子；到了坐牢将被处死，却连牵着狗去追野兔都不能了。又例如汉朝的周亚夫，富贵时皇帝坐车亲自慰问，犯罪时却坐牢死去。到了宋朝蔡京，也是“得势时权力比皇帝还大，失势时被流放死在僻远的地方”。想想这些人，确实曾经拥有很高的权力，位贵于人，但是一旦危险降临，连平民百姓也不如。
贵与贱常两相对，也就是贵和贱经常是对立相随的，互相转化，没有定规。比如傅说由筑墙的人变为宰相，商鞅由宰相变为逃犯。所以《易》谦卦说：鬼神危害盈满的而保佑不足的，人也是厌恶盈满的而喜欢谦逊的。故此《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就像接近深渊，像踩在薄冰上。用来劝诫掌握大权的皇公贵族，应该多警戒慎重，不要忘了这种警戒。
《劝忍百箴》中说：“人生贵贱，各有赋分；君子处之，遁世无闷。龙陷泥沙、花落粪溷；得时则达，失时则困。步陟马甘受征羌席地之遇，宗悫岂较乡豪粗食之羞。买臣负薪而不耻，王猛鬻畚而无求。苟充诎出陨获，数子奚望于公侯。噫，不可忍欤！”
这段话意思是说：人生的富贵与贫贱，各有自己的本性；君子在这种境遇上，避世却不烦闷。龙会陷在泥沙，花可能落在粪坑，获得时机则能腾达，失去时机即陷困顿这是常理。步陟马自顾接受征羌给他站在地上席位这样的待遇，宗悫哪会计较乡间豪绅给他粗粝食物吃的羞辱。朱买臣背着柴读书却不感到羞愧，王猛卖畚箕为职业，却不追求名位。如要人在富贵时不骄横，在贫贱时不颓丧，步陟马、宗悫等人何当有仰慕公侯的心思呢？怎么能不忍呢！
三国时的步陟马，字子山，淮阴人。汉代末年逃难到江东，单身一人，十分贫困。他和广陵的卫旌年岁相同，两人很友好，都靠种瓜为生。当时会稽有个焦征羌，是县里的大族。步陟马和卫旌在他的地盘上求食，怕被欺负，就一起抱着瓜去献给焦征羌，等了很久才被接见。焦征羌自己大吃美味佳肴，却在地上放了一张席子，让步陟马、卫旌坐在窗口外，用小盘子吃饭，吃的也只是一些蔬菜而已。卫旌吃不下，步陟马却饱饱地吃了一顿。卫旌对步陡说：“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待遇？”步陟马说：“我贫困卑下，主人用贫贱来对待我们，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后来步陟马在吴国当官，当过中郎将，又被拜为丞相。当自己处于很低微地位的时候，步陟马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不去过问、计较这种事情，是因为他胸有大志，有所作为。忍得一时气，才能锻炼培养自己的品行。
古人认识到有贵就有贱，这是相对相生的。人处于不发的境地，自然就会被别人看轻，无论是谈话还是办事，都不会重视你。不仅如此，也许还会让你受尽侮辱。这里举了几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身处微贱之时，应该怎样做才是忍贱，别人轻视你，看不起你，你自己更自轻自贱。有时对于一时不公的时候，忍气吞声不去计较，不是自轻自贱，正是能够忍贱求生存，求发展的最佳方式。
晋代的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年少时家里贫困，以卖畚箕为职业。有一次他在洛阳卖畚箕，有一个人出高价买他的畚箕，对他讲“我家里离这儿不远，你跟我去取钱吧。”王猛因为他出的价钱很高就跟着他去了，走着也不觉得很远，不知怎么忽然到了深山里，看见一位老者白发白胡须，靠短凳坐着并给了他十倍的价钱，然后派人送他走了。他出山后，环顾四击，发现原来是嵩山。王猛相貌堂堂，不屑理会小事，人们都轻视他，王猛仍悠然自得。王猛隐居华阴，听说桓温进了关，就穿着破衣服拜见桓温，一边捉着身上的虱子一边谈当时的大事，好像旁边没有人的样子，桓温认为他不同寻常，十分高兴地和他交谈，封他为祭酒，他却推辞不做。升平元年，前秦尚书婆楼向秦王苻坚引荐他。苻坚与他一见如故，与他谈论当时大事。苻坚十分高兴，自己说是刘备遇上孔明。于是王猛当了中书侍郎，后来又做了尚书左丞。人不可能总是处于穷困潦倒的地位，尤其是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们能够忍受一时的地位低下，也才能日后获得高位。
像这样能够不惧怕地位低下，不惧怕别人的轻视，能够以自己做人的原则约束自己，不断上进，奋发进取的。还有一位，他就是南朝宋的宗悫。宗悫字元干，南阳人，讲义气，武艺高，却不被乡邻知道。同乡人庾业家财富有，和人吃饭，桌前总是摆着长达一丈远的食物，但给宗悫却摆上粗茶淡饭，并对客人说：“宗悫是军人，他能吃粗粝的食物。”宗悫吃得饱饱的才回去。后来宗悫当了豫州刺史，庾业是他的长史，宗悫对庾业很好，不因为从前之事而恨他。后来宗悫又当了振武将军。
所以人处于贫贱的地位时，眼中不看重权势、富贵，而是安于贫贱，自我修养到家，培养高尚的品质，以后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必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会牢记贫贱时的感受，能忍贫寒，则能够珍视权位，知道怎么去运用权位。同样一个人处于富贵高位的时候，不忘记曾经受过的贫困，不忘记贫困时所交的朋友，一旦有变，失去权势、地位，他也不会怨天尤人，这是能忍富贵。只有这样穷困不易其节，低鄙不附权贵，富贵不失其廉洁，才能由卑及尊，由贫及富，处之泰然。
淡泊名利，不求奢华
《菜根谭》中这样说：“此身常放在闲处，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身常放在静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意思是，经常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安闲的环境中，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和成败得失都无法左右我，经常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安宁的环境中，人间的功名利禄和是是非非就不能欺骗蒙蔽我。
人类的各种欲望，如果任其放纵而不加约束，那么就必将永无止境地堕落，所以必须磨炼自己的意志，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一定按计划做，制止自己的贪欲心。
《庄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市南子去见鲁侯，发现鲁侯心情不好，满脸忧郁，就问他为什么，鲁侯回答说：“我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够小心谨慎的了，可是仍不能避免祸患的发生，所以很担心，很忧愁。”市南子问：“你知道狐狸和豹子吗？它们隐居山洞密林，昼伏夜行，即使饥饿，也要到远离人群的地方觅食，然而它们仍不能逃脱罗网陷阱之灾，这是因为它们身上有着人们所需求的美丽皮毛。现在鲁国就是您的皮毛，我希望你剖开形体，舍去皮毛，洗净内心，摒除欲望，而遨游于无人的旷野。”
在这里，庄子告诉我们，过度的欲望使人烦恼，会给人带来灾祸，但欲望又常常在人的内心作祟，使人对它难以割舍得下，派生出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抛开对荣辱得失的忧患，清心寡欲，从而做到无欲则刚了。因此，平淡是红尘的淡化剂，心如止水，沉稳恬静，拥有平淡，不拘泥人言是非，不沉迷利禄功名，脱离尘世喧嚣之境，视悲欢荣辱如过眼烟云，不为权势所羁绊，不为物欲所拖累，以一颗平常心直面人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古人杨慎在《临江仙》词中说：“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有一句名言叫作“心底无私天地宽”，很多人最迫切追求的是私欲、私利，私欲多了，就会目光短浅，私欲少了，就会有胸怀天下、造福人类的宽大胸襟。心怀天下、志在四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流芳百世。
淡泊名利，放宽心境
将名利看淡，就会感到心境宽广，生活海阔天空，就能将精力专注于有益的事业，并为此奋斗不息，从而使人生充实而有意义。
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尽力向内发掘自己的内心，向外探索未知的世界，以充实、磨炼自己，并把自己所知、所有、所得与他人分享，以包容的心态向社会付出，向世界付出。这样才会觉得生活空间广大而开阔，人生充实而丰富多彩。名利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却被许多人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追名逐利，放弃人生的真实意义，这无异于一叶障目，本末倒置。
名利就是障人眼目的一片树叶，是弥散在心里的浓雾，让人看不到更深远的人生意境。只有淡泊名利、放下名利，眼前的屏障才能拿开，心里的浓雾才能驱散。由此眼界扩大，心境开阔，包容万物，才能在人生路上看得更远，对自己内心的声音听得更清晰，目标才更明确。
看淡名利，在求知与探索中求得人生的真谛，从而更加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业。淡泊名利，在名利面前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用心走好每一步，包容一切不可知的事物，方能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倾力挥洒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在倾情挥洒中享受美好的人生，实现人生的真正意义。
袁隆平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代神农”“米神”。他为之奋斗的杂交水稻事业被人们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音。在他70多岁时，还领导一批农业科学家攻克超级杂交稻这一世界难题，掀起了新一轮的绿色革命。袁隆平由于在农业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获得了多项国内及国际大奖，但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保持一颗平常心，在古稀之年依然探索不止。袁隆平有两个最大的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研究成功；二是让杂交水稻进一步走向世界。
为了实现这两个心愿，袁隆平从成绩与荣誉两个“包袱”中解脱出来，超然于名利之外，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都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水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袁隆平把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
有人为了出名，把媒体的采访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不惜以钱谋之，但袁隆平不接受甚至躲避那些宣传个人、为自己扬名的采访，他总是淡然而坚定地对记者说：“我是研究人员，不是演员，我不接受采访。”
曾有权威评估机构评估：“袁隆平”名字的品牌价值达千亿元。如果他申请专利的话，或许他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可是他却把专利无私地贡献给国家，而他的生活依旧简朴。
袁隆平曾说：“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包容一些，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让心态更包容一些，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无法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心里反而很难受。”
“我感到最愉快的事是出新成果，这个成果给不给我荣誉是另外一回事，无所谓。能够在灵魂上得到安慰、有所寄托，就要出新成果。我不停留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
年届八旬时，袁隆平仍然要骑着自己的白色小摩托到杂交稻试验田观察研究。袁隆平始终不为名利所累，不为浮躁所动，不为金钱所惑，锲而不舍，执著追求。在袁隆平的书房里挂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在他看来，探秘杂交水稻永无休止，他的研究也就“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淡泊名利，才能心境宽广，包容万物，才能在事业上想得更高，看得更远。
佛学上有句话讲：“心无所住”。一个人的心执著于什么，就会被什么困扰。看重名利，心就驻留在名利上，就会被名利所困扰、所劳累。眼里、心里全是名与利的得失，哪里还有空间去接纳其他的事物？名利是充斥在心中的迷雾，看重名利，心灵就会迷失方向。将名利看淡，就会感到心境宽广；生活海阔天空，就能将精力专注于有益的事业，并为此奋斗不息，从而使人生充实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