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红碧[102]
地处四川盆地腹心的自贡以“千年盐都”著称，从东汉章帝时期开凿首批盐井开始，历经一千多年的变迁，到清咸同时期，因“川盐济楚”而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手工工场和四川盐业生产的中心，也由此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自贡盐场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增产加运的号召，大力发展生产，成为大后方食盐供应的主要基地。
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沿海盐场或被日军侵占，或临近前线，运道被阻断。在此情况下，为保证全国军需民食的需要和国家财政收入，1938年3月，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东西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即15万吨。
为此，盐政当局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增产加运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1）提供贷款：由财政部担保，四川盐务管理部门向四大国家银行订立了1350万元的透支合约，并由盐务总局拨款100万元，共计1450万元，低息转贷给各盐商，用于起复旧井、开凿新井，改造现生产井，添置锅、灶，为发展自贡盐业解决资金问题。（2）发放补贴奖励：政府规定，对岩盐井卤咸量每桶不到2.8两的给予“补咸津贴”；对机推卤井月产量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给予少产津贴；对超过核定的“负责产量”的车卤井给予“超产津贴”；对保持安全生产的卤井发给推汲奖金；对搭用篾索汲卤的盐商给予“搭篾补价”，以此来调动盐商的生产积极性。（3）鼓励开放卤井、开凿新井：取消原来的限产政策，奖励淘办旧井。放宽管理办法，准许商人随时登记申请开凿新井。新井竣工之后，如产量过少或咸量过淡或根本没有产出，其损失由政府设法予以补偿。（4）统制制盐原燃材料：成立“四川省盐业燃材料统制处”和“威煤统制委员会”，对采卤、制盐所需的原、材、燃料进行全面统制，限价收购，平价供应，保障原燃材料的来源。（5）开辟新能源：建成自流井电厂、扩建黄荆沟煤矿、开凿一批新的天然气井，为抗战期间的盐业生产增添新能源。（6）盐工缓役：政府规定，直接盐工一律缓役，间接盐工中的乙级壮丁，亦准缓役，免拉壮丁，以保证盐业生产劳动力队伍的稳定[103]。（7）统一运盐船只：由盐务机关对各种运盐船只统一编组编程，同时尽力筹资兴建堰闸、修筑公路、订制板车，增强运力。（8）组建税警武装：庞大的税警武装遍布产销区域及运盐沿途，由盐务机关统一调遣，缉拿私盐，确保运输安全。（9）实行盐价管理：盐价管理以“核本定价”为中心，当供不应求时，在价格上给予生产者较多的优惠；当产浮于销时，则适度削减，取消优惠，以价格为杠杆，调节产销。
二
在国民政府食盐优惠政策的鼓励下，从1938年起，自贡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开凿新井、增加盐灶、改进技术、加运盐斤。其锅灶、产运销大幅度增长。自贡盐业出现了发展的强劲势头。
据统计，增产前的1938年1月，自贡盐场共有生产井57眼，月产卤水315.7千担。增产后的1941年4月，有生产井179眼，增加了2.14倍；月产卤水869.7千担，增加1.75倍[104]。先后淘办、起复旧井118眼，开凿新井43眼。制盐锅口数从战前的6300余口增加到1941年的13300余口，增加了1.1倍。[105]此间，全场用于起淘旧井和开凿新井的资金达4716万元，用于增设锅灶的资金达2144万元。1937年，自贡盐年产量为16.39万吨，1938年上升到22.84万吨，上升39.4%，1941年更达26.32万吨，较1937年上升60.6%。抗战八年，自贡盐平均年产24.25万吨，比1937年的产量增长了48.0%。随着产量的增长，自贡盐在川盐与国盐产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37年自贡盐产量在川盐产量中占45.9%，1939年即上升到52.3%，到1945年已高达53.9%。抗战前，自贡盐在国盐产量中仅占7.7%，增产加运后，1938年上升到20.6%，1945年更占34.7%。1937年，自贡盐的总销量仅为16.59万吨，次年增产加运，销量达21.88万吨，增长32%。1939年更销盐25.55万吨，比1937年增长54%。销盐量因存积盐斤，超过了当年盐产量25.18万吨的1.4%。抗战八年，自贡平均年销盐21.85万吨，比1937年的销量增长了31.7%。在抗战八年中，自贡盐场累计产盐193.89万吨，销售174.85万吨，为供应了西南三省、湘鄂地区、西北部分地区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食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自贡盐业的生产技术得到很大改进。第一，推广机械化生产。自贡盐场在1938年初有机推井32眼，月产卤水约32万担；1943年，机推井增加到72眼，月产卤水约74万担，占全场卤水产量的91%。[106]此间，电动汲卤机车开始运用于生产。1941年11月，自贡盐凉高山的利成井首次使用电动卷扬机汲卤获得成功，解决了产量小的黄卤井不宜采用蒸汽机汲卤的矛盾，次年即有八口盐井使用电机汲卤。到1944年，全场黑卤井有近一半的卤水是由电机汲卤生产的。[107]另外，1943年机车扇推获得成功。此法在盐场迅速推广，保证了制盐生产的卤水供应。第二，广泛采用新工艺。新工艺主要包括枝条架浓缩卤、平锅制盐、废汽制盐、塔炉灶浓缩卤、真空制盐等等。采用这些新工艺，可以节约燃料、降低制盐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因此，许多盐商纷纷采用，新工艺得以推广。第三，改进旧技术。例如，自贡盐场多次对天然气灶进行改进试验，在自贡郭家坳载福井试验“抽气减压，增加盐锅蒸发速度”，“利用盐锅废气，浓缩卤水”[108]；在海丰井试验用“汽车头带动抽汽机车将井中瓦斯尽量抽出”[109]，这样，火力增强约一倍，产盐效率随之增加。又如，由于巴盐色质欠佳，杂质含量较高，而花盐的质量相对较高，但运输困难，久大自贡制盐厂和恒丰灶用机器将花盐压制成盐砖，以代替能耗既高又不卫生的“巴盐”，改进了食盐的质量。
自贡盐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其盐化工业的起步与发展。自贡产盐历史悠久，但对制盐后的母液（废液）——卤旦巴（固体部分）和卤旦水（液体部分），一直当成废物丢弃。1939年，随久大公司迁入四川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成员从利成井黑卤化验分析中发现钠、钾、硼、碘、钙等丰富的化学元素，经过专题研究，做出《四川黑卤研究初步报告》。1941年12月1日，久大自贡制盐厂副产部成立，这是自贡市也是全国第一个利用井盐副产品生产盐化工产品的化学工厂。经过反复试验，该副产部先后从母液中提制生产出氯化钾、硼酸与溴素等11种产品。随后，自贡盐商群起效仿，争相设厂，先后建立了恒丰灶副产部、三一化学制品厂等十几家盐化工厂，并成立“自贡市盐卤旦化学工业同业分会”，负责协调开展井卤综合利用，研究盐化工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到抗战结束时，自贡盐场共生产盐化工产品789.49吨，其中，仅1945年就生产氯化钾242.54吨、硼酸13.2吨、硼砂36.31吨、碳酸钙3.8吨、溴素0.66吨。[110]盐化工业的兴起，打破了自贡盐业只有食盐生产的传统，食盐生产与盐化工生产并举，形成了新的生产格局。
三
自贡盐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了巨额税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原有税额和增加中央附加税和以基金为名的地方附加税来增加盐税收入。中央附加包括整理费、外债附加税（即镑亏费）、建设专款和公益费，其税额从每担盐0.1元到2元不等。地方附加主要有防空捐、商本保障基金、井灶保障基金、差价补偿基金、护运费、搬滩过坳费、偿本税、预加抵补费等，每担盐从0.1元到8元不等。共计每担盐征税最高11.86元，最低2.70元。到1941年8月底，四川境内的盐税附加增加到14种，自贡盐场附加税总额约为每担30元，超过盐税正税5倍。另外，销往湘鄂地区的济销盐除在本省内纳税外，还要在湘鄂境内纳税。
1941年9月，为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又决定将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盐税正税分为产税与销税。产税征收实物，允许折缴代金，每担从33元到88元不等；销税在销岸中心地点，依销价计征，除行销贵州地区按盐价30%征收外，其余一律在销岸按销地盐价40%征收，每担从68元到88元不等。实行从价计征后，整理费等中央附加不再加征；原附征的各项基金和偿本费、战时特种附加，仍旧征收。
从价计征实行仅数月，国民政府为应付战时的财政支出，又在1942年元月颁布《盐专卖暂行条例》，宣布实行专卖制度，停征盐税，改征专卖利益，按本场盐税税率计征。5月1日后，又改按盐专卖利益计征。盐专卖利益分为固定部分和不固定部分。固定部分各场划一，每担征40元；不固定部分，富荣盐场每担征35元。1943年7月，不再区分固定部分和不固定部分，统一为盐专卖利益，征收数额调整为100元，1945年提高到110元。在实行专卖制度期间，盐税附加及各项基金仍旧征收。另外，又开征了专卖管理费、食盐战时附税、国军副食费等中央附加，每担盐7元到6000元不等。到1945年，食盐的正附税费合计每担7442元，其中，正税只占1.48%，附加占98.52%。在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盐场共缴盐税209665.9万元，约占全国盐税的1/4，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
9月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
该年实行盐专卖，盐税改称为专卖利益
2月停止盐专卖，专卖利益改称为盐税
同时，自贡盐场还在捐输、献金方面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1942年，自贡盐场职工捐资购买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1943年11月，自贡各界人士响应冯玉祥将军倡导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三天时间里捐资200余万元，其中，盐工将节约的伙食费50余万元捐出，约占全市献金总数的1/4。此后，冯多次称赞说“自贡市是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发祥地”。次年6月，冯将军再次来到自贡，进一步倡导献金运动。在这次历时35天的献金运动中，川康盐务局员工捐献了80万元，自流井盐工捐献700万元，贡井盐工捐献300万元。西场盐商首富余述怀个人捐献1000万元，突破全国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冯将军赠给他一柄刻有“今日弦高”的铁如意。东场盐商首富王德谦在余的影响下，捐款1000万元和价值500万元的食盐。将军赠他“见义乐为”的匾额。最为感人的是，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盐商捐资高达600万元。在这次活动中，自贡市共捐款法币1.2亿元、金戒指800只、金手镯10只、布鞋1万双，按月献金及按年捐献黄谷直至抗战胜利者共318.7万元、黄谷2214担。按当时全市人口23万计算，人均捐资500元，相当于盐工家庭一人一月的收入。[111]比较当时后方各地的捐献情况，自贡献金之巨“是全国最高纪录”。[112]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城市面积仅161平方公里的自贡努力发展盐业生产，在保证全国军需民食的需要、稳定大后方生产和国家财政收入、支援全国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抗战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