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有多种形式，陈礼江认为当时社会教育有，“失学民众补习学校，电影教育，播音教育，民众读物，推广注音符号，补习学校，民众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院及公园，国民体育，保存文献古物，美术，音乐，戏剧及通俗讲演，儿童教育与青年训练，特殊教育，收复匪区所施的特种教育，关于风俗改良民众娱乐及其他文化事业。”[261]
四、生活教育思潮
生活教育思潮的产生是与晓庄学校的创办与发展相关联的。陶行知的学生方与严在其《生活教育简述》中对生活教育思潮的形成有过总结，“‘生活教育’诞生于十六年（1927）3月15日，那天，在南京一个小村落——晓庄（原名小庄）里，产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学校——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赵叔愚两先生领导创办的南京市乡村试验师范学校，后来简称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的理论就跟着晓庄学校的建立而建立，跟着晓庄学校的发展而发展。”[262]以后，陶行知等人创建小先生制的新方法，开办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组织“生活教育社”，创办《生活教育》杂志，使生活教育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生活教育理论是对教育脱离实际、教育与生活分离的传统教育的挑战，也是对杜威等人教育理论的改造提出的。方与严认为，生活教育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生活教育就是“要反对这近百年来国耻层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殖民地化、商品化、买办化的帝国主义‘侵略教育’”；“要扩大太平天国充满了民族意识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要拥护和扩大辛亥革命的共和政体的民主革命的完成而努力的教育”；“要发扬光大‘五四’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而努力的教育”。[263]
生活教育将生活与教育融为一体，认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的教育，是用生活来教育，是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在生活教育的观点看来，它们是一个现象的两个名称，好比一个人的小名与学名。先生用学名喊他，妈妈用小名喊他，毕竟他是他，不是她。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264]这是讲生活与教育经历着同一过程，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生活也离不开教育，实际上生活与教育是互相渗透不可分离的两个各有内涵的概念。
顾树森认为，“实用主义当以生活教育为标准。”[265]生活教育企希改变以“学科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弊端，加强教育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的联系，改善教育过程和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和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生活教育，是要教育合理而适于实用，必使人民生活改进、社会安定。生活教育要达到这个目的，必要走下列两条路线：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人做工，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人读书。生活教育的中心是，人类生活实践当中的实际生活——也即人类生活实践当中的每一件实际的“事”。[266]
生活教育有三个基本原理：“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这是把生活从属于教育，把社会缩小进学校，还是没有把教育解放出来，没有把学校拓展开来、好像搬进一、二丫树枝到鸟笼子里但毕竟还是鸟笼，不是鸟的世界。陶行知把杜威的主张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样，教育的视野极其广阔自由了，教育的范围无限扩大了，教育对象则普及到男女老幼每一个人。
生活教育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教育思潮，对当时教育实践产生了指导作用。生活教育理论是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形成的理论根据。生活教育理论中关于终生教育思想、生利主义教育思想及创造教育思想等，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五、生产教育思潮
什么是生产教育？萧莫寒说，“生产教育就是使产业发达的教育。”[267]龚启昌经过考证后发现，生产教育名称，最早见于1931年春教育部提倡劳动生产教育的部令之内。[268]关于生产教育思潮的成因，时人有诸多论述，他们认为，从20世纪中前期中国的状况而言，生产教育成为急切的需要，自不待言。张安国说，“中国的现状，不是完全在‘乱、贫、弱、愚、散’的状态中吗？除了‘乱’，是迫切的需求政治之上轨道而教育势难直接的为力外，其余如‘贫’、‘弱’、‘愚’、‘散’这四病，其能依藉真正的劳动生产教育以疗治之，又有谁可否认之呢？至若中国数千年来‘文雅教育’、‘斯文教育’、‘升官发财教育’等封建遗毒，恐怕也只有在真正的厉行生产教育的情况下，才能把它彻底的铲除，这是自消极方面言。要是想积极的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全盘之实现，恐怕也只有厉行这种教育才能做到。”[269]朱经农认为，“我国农工生活技能，多故步自封，不知科学之应用，难期有长足之进步，至于学校教育者，亦依然漠视操劳之习惯，……出校后亦难免‘高等游民’的讥评。积重难返，非特别提倡劳动教育，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270]张文昌主张，“应提倡生产教育，鼓励劳动，倡导职业。”[271]
生产教育思潮，是一种具有全面的根本的性质之教育改造运动。徐锡衍说，“就个人改造的观点说，生产教育是一种依照人类生活要求，以实践生产来丰富教育的内涵，更以教育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来改良劳动方法与推进生产事业，因以丰富美满人类生活的教育，能将过去教育里的消费的教育、书本的教育、治术的教育的成分，溯源正本的逐步予以彻底的改造；就经济建设的观点说，生产教育自然是很明白的与经济建设分不开；就社会建设的观点说，劳动生产教育就是为了建设新社会。生产教育是一种以科学教育为基础，新的人文一致教育为精神，其实际是广义的充实美满人类生活的经济建设，而其归趋则是建设三民主义的新社会的教育。”[272]张安国认为，生产教育，“无论就教育的本质言，就诸种新兴学说上言，或就现代的社会趋势言，均不得不成为现代及今后教育改造之重要原理。现代的教育，必得从这里求出路，今后的教育，必须从这里求归宿。”[273]
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人专门就这两者做了区分。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江问渔认为：生产教育，“是教导学生或民众以劳作方法，作手脑合作的训练，制成所拟制的东西”；而职业教育，“是教导学生或民众为某种职业知识、技能、品行的精深训练，俾学成以后，直接从事于某种职业”。职业教育，“除正式的农业、工业、商业、家事等教育外，凡各种专业训练，以及关于职业指导等工作，皆属之”；而生产教育，“在使被教的人，能得着手脑并用的训练，以做成一定物品，却不必一定要从事于某种固定的职业”。[274]因此，从教育的效用方面看，生产教育比职业教育广泛；从教育的性质方面看，职业教育则比生产教育专精。
许公鉴认为，生产教育与民众生计密切相关，“我国民众如此困窘，而欲其上学受教，焉能不发生困难。由此有人以为民众生计问题的解决，为实施生产教育的先备条件。不过今日教育哲学已大进步，视教育与生活为一事，增进民众生产知能，改进民众生活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唯其我国人大家都是贫，因而大家都要受教育。实施社会生产教育，不仅在教育的手段上为必要，而实是在教育目的上所应然。生产教育是欲训练国民自养养人，以致充实国家富力。”[275]徐锡衍论述了生产教育的目标，认为生产教育于个人方面，“训练生产技能、陶冶良好品性、增进生产兴趣、培养劳动生产习惯、认识劳动价值、养成劳动精神、训练科学头脑、锻炼强健体格、养成自给能力、应付及改良日常生活、明了生产关系、发展计划创造等能力、准备服务社会等知能、培养生产救国等志趣”；于社会方面，“发展国民经济、充实人民生活、改进生产方法、增加社会生产、延续民族生命、改造生产组织、开发富源、抵抗外货、促进农工生产、增强国力”；于其他方面，“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以改造教育、维持教育经费、减少教育浪费”。[276]
关于如何实施生产教育问题，生产教育的提倡者们也提出诸多观点。江问渔主张，实施生产教育，“要普遍于各级教育机关及各界民众”，“要因地制宜，简便而实用”，“要有负责任的机关及机关内负责任的人主持其事，各机关实施生产教育，要切实联络合作”。[277]徐锡衍认为实施生产教育应力戒空谈，“办教育而及生产，原以生产问题，关系于民众现实生活，不得不改变一向以教育为间接的改进生活的态度，而从现实方直接改进民众生活”，“要从民众的现实生计上去施教育，不可离开生产而施生产教育，必须在生产场所内实施生产教育；不可纸上谈兵，必须在生产活动上实施生产教育”。[278]许公鉴认为实施生产教育需依靠介绍成法，“优良的生产技术与方法，要经过专门的试验与研究，不可轻易获得，而这种试验与研究工作，需有相当的经费与人才，不是一个普通的社教机关所能胜任。做推广工作，不可贪试验的虚名，做劳而无功的工作。[279]汤茂如则认为实施生产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切实际生产者皆受生产教育，谋教育与生产生活活动的同一，“如何使生产建设与生产教育打成一片，如何使生产机关与教育机关互相沟通，如何能在生产场所内实施生产教育、能在生产活动上实施生产教育。”[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