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伟[344]
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一个伟大历史时期，也是新思潮猛烈冲击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并且促成广大青年学生思想觉悟和解放的一个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些新思潮的推动下，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自身的独立与发展，从而掀起了五四时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热潮。
四川是五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得最好的省份，不仅参加人数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而且许多学生归国后都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截至1921年11月为止，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四川学生“共为四百九十二人，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弱，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最多的一省”。[345]其中，邓小平、赵世炎、陈毅、聂荣臻、刘伯坚等一大批青年赴法后转变了人生观和世界观，找到了救国之真理，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了伟大的一生。那么，在五四时期，是什么因素促使相对落后和闭塞的四川兴起如此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得到蓬勃发展呢？
（一）思想基础
五四时期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五四新思想在四川广泛传播的结果。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使“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的青年间真如推古拉朽一样，和盘倒溃了下来”。[346]取而代之的是“工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更富有时代气息、更为先进的思想。这些新思想对四川青年学生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
首先，五四时期四川的进步青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工读主义提倡劳心、劳力相结合，主张“半工半读”，达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347]的目的。早在1915年蔡元培就在《勤工俭学传序》中极力提倡“即工即学”、“工学兼备”。1918年11月，在北京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他更是高呼“劳工神圣”。当时的许多报刊都以各种形式宣传工读主义，从而在全国很快便形成了工读运动，各地纷纷成立工学互助团。工读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波狂澜，逐渐扫荡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有观念。正如周恩来所讲：“国内青年受新思想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348]四川青年学生正是怀着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希望通过“工读”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救国救民。他们中绝大部分青年都把工读思想当成“救世良方”来接受、传播。如第二届成都留法学校的肖朴生、程子健等13人曾组织“劳人团”，表示拥护“劳工神圣”这一口号。留法勤工俭学前的陈毅也深受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相信工学生活是人的生活”，“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是求学，是创造文化，为社会进步。并且工学兼备，即理实并重，较在国内株守好得多了。”[349]五四时的赵世炎曾主办《工读》半月刊以宣传工读主义思想。虽然他也公开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那时的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毕竟是肤浅的，他还不懂得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而以为实现社会主义必从教育着手，即必须实现‘工读主义’。”[350]当时四川还有许多青年也和他们一样受到“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最终远渡海外去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
其次，五四时期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是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分不开的。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四川进步青年通过各种进步报刊、杂志的介绍和宣传，开始接触、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在1915年，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就发行到四川。之后，《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浙江潮》等进步刊物也先后传到四川。这些进步刊物都不同程度地介绍和宣传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大钊的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更让四川青年学生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一必然。1919年四川《国民公报》也先后刊载了《近代社会主义之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解释》、《俄国过激派之研究》、《马克思小传》等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样，四川广大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地促成了他们思想的觉醒。他们更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未来新的曙光，从而激发了他们改造社会，追求真理的热情和愿望。一些四川青年更是不畏艰难，希望通过远渡法国“苦学”来进一步地寻求真理。
另外，五四新思潮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影响还表现在造就了一批四川女青年赴法。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意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努力地促进男女平等，提出了“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真正共和民国。”[351]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广大的女青年，新的时代要求她们冲破封建思想之网罗。《劳动与妇女》、《新妇女》、《妇女杂志》、《妇女界》等十几种刊物相继问世，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开展。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为我国妇女解放开创新纪元”。[352]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留法女子俭学会成立了，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逐渐在四川兴起。如1920年，早期留法女学生郑毓秀深感“中国女子受旧空气之闭塞”，遂带领李鸿鸣、朱逸询、朱一逊、张雅兰、张振华五位女士在重庆起程赴法。据统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期间，“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生达40多人，其中湖南、四川最多，均为12人。”[353]
（二）经济和政治的支持
首先，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和赞助是五四时期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建立后，“实业救国”思想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可。孙中山就曾多次发表演讲，表示他要致力于发展实业。他认为“中华之弱在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立，兴实业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35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实业救国”更是和“民主共和”并举，为了当时流行的思潮。要发展实业就需要培养人才，而当时中国的教育很落后，“学校之数，尚不足满愿学者之需……学校之设备，尚不完全……学校外之设备，不足以供学者之实习而参考”。[355]中国落后的教育，“不能造就多数有用于中国社会之人才”[356]，就只有到外国去学习。正是因为这样，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和赞助。他们希望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将来携所学者，以赐乡人，是不啻运输欧洲之文化入于四川，以之改良社会、政治，整兴教育。”[357]他们更希望四川青年学生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来寻求民族的振兴。如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局长温少鹤，以及社会名流杨希仲、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因筹集经费数万元，作创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开办费和赴法的补助费。”[358]当时家境贫困的江克明也是因为受到重庆聚兴城银行老板杨希仲的器重和帮助，才能够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另外，在重庆《商务早报》编辑刘颖彬和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的帮助下，聂荣臻、周子君、刁泰乾等21名四川江津县学生最终取得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同意，直接赴法勤工俭学。
其次，五四时期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一定程度还得到了四川当局的支持。虽然当时四川各军阀混战不断，造成了省内教育的衰败，但是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等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还是十分器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开学时，四川省政务财政两厅长、教育科长以及法国领事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359]，表示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支持，并对四川留法青年学生寄予厚望。这批学生毕业后，由政府发给每位公费生留法旅费津贴四百元，以资鼓励。当时有报刊这样报道：“四川方面，则除该省前办有预备学校外，此次熊督军以数万元送第一次留法学生60余人来法，以后常年如期由预备学校毕业后即以公费送来。”[360]另外，四川省公署还派曾去过法国的吴刚为护送员，以保证赴法学生征途的顺利和安全。1920年6月，四川省省长张澜也帮助了两名贫困的留法学生，他表示“由省款津贴该生各2000法郎，并于到法后将来如有预接济之时，由澜再与筹汇1000法郎。”[361]这些都足以说明这场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四川当局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