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场中阿并授的革新运动逐步展开。这是由于在新形势下，旧的教育制度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在1907年留日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了一期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杂志《醒回篇》。辛亥革命后，马复初的弟子马联元（1841～1895）首先提倡中阿并授，编印了中阿对照的《古兰经》选本。王浩然阿訇（1848～1918）在牛街清真寺创办了一所半宗教半普通教学性质的回民师范学堂和清真寺第一所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王阿訇认为有学校还应有组织，于是又创建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其任务是建立清真学校办教育。哈德成阿訇（1888—1943）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回教学会，并创办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达浦生阿訇（1874—1965）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公会，主张培养阿訇，广设学校，创立医院、图书馆等，后又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
马松亭（1895～1992）为中国现代四大名阿訇（王静斋、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之一，1925年在山东济南同唐柯三等人创办了济南成达师范学校；1945年至1947年唐柯三同马淳、庞士谦等人在重庆和北平创办了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班和北平回教经学院等新式学校。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办起的回民中学不下数十所，如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大理蒙化（今巍山）的兴建中学、甘肃的隆冬师范学校等，小学有百余所。
（六）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的出现推动了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如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德新），并称为中国“四大经学家及译著家”。王岱舆（约1584～1670）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马注（1640～1711）所著《清真指南》内容涉及伊斯兰教的历史、教义、教法、哲学、天文、传说等。刘智（1660～1730）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真境昭微》 和 《天方三字经》等。马复初（1794～1874）译有《宝命真经直解》前5卷，是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还著有《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天方历源》《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礼法启爱》和《朝觐途记》等30余部作品。除上述著名的四大经学家外，还有张中、马联元、伍遵契等一些著名的经学家。
明清时期的这些经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仅研究伊斯兰教，同时也研究佛教、道教。特别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实际是当时一些国际性伊斯兰大学中增设的科目——宗教比较学。他们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坚定信仰伊斯兰教。比如马德新（复初），毕生致力于研究伊斯兰教教义，史书中介绍说，他在“数十年中，学习溯源，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古来死去之关头”。他以伊斯兰教的经义为本，引论儒家的哲学思想，反复阐明真主是“化育万世”“化育万物”的本源，并把宇宙分为先天、中天和后天，把伊斯兰教哲学与儒学结合起来。至今，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伊斯兰教哲学的影响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或是伦理道德方面都有着深深的影响痕迹，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乃至日常生活方面，都有着深深的影响痕迹。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学家的最终目的是将当时的儒家思想在不违背教义教规的前提下“为我所用”也就是为伊斯兰教服务。
（七）首派穆斯林青年学者出国留学，推动了中阿文化交流
1931年至1940年期间，中国穆斯林青年分批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据载，第一批学生为马坚、纳忠、林仲明、张有成，由云南明德中学训育部主任沙儒诚先生护送前往，沙儒诚先生也留埃及监护。第二批留学生为张秉铎、马金鹏、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5人，1932年9月抵达，由成达师范学校校长马松亭阿訇护送前往。马阿訇见到了埃及福阿德国王，交谈中，国王允诺可继续派中国学生赴埃及，并可派两名教授来华任教，还给中国赠送了大批图书（后来在北京成立了福德图书馆）。1934年的第三批留学生为纳训、林兴华、马俊武3人，均为云南明德中学所派。1935年的第四批留学生为金子常、定仲明、胡恩钧、林兴智、马有连5人，均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派出。继上述四届留学生之后，海维谅于1934年自印度莱克努大学转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作为第五批留学生。1939年的第六批留学生有16人，为庞士谦（成达师范教师）和学生马继高、马宏毅、马维芝、刘麟瑞、高福尔、杜寿芝、范好古、张怀德、熊振宗、杨有漪、丁在钦、王世清、金茂全、张文达、李鸿清。同年新疆又去了5人，次年（1940年）由印度孟买新疆同乡会又去了6人。以上总共46人（含带队的沙儒诚等）。
据史书载，早在1921年王静斋阿訇偕其学生马宏道前往国外考察，后来王静斋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马宏道前往土耳其，开了中国穆斯林出国游学之先河。1844年中国著名学者马德新（复初）曾在埃及学习两年；王浩然阿訇于1905年偕其高足马德宝阿訇借访土耳其之便亦去埃及留居过一个时期，但其是否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过，无文字记载。此事说明，20世纪30年代派遣留学生之前就有先辈前往埃及学习考察。但成批有组织地去，20世纪30年代派遣尚属首次。上述学生，绝大部分回到祖国，少数人因抗日战争原因流落国外，如胡恩钧等，有的随国民党走了，如定仲明、林兴智、海维亮等。回国的学生，他们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如：王静斋阿訇将《古兰经》翻译成汉文并加了注释，他翻译的《古兰经译解》经过20年工夫，四易译稿，以文言文、经堂语、白话文出版了甲、乙、丙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成为中国早期最好的译著。他还翻译了伊斯兰教法经《伟戛业》，编辑了《中阿双解新字典》《中亚字典》《回耶辨真》《欧母代序文》《真境花园》等。他还于1927年创办《伊光》月刊，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中国穆斯林生活和“尊经革俗”的主张，并写了许多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写的，对中国当代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马坚教授，早在埃及留学时就将孔子的《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并在开罗出版。同时在开罗伊斯兰相识会上作了《中国回教概况》的报告，亦在开罗出版。回国后，1946年他被聘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阿拉伯语，成为第一位在政府办的学校教授阿拉伯语的教师。同时他还翻译了《古兰经》《伊斯兰哲学史》《回教教育史》《教义学大纲》《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历纲要》《阿拉伯通史》等，并主编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撰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等多篇论文。
纳忠教授回国后，被聘到政府办的云南大学里教授阿拉伯历史，后又调到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阿拉伯文。他的译著有很多，如《伊斯兰教》《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回教学术思想史》《回教诸国文化史》《阿拉伯近现代史》《阿拉伯与古典史料》《埃及近现代史》《阿拉伯简史》，并主编了阿拉伯语教材，传遍全国各地，其后期的巨著《阿拉伯通史》近百万字，史料丰富、翔实，对东西方史学家欠妥失实之处多有弥补，全书结构严密，纲举目张，语言朴实流畅，现已脱稿。他还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
纳训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将《一千零一夜》译成汉文的译作家。庞士谦先生著有《埃及九年》，并翻译了《回教法学史》《回教认识的派别》《瑙威四十段圣谕》等。马宏毅先生翻译了《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林仲明先生翻译了《中东石油战》和《回教历史教科书》，林兴华先生翻译了《卡里来和笛木乃》，马金鹏先生翻译了《穆罕默德传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后又翻译了《古兰经》等，还有张秉铎先生将《古兰经》翻译成汉文未出版。刘麟瑞先生将多种汉文书译成阿拉伯文并出版。马维芝、马继高、金茂全等先生在教授阿拉伯语方面作出了贡献。
总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他们对中阿文化交流和传播伊斯兰文化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从他们的译著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教授阿拉伯语方面，成绩更为突出，成为在中国大学教授阿拉伯语的奠基人。比如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早期的阿拉伯语教授马坚、刘麟瑞、马金鹏、杨有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纳忠、林仲明、林兴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马宏毅等。他们培养了大批懂阿拉伯语的人才，如外交战线上的翻译人才、外交官乃至大使和在教育战线上的教师、教授，还有其他战线上的翻译官员等。
二、当今中国伊斯兰教状况
（一）中国贯彻执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定不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信教公民的平等权利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对于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的国家工作人员，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追究其法律责任。说明国家从法律上保护了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贯彻执行这条政策。
（二）中国伊斯兰教的现状
1．中国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现有穆斯林2000万。有的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穆斯林人数为5000万是不准确的，因5000万或3000万之说，都是过去的估计数字，而2000万是经过国家人口普查获得的正确数字。
2．中国现有大小清真寺33500座，其中新疆就有23000座。新疆清真寺中有8000多座可以举行聚礼的主麻寺，小寺因不够做聚礼的条件，只是平时礼五时拜功用。
3．经过统计，清真寺里学习的哈里发有26000人，这说明中国伊斯兰教后继有人。这一部分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为经堂教育，当然也有少数为中阿并授。
4．中国的伊斯兰教协会共有477个，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州、县、区。全国性的协会只有1个，即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其宗旨是：协助政府宣传贯彻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全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扬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独立自主办教务；团结各族人民爱国爱教，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祖国统一；加强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维护世界和平。
5．截至2007年阿訇人数已达53000人。中国各地阿訇情况不一样，但有一条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由各地伊斯兰教协会配合主管部门进行考核后，经主管部门批准方能发给阿訇证书，有证书的阿訇才能应聘做阿訇。此举在于提高阿訇的水平和素质。对于考核，做法不一致，有的地区采取考试的办法，即指定考几本经，由学识较高、德高望重的阿訇出任主考；有的地区采取评比的办法，评出优、中、差，当然包括宗教学识；有的地区采取考核的办法。但不管哪一种形式都对阿訇的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达不到水平者不发给证书，无证书就不能担任阿訇职务，那就要再学习，不断提高，方可过关，达到阿訇水平才能取得证书。
6．伊斯兰教经学院。目前全国共有8座伊斯兰教经学院，即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郑州伊斯兰教经学院，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沈阳伊斯兰教经学院。
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爱国爱教、有较高造诣的伊斯兰事业接班人。
7．穆斯林留学生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10人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10名学生是马云福、杨志波、阿迪力、吐尔逊、哈比提、马艾冬、底刚、陈建明、马小东、李华。两名带队人员（马云福、杨波波）进修近两年半后返回祖国，随后8名学生先后回国，最后只有两人拿到爱资哈尔大学毕业文凭。因为这批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出的，所以，在国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埃及最大的官方报纸《金字塔报》，伦敦办的《穆斯林》杂志，开罗电台、埃及电台和电视台均作了报道，影响非常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继续派留学生，先后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利比亚宣教协会办的宣教学院。后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还派5名阿訇到爱资哈尔大学进修3个月，到目前为止已派出5批，这些进修回来的阿訇分布在全国各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很大。
目前中国穆斯林青年到伊斯兰国家学习的（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派出和本人自己联系去的）学校有：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伊斯兰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沙特国王大学、沙特翁姆古拉大学、阿联酋艾因学校、叙利亚艾卜·努尔学院等。留学生总计500人。
这种留学规模在中国穆斯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给中国穆斯林带来的成就之一。可以肯定，这些学生大部分是能学好成才的。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学生在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将发挥重要作用。
8．友好往来与国际会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经常邀请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代表团和个人来华访问，同时也应邀派出穆斯林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国家访问和出席国际会议。如一年一度的摩洛哥国王斋月讲学会，埃及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每年均去），阿联酋教法研讨会，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节等。此外，我国每年均有几位优秀的诵经者到沙特、埃及、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参加《古兰经》朗诵比赛。
令人瞩目的是，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国际伊斯兰教宣教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沙特伊斯兰世界联盟在北京主办的国际伊斯兰教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沙特、巴基斯坦、埃及、中国等8个国家的39位中外学者。此举不仅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较大反响，而且对促进中沙建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