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张贤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做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定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做“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刊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沾了一下钢笔墨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二
说了“正式文件”，我还要说说“帽子”。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
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顶“反革命”帽子怎么来的呢？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中国，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顶“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帽子”，绝非我一人时运不济，亿万人都命途多舛。那时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是“买一送一”的。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首先，我活下来了；其次，我还有在这里细数“帽子”的闲心，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有“雪莲纸”为证。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分子”受苦受难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时，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正式文件”，连一张巴掌大的“雪莲纸”也没有，从而得不到“甄别”或平反。这就是众口一词、约定俗成的厉害。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下稀里糊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关了，被开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穷途潦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却因为根本没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个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得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北京天津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镇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势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
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
当然，“公审”不止我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每次“公审”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五类分子”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敌人”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政治运动确有必要。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的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他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