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少企业家都有个共同感受：“开发新品不易。”一位“女星”只要脸蛋儿“靓丽”，频频在荧屏亮相，即使演技平常，也会红得发紫。企业家则不然，他们要靠过硬的产品，才能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倘若明星们醉心于算利润，数钞票；企业家热衷于媒介的渲染、公众场合的亮相，恨不得与男星们比试“谁更奶油”，那就会形成奇异的错位。
然而，企业家推出成功的新产品，并不比明星们找到一个“好本子”容易，他们要顾及资金、材料、技术、销售等方方面面。特别是技术一关，曾经难倒了多少有志之士。现在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蜡烛芯，就使得沈九成、陈万运试验上百次；要掌握毛巾制造的工艺流程，沈九成非得千里迢迢去日本干苦力不可。
对于前人的这份执着，恐怕有人很难理解。但那时没有知识产权转让，更谈不上技术交流，哪怕是小小烛芯，全讲垄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居然有人将技术看得那样一文不值，这不是“技术过剩”，而是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但在我国第一代实业家中，往往为了掌握产品制造中的关键技术，吃尽千辛万苦。最典型的，莫过于刘国钧。
刘国钧于1915年初创常州大纶布厂时，斜纹布的浆纱技术不过关。他结识了上海英商怡和纱厂的一名浆纱工，他借了浆纱工号衣混进车间偷学，不料次日就被英商发觉，一阵哨响，厂警们跑来抓人，幸亏众工友的掩护指点，他才趁混乱逃离车间，翻墙而出，狼狈不堪。结果，那位借号衣给他的浆纱工，被工头毒打了一顿。刘国钧负担他全部医药费和被罚工钱，事后，这位浆纱工邀请了同事，逢假期就去常州大纶布厂，帮助解决了浆纱难题。
刘国钧为了学习纺织生产技术，曾三渡东瀛，但两次吃了闭门羹。
第一次是1924年，刘国钧是常州广益两家布厂的老板，他和友人结伙同游日本。他了解到日商生产成本低的窍门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他回国后在管理、技术方面进行改革，并在国内率先使用筒子纱、盘头纱。
第二次是1932年秋，他以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身份访日，时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商对中国技术封锁，很多工厂拒绝参观。他在日本大受冷遇，尝了闭门羹。
第三次是1934年春，刘国钧三访日本。吸取前次教训，这次由上海协祥布号出具介绍，身份是协祥布号董事兼管业务，偕夫人赴日游览顺道考察。果然，日本厂家以为大客户登门，热情接待。不料在参观一家纱厂时碰到熟人，被识穿了身份，日方中止了一切活动。他只能转向小城镇参观小厂和农村加工点，仔细参观了丝绒、灯心绒的生产过程，历时3个月，买回了一批设备，并重金聘请日本割绒工人到厂传授割绒和磨刀技术。两三年间，大成厂开始生产丝绒和灯心绒。
刘国钧创业行程备受艰辛，饱含着苦涩和屈辱，但他成功了，所以这些跳墙而跑和异邦受阻等往事，都成了美谈。但像他这样的成功企业家，毕竟为数寥寥。而更多的人或被困难压倒挤垮，或面对障碍趑趄不前，或在市场竞争中被击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他们已无法向人倾诉当年“失荆州，走麦城”的酸楚。刘国钧是强者，在洋商的严密控制下，在缝隙中之字形穿梭，游刃有余，从而闯出一条生路。但有些厂商却自始至终没有跳出洋商的手掌，汉口的李紫英和他的武昌一纱厂就是如此。
李紫英于1914年筹资300万银元，建办“商办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武昌，俗称武昌一纱厂。开创时李紫英委托英商安利英洋行代购全套机器设备，预付了定金，规定1916年交货。当时纺织机器紧俏，当这批机器运抵上海时，安利英洋行就以高价转售给上海一家纱厂，然后重新购买机器交武昌一纱厂，一直拖到1919年8月才运到武昌，旷时5年，错过了国产棉纱在国内的最畅销时期，而且增加了机器成本费和5年中工厂“停工等机”的浩大开支，而安利英洋行则几经转手从中牟取暴利。
欺骗和讹诈，并未到此中止，武昌一纱厂于1919年年底开工后，经营情况良好，到1921年底，盈利120万银元，工厂没有分红，全部用于扩建武昌一纱厂南厂。这时，安利英洋行利用李紫英等牟利心切，怂恿他们扩大规模，并主动向武昌一纱厂贷款白银200万两，工厂以所有固定资产作还款保证。
鱼儿上了钩，就听任渔人摆布。武昌一纱厂委托安利英洋行向英国阿隆里斯公司订购纱锭44000锭、织布机600台，但洋行采取“偷梁换柱”手法，将美国撒克洛威尔布机，冒充英国布机运到工厂。这批布机质量极差，产品不合格，等厂方发现向洋行交涉时，“安利英”借口工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而拒绝承担责任。结果这批布机被搁置在仓库里，成了一堆废铁。
武昌一纱厂经受了这次损失，产品声誉扫地，加上欧战后洋纱洋布涌进，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都受洋商排挤，业务一蹶不振，从1922年到1924年累计亏损1000万元。工厂无力偿还债务，股东离心，李紫英愤然辞职，3年后病逝。
在一边虎视眈眈的安利英洋行，乘机追讨贷款，因协议上曾以固定资产抵押，洋行于1924年8月代营纱厂，把厂内现货尽量提走，并掠取代管金和延期偿付的利息，共1430万两白银。
然而，洋行的“阎王债”仍未还清。安利英洋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来厂签订了第二次押款合同。由洋行派出亲信担任纱厂总经理，以后纱厂年年亏损，但安利英洋行却又掠去1千多万元。直到1948年，才全部还清洋行贷款。
武昌一纱厂30多年办厂的历程，是很坎坷的。它从一开始就陷入洋商的陷阱，两次订购机器设备，两次被欺骗受愚弄遭讹诈，特别是自从借了洋行的“洋债”后，就更加仿佛是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了解旧时农村财主的索租讨债，往往是一个账房带几名打手，对待还不起债的穷户，或抢走什物扫地出门，或拉人抵债，拉的大部分是青年男女。如今还有些地方沿袭这陈旧的“国粹”，雇用“黑社会”势力强行逼债，这些横眉竖目以野蛮手段代人讨债的人，江南人称为“王八”。
当年西方的“文明人”就要“高级”得多。以安利英洋行为例，它先凭三寸不烂之舌让你钻进债务的圈套，然后一步步收紧圈套的绳索，既不让你工厂有翻身发展之日，也不使你企业倒闭关门散伙，始终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他们凭着一把铁算盘，凭着可以随着他们翻来覆去歪曲合同条款的“游戏规则”，像个绅士那样，对盘子里的“大菜”，慢慢地分割，细细地咀嚼。先是吮血、吸髓，再品尝杂碎，最后吃肉，啃骨头……
他们也有狼吞虎咽的时候，例如，转手倒卖，以次充好，拆下烂污最后赖账……但他们能说得出这样做的合理性，仍不失“绅士风度”。他们的手段“粗细并存”、“雅俗共赏”，但目的只有一个：把你荷包里的银子装到他的口袋里去。即使如此，你仍会感到他是你的“好朋友”，这就是“高级流氓”、“高级无赖”的可怕之处。我们很多人都想学，可惜，学不像！结果不伦不类。
这是当年的商场。近百年来，我国的洋商崇拜者不乏其人，他们总以为洋企业越大，钱越多，道德水准也就越高，其实是大错特错，“男盗女娼”往往出自豪户朱门，所以结果往往失败更惨、损害更重。只有像刘国钧那样来自蓬门的企业家，煞费苦心，忍辱负重，才能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下来。
这使我想起1889年谭嗣同写的一首《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松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在那峰吞星斗、龙争霄汉的年月里，尘雾漫漫，山河昏昏，只有“划开天路”，才能找到出入口的大“门”。而我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创业者，正是“划开天路”的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