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且莫高兴太早！夜正长，路也正长，振兴民族经济的道路上从来就很少鲜花而长满荆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内，中国民族工业经历了三次浩劫。
一是“一战”以后列强垄断资本卷土重来和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列强重新分配世界势力范围一结束，就对华以大量的资本输出代替了原来的商品输出，他们办工厂，抢市场，不择手段地挤垮中国民族工业。1930年列强在华资本，和一次大战前的1914年比较，日本增长了4.8倍、美国增长2.9倍、英国增长59%，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特别是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财阀们，他们在战争中取得丰厚的利润，战后纷纷来华办厂，和英美争夺中国市场这块“肥肉”。1931年，日商在华纱厂的纱锭已达到117万余锭、布机近1.6万台，日纱日布铺天盖地，很多中国纱厂布厂被迫停工。1931年东三省被日军占领后，东北大豆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由于原料来源受阻，国内油厂至多每年开工6个月，有的只有三四个月。据国外学者统计，在1935年，中国华商工厂有四分之一停工。
对这段历史公案，也许今人很难理解。“引进外资有什么不好？”“在市场竞争中，总归会有胜利一方，也会有失败一方。”如今对“市场竞争”一词的诠释就是：不讲道义的厮杀。失败的一方很难得到社会的同情。但当时的情况，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对方在海关、税收、航运、原料基地等方面享有各方面“特权”前提下的“弱肉强食”，中国民族工业是“必输无赢”的。“一战”后日商在华增办的纺织厂，有约三分之一以上是华商纺织厂的“抵债”或“兼并”。
缫丝业的情况更糟。1929年华丝输出总额近19万担，价值银1.47亿海关两（银），折银元2亿多[一海关两（银）约合银元1.35元左右]。30年代经济危机的蔓延，生丝需求猛减，华丝输出一落千丈，1934年华丝输出总额不足6万担，价格从1929年的每担1400两，惨跌到每担500元（银元）左右。当时缫丝业最集中的江苏无锡，49家缫丝厂停业者32家，只剩下17家开业。（《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
列强卷土重来和世界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工业生产停滞，市场百业萧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笔者曾采访原申新第三棉纺织厂厂长郑翔德、植物油厂厂长陈进玄、鸿生火柴公司总经理刘念智、鼎昌丝厂厂长高景岳诸先生，他们当中有几位是早期英美留学生，都经历过这场危机。当谈到30年代的情景时，依然谈虎色变，认为“在这场灾难中，我们没有从政府方面得到过任何支持”，“当时外国商人很蛮横，做生意不讲信义；表面上文质彬彬，但出尔反尔，就是要硬压你一头，有的还趁火打劫”。
如今的外国先生们，也许比起当年的“洋商”要“可爱”多了，因为世道在变化，时代毕竟朝着文明方向进步（当然也要求中国人提高自身的素质）。但是，当涉及他所代表的集团和国家利益时，恐怕任何人都“可爱”不起来。还是让我们记住这条“陈旧”的道理吧，落后，就要挨打！
第二次浩劫是日军侵华，这是中华民族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中国的民族工业，萌发于战乱不已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后又是军阀割据混战连年，它本身就具有对付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然而，抗日战争和以往任何一次局部性战争不同，日寇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除西南、西北几个省外，大片国土都成了“沦陷区”，时间长达8年之久。这场战争的破坏性骇人听闻，到底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死于炮火和杀戮？从来没有过精确的统计，只知道死亡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从目前有些家族续修的家谱上看，都有一批批死于这场战争的亡灵名字，事实俱在，总不能说这也是“宣传”。
刚从经济危机中喘过一口气的中国民族工业，家大业大，自然更加“在劫难逃”。多少工厂被炮火夷为平地，多少年心血汗水毁于一旦，日寇占据城市后，将工厂产品抢掠一空，原材料付之一炬……以后，又实行没收、“代管”和“统制”。
一大批内迁工厂，在兵荒马乱又得不到政府任何支持的内迁途中，工厂设备三份中损失了两份，苦苦挣扎到了“大后方”，工厂主日夜奔走权门，乞求获一安身立命之所；内迁的技工或露宿街头，或栖身于难民收容所。好容易等到工厂局部开工，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僚们又觊觎这些九死一生的残破企业，通过各种借口插手控股，结果“托管”的“托管”，兼并的兼并，改名的改名，中国民族工业元气大伤。
抗日战争末期，著名的企业家李烛尘先生悲愤地写道：
当年艰难辛苦而去，
今日倾家荡产而归。
这饱含辛酸的语言，正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伤心史的生动概括。
第三次浩劫是战后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当举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声尚未停歇，政府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卑劣行径，已使小民们透体冰寒。所以宁沪各大报均称抗战胜利为“惨胜”，称敌产接收为“劫收”。以后，“和谈”破裂，内战再起，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中国民族工业集中地带），开始了长达4年的“物价飞涨马拉松”。
从沪市行情来看，在1945年9月到1946年2月的半年中，黄金每两从3.33万元上涨到14.51万元，上涨3.36倍；粳米每石从3860元上涨到16630元，上涨3.3倍；棉纱每件从9.33万元上涨到90.85万元，上涨8.74倍；面粉每包从680元上涨到7400元，上涨9.88倍。
涨价幅度前所未闻，但在那个年月里，仅仅是拉开“物价赛跑”的序幕。
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5000元、1万元、5万元及10万元面额的大票，更刺激了物价如脱缰野马似的狂窜猛跳，市场上抢购、囤积、投机倒把成风。1947年经历了5次涨价风潮，到1948年8月14日，上海每石大米已突破5000万元大关，一张万元面额法币的价值不及一张草纸。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但此刻的经济已失去控制，物价很快就冲破“八一九限价防线”，工厂无法购进原料，产量下降，有的干脆停工；商店售出商品后无法补进，造成“有价无货”，而黑市交易猖獗。物价一日数涨，一时数跳，一跳数倍，据《无锡近代经济史》载：“仅就大米而言，1948年9月到1949年4月，8个月时间上涨8.95万倍，这是世界物价史上所罕见的！”
在今天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但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当时那世纪末的情景仍犹历历在目：工厂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商店柜台上积满灰尘，半夜三更，米店门前就排起长长人流，直到天明后米店伙计拿出“无米供应”的牌子，满街银元贩子丁丁当当地敲着银洋狂嚷着“大头”、“小头”，百姓街头巷议只有一个字：“涨！”
在长达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民族工业又遭到致命打击。1946年刚复业的缫丝业，生产一担丝的成本为600万元，但政府收购限价每担只有380万元，20%—30%的丝厂刚复工不久就停业。这是抗战胜利给工厂主们带来的“见面礼”。到1948年底，缫丝成本累计每担金圆券2.02万元，而市价仅1.5万元，停工丝厂达80%，余下的也是在苟延残喘。
商家有句行话：“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但当时却逼得厂家不得不做蚀本生意，直到血本赔光，倾家荡产。1947年，20支棉纱每件售价为1000万元，而纱厂成本却为1143万元；有人与战前1937年棉纱价格作了比较，售价上涨6000倍，但制造成本却上涨1.12万倍。“八一九”限价后，纱厂不能提价收购棉花，棉商逃避亏蚀，将棉花浸水出售，棉纱质量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纺织行业中流传不少小故事：金圆券刚出台时，常州某纺织机器厂卖出一台布机，按限价为金圆券710元，预收定金50%，但到制造完成送货时，送力是金圆券900元，一台布机的售价已不足支付力资。纱厂卖出一件棉纱，时隔两天，那些钱只能买回几副大饼油条。于是，中小型棉纺厂纷纷停歇、倒闭；实力雄厚的大型棉纺厂也难以为继，只有另谋出路到海外办厂。
30年中的三场浩劫，连续不断地给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工业以毁灭性的打击，有的刚出娘胎，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只是在无情摧残和恣意损害中苦苦挣扎倔强地成长。半生办实业尝遍苦辣辛酸的张謇老人，在晚年曾愤慨地写道：“螟蠹生于内，豺虎撼于外。”在一个主权沦丧、政治腐败、百姓贫困的国家里，要发展民族工业，复兴经济，是多么苦涩，多么艰难！它们只能在巨石罅隙中缓慢地爬行。所以，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小得可怜。1920年，近代工业在全国工农业产值中只占4.9%，到1949年也只不过占了17%。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说：“在19世纪末叶，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弱小的近代工业和运输业。尽管它们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发展，但1949年以前，其影响微乎其微。”
对于“影响”，似乎不能光看实力强弱和数字多少，还应该看它精神辐射的文化内涵。50年来，社会上习惯称民族工商业企业家为“民族资产阶级”，五星红旗上有一颗小星代表了它们。对这个阶级的看法复杂而微妙，我不想袭用套话来贴简单的“标签”，只是细嚼近代史实，鲜明地感受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有那么一群中国人，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干了那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虽然，它微弱如殒星，闪烁似流萤，但是，却把“光”留了下来。
他们中的第一代人，多数怀有“实业救国”的朦胧初衷，他们挺直胸膛，面对世界，敢于在市场上和“洋商”们分庭抗礼；他们在“拒狼防虎”的艰难条件下排除障碍惨淡经营，跌倒再爬起，开办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他们泾渭分明，很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很多地区布下早期的近代工业体系。所有这些，都超过了他们的前人——“洋务运动”的官员和洋务派的企业家们。
当然，他们办厂是为了赚钱。对待工人，他们和外国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同。工人在他们手下干活，日子过得很苦，不能指望他们去构筑工人们的“乐园”和人间“天堂”。但世上本没有什么“乐园”、“天堂”，只有“乐园”、“天堂”的虚假承诺和“空头支票”，除非是梦里的“太虚幻境”，或者掏钱袋能买到的“乐园”门票。何况，如果和历朝历代那些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们相比，他们毕竟要光明磊落得多，因为他们不是蛀虫，他们能创造社会财富，甚至能带动一方少一点愚昧，多一点文明。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出现到消失，只有半个多世纪，人过半百而殁，已不能算“夭折”，但作为一种经济所有制，却不能说是长寿，它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刹那，但现代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深刻地看到这“一刹那”中的闪光点。早在全国二届二次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曾说：“必须善于保存原有经营方式中的一切好的经验，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人民日报》1956年1月31日）。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提到“历史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当时的国内并不多见。
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则说得更清楚：“作为一个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首先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建立的传统之所以能够不断激励那些希望继承其未竟之业的人们的原因所在。”
经历了几番风雨，几度折腾，如今的中国又出现了多种经济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代化挑战，人们会十分自然地想起这些当年在创建工业文明中艰难摸索的拓荒者，历史又重新提起他们。这，倒不是为他们评功摆好，树碑立传，而是从他们一生为之努力的事业中，重温我们民族内忧外患频频相煎的苦难的过去，不了解这些，恐怕很难实实在在地理解今天的一切。重新提起他们，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里，发展民族工业的艰难，从他们的欢乐与哀愁、成功和失误、褒贬并存的轨迹中，为振兴民族经济撷取值得记取的东西，从而让我们与世界文明的距离近些，更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