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文学与疯癫意象
疯癫是精神和思维紊乱的外在表现，在文化意义上意味着偏离理性的轨道或因理性的缺席而表现的怪诞言行。《辞海》中对“疯”的定义是“精神错乱失常”，“疯癫”，“发疯，疯子”。通常状况下，人的精神必须通过言行举止才能为他人和社会所理解。但是，疯癫无法以理性的话语言说，对疯癫下定义并不能穷尽其意义。“错乱失常”只是对疯癫表现状态的笼统描述。疯癫是区别于正常、有序和规范的精神形态，疯癫者往往与普通人的思维行为大相径庭，有迥异于现实社会大多数人的言行举止。他们经常偏离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超出社会能容忍的度和量，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否决。秩序和规范代表着权威观念和习惯势力，并被合法性制度所认定和强化。疯癫这一精神现象代表了对现实秩序和规范的激烈和坚决的反抗。反抗一切权威是启蒙的要义，唤醒世界的启蒙者也是对权威的反抗者，他们同样承受了不被世俗和习惯所理解的思想先驱者的孤独和痛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疯癫意象与启蒙者的反抗姿态是仿佛的。
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是代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理想的典型文学形象，他们也是启蒙思潮日渐高涨时的疯癫形象。作为被认定为离经叛道的疯子形象，他们以时人不可通约的言论发表了神学时代的人文宣言，并通过荒诞行为对宗教神性权威进行了有力的揭示和颠覆，成为现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原文本中作者给他们安排的失败结局不但没有削减他们的形象魅力，后人反而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坚定了反抗宗教神学对人性压抑的意志和呼唤人的尊严的启蒙信念。福柯在考察人类疯癫与文明的历史时指出，“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在启蒙思潮逐渐冲破神学禁锢的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中的疯子形象显示了“这个世界所细密编织的精神意义之网仿佛开始瓦解，所展露的面孔除了疯态之外都令人难以捉摸”，他们以自身的荒谬存在揭示了道貌岸然的基督神学的荒谬本质。此类狂狷形象以反抗的决然和孤独的清高保持了精神的自由，以放荡不羁和遗世独立的行为方式为后世树立了人格范本。在无可逃避的压迫前，他们只有扮演疯癫的角色才能保持不苟世俗的姿态，以维护他们的个体意识和独立意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扬个性成为时代共鸣，主体意识的觉醒使表现独异的个体和原始生命力的冲动成为时代普遍风气。承担启蒙职责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一次次灵魂探险的经历，其深刻的心理病态的描摹，疯癫情态的刻画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现象。如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白光》，曹禺的《原野》、《雷雨》，柔石的《疯人》等作品都在不同层面上涉及疯癫的精神现象。极端、畸形的人物性格产生的文化断裂不断地启迪人们追问个体存在的精神价值。
中国启蒙文学伊始，就选择了疯癫的狂人这一令人惊异的象征形象来阐述启蒙主张，这既是中国作家对世界启蒙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是先觉者们依据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一种创造；同时，选择疯癫意象来阐述启蒙理论，也是出于策略的要求。因为疯癫意象是以非理性的方式来表现对非人性和反人道的反抗激情，以“野蛮”来显示对“文明”的挑战的，所以它能最恰当、最具体地展示长期被扭曲的人性状态，告诉人们在麻木的芸芸众生中，还存在着敢于反抗的主体，还存在着大胆伸张被压抑人性的要求。在非常态的世界中，理性的、正常的反抗方式都被堵塞了，只能以扭曲的非常方式体现尚存的未被泯灭的人性光彩，因此，疯癫体现了在非常状态中只能以非常的方式解读人性的策略，表现了着力找寻非理性背后的理性力量。
疯癫的产生往往来源于外界超常的刺激，疯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是人性异化和精神扭曲的结果：“疯癫的可能性也就隐含在激情现象之中”。冲决几千年累积的中国专制文化传统，正需要不顾一切地反传统的勇气和激情。所以，在五四文学的启蒙形象中，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布道者形象，而是那些狂放不羁的、不惜牺牲自我、扭曲自身的悲情人物。无论是吕纬甫还是魏连殳，作者关注的不是他们曾经秉持的具体启蒙理念，而是他们曾经以怎样炽热的情感追寻启蒙理想，以及在启蒙理想破灭后被失望甚至悲怆的情绪所弥漫的精神气质。当然，借用疯癫这种乖谬的意象和变态（非常态）的人格来显示对非理性世界的反抗，不论作家还是形象自身，首先关注的是其内在的情感力量，而不是理性逻辑的展开和阐发，充溢的激情掩盖甚至淹没了启蒙这一理性核心，这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特点，但也是它的无奈。特定语境下选择的特定方式暗隐了20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悖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主题承接了五四启蒙文学的精神流脉。
新时期文学塑造了大批疯子和痴傻形象，《我是谁》中的韦弥、《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九月寓言》中金祥的老婆、韩少功的《爸爸爸》中不依不饶跟随着鸡头寨寨民的丙崽和《马桥词典》中绝缘于尘世的道观群体，以及《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都是借用原始主义来挖掘被抑制的生命潜能。这些错乱的、怪僻的、丑陋的人物形象，不可能成为新的人格典范，20世纪的启蒙困惑缠结着民族魂灵。《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后选择了“赴某地候补”的无奈的回归，新时期文学中这些等待着启蒙的被启蒙者最终当然也没有找到通向理想人格的乌托邦。这些象征型人物乖戾的性格、反常的行为方式折射了现实世界的病态。疯癫痴傻不仅仅是疯子和傻子所特有，即使是正常人，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也会存在着某些极端和乖戾的精神特质，而将其熔铸在文学形象中，对人性的刻画就能达到另一深度。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物，甚至已经成为中国人智慧的象征。魏明伦《夕照祁山》中诸葛亮晚年因偏执而误杀魏延的错误行为，是新时期文学中对理性中蛰伏着非理性的注解。对个体来说，非理性是对理性的补充和矫正，构成了主体的全面和完整。对隐秘的下意识领域的审视和解读，是对自我的正视和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要求。
二、新时期文学的疯癫形象
新时期启蒙文学延续了五四文学对启蒙的阐释，在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偏激乃至疯狂的人物形象，描摹了许多沉迷乃至癫痴的心理状态，以期将疯癫这种生命的极致表现作为反抗的力量，去冲破既定的框架和僵化约束，获取探询人性和反思自身的权利。这些疯癫意象或者反抗荒诞的现实，揭示现实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寄托作者对正常人性的探求欲望，或者以弱者的姿态和病态的心理呼唤人们的关怀，以期引起人们对造成疯癫的现实社会的分析和思索，表达一种确立理性文明的生活秩序的要求。从理性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疯癫形象，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常规的旁落者形象
此类疯癫形象产生的前提是服膺于社会中的理性原则，作者沿用日常生活经验判定疯癫行为。疯癫是一种与明快、成熟和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心理状态，疯子的肉体尚存，但他的精神主体已然消失，这是“虽生犹死”甚至生不如死的人间惨相。作品中出现的疯子原来应该是正常健康美好的形象，作者探究的是正常人转变为疯癫者的过程，以及促成这种转变的各种外在强力和社会原因。如宗璞《三生石》中的陶慧韵由于长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不同寻常的精神凌辱和心理折磨，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产生了心理的异常，使她时不时显现出可怕的表情神态，“慧韵那无神的两眼直瞪着天花板，一面发出焦虑不安的呻吟，一面不停地有规律地左右摇头”，“慧韵两眼仍盯着房顶，不停地摇头”（宗璞《三生石》）。刘克《飞天》中塑造的“飞天”也是一个因压迫和摧残导致疯癫的美丽女性形象。在理性世界里，作者尽情挖掘了女主人公美丽、善良、纯情、自我牺牲的优秀品质，即使对她有过的性格缺陷和经历的生活坎坷也尽可能地加以诗意的刻画，将已酿成的爱情苦果的责任都推诿到他人（利用职权霸占了她身躯的师长）身上，然而，这样一个无辜的、至情至性的美好女性，在“文革”中却被害得成为疯子。“飞天”的疯癫固然意味着她的人格的毁灭，但更重要的则是对践踏人性的政治运动的控诉。
如果说“飞天”发疯的原因是强横的政治权力，那么，造成剧作《桑树坪纪事》中的青女发疯的直接原因则是愚昧的文化权力。在桑树坪，青女因为嫁给了一个疯癫的丈夫，她的微不足道的自尊变成了奢望，最终还因此当众受辱，强烈的刺激和局促的生存空间逼迫她只能与疯人为伍，健全的人格向上的力量随着发疯而消失殆尽。古华的《芙蓉镇》塑造了一个利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将正常人变成疯子的反面形象王秋赦。在“文革”结束后，当正常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时，他却变成了疯子。疯癫是人生的悲惨境遇，因此，古华最后让王秋赦发疯，是视疯癫为一种“恶有恶报”的结局，是王秋赦应得的惩罚，这样的结尾安排也使读者获得将王秋赦这类害人者从理性文明正常的社会除名的快感。
在这种疯癫叙事中，理性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启蒙所铸造的人格范式，充满了理性的色彩。疯癫只是理性世界的反面，作为无法言说和不容辩驳的怪诞行为而存在，疯癫的存在只能说明非理性、非人道对人性的戕害，追求完美人性的启蒙理想是不能容忍疯癫的存在的。
（二）启蒙的布道者形象
这是一类具有象征意味的疯癫形象，是从感性中抽象出来的符号代码，以外在荒诞的形式进行理性的言说，并让其承担了宣扬道义、真理、信仰的使命。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只不过借用了疯癫的外衣进行理性的宣扬，其笔下的疯癫者的思维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因果逻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非理性世界里，充斥的是非理性的强盗逻辑，在与非人道、非理性隔绝的自我空间里，理性才能获得喘息的机会，故而此时的疯癫实际是以荒谬的形式在构筑宣扬理念的通道。《芙蓉镇》中的秦癫子装扮成痴傻者获得了生存的可能，并在苦难中与胡玉音结成了生死至交，为获得生存和尊严不屈地斗争。在这里，疯癫隐含了在异化的环境中，人性被异化的事实。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丙崽以深刻的隐喻承担了启蒙教义的布道职责。作为鸡头寨的怪物，无论岁月怎样磨损，他却永远停留在长不大的懵懂时期，鸡头寨的苦难和欢欣都无法使他有丝毫的变化。当鸡头寨的灭顶之灾到来时，喝了半碗毒汁的丙崽却依然顽强地存活下来，不依不饶地跟随着鸡头寨的人们。无疑，丙崽没有从正面提供有益的启迪，但他却从反面引发人们进行深刻的思索。这个鸡头寨的痴傻形象，正是作者对古老文化高度概括后的符号，所以，他那简单、粗糙甚至带有蛮横的语言，那粗鲁而有怪异的行为举止，都具有深刻的意蕴。其实质是指向文化反思，昭示启蒙者的拯救意识。
（三）破碎的示喻者形象
这类形象深入到疯癫的内部，否认以外在的任何条件来界定理性或非理性，将疯癫视为一个自足的空间。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梦魇般地呈现了疯狂，以极端的敏感来捕捉夸大和异变，得出了与理性世界迥异的结论。如原来的亲情——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变成了异己的力量，都对“我”的存在持敌对的态度，夸大的荒诞感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让人整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这类形象把疯狂和痴癫的幻念心理作为世界的真实和本质，疯癫被视作撕破现实完整世界的一把利器。疯癫往往对外界过度敏感，再加上他们极度脆弱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对外界的感觉与常人不一致。常人接受了理性的宣传或是积累了一定量的经验后往往陷入惯性思维，因此，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降低，内心的钝化造成抗刺激能力的增强。而疯人却比常人对现实世界有较强的新奇感和更大的陌生感。他们与现实和由他人组成的社会非常隔阂，往往拒绝与他人交往，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疯子容易产生幻想，并以幻想来代替现实，宁愿躲在自己营造的幻想世界中而不愿出来。残雪的小说往往通过“我”过度发达的感觉器官、过分敏感的情感世界和拒绝他人的心理状态描写疯癫的精神特征。而通过对这一心理特征的开发和深入，展示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把握。
理性的迷惘之处恰恰成为了疯癫的禁区，当正常人进入疯癫的深度模式，由于超脱了现实世界中的诸多束缚，反而会获得心灵的轻松和自由。零散和破碎的疯子思维，从另一角度昭示了现实世界的真实。但这样的揭示毕竟是有缺憾的，疯子的心理凹凸镜所映射的镜像虽然来自于现实，揭示了世界的部分真实，但它却是属于疯子破碎的世界，其中还不乏扭曲、变形、夸张和怪诞，揭示的意义再深刻，也只能属于散乱的拼接。疯癫力图超出现实的可能去探索人性的深层意义，但是，它的一只脚跨出去时，就已经走到了背面。疯癫，作为一种扭曲了的极端心理，在揭示人性问题上虽然不无现实的价值，但是，它所昭示的人性的真实性却常常受到置疑和拷问。
对于常人世界来说，疯癫者是一个无法找到归属的独特群体。他们在抛却规范社会的种种束缚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安全感。疯癫者的精神表达多半不被理解，他们的尊严和人格也难以受到保护。新时期小说中对疯癫者的形象塑造都突出他们与社会的隔阂、想法的怪异、和对社会的陌生感。在理性世界里，语词的能指与意义的所指有固定的关系，但在疯癫世界里，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产生了松动甚至颠倒，在人与物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经常会出现身份的置换和错乱。当理性世界的人们以自己的经验思维在疯癫世界里寻找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时，不免会“乱码”，如格非的《傻瓜的诗篇》中的精神病患者莉莉与医生杜预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了人生位置的置换，医生杜预变成了精神病患者。疯癫话语体系的产生源于对惯例和禁忌的反抗，却不是出于理性的驱使。疯子的行动缺乏目标也无规律性可依循，他们的语言是杂乱无章的、不可理喻的，也无法用理性的方法来规训或惩罚。真正的疯癫世界的真实是无法得到的，作家创作必须依托理性对疯癫世界进行解读。疯癫的真实在以理性为原则而建构的意义世界里，永远不可能得到。疯癫者可以作为既有秩序和不合理现象的反抗者而存在，却无法作为未来价值和意义的建构者。
三、新时期文学的疯癫特质
疯癫是对潜在心理的错乱显示，界于真实与虚无之间。文学中出现的疯癫现象既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现实的误解。疯癫者矛盾而复杂的精神世界具有如下特点。
（一）自恋又自弃的心理特质
疯癫状态是精神达到极致状态的一种反应，“新生儿，神经病患者，过于悲恸、懊丧者之流，皆可以有这种自恋发生”。精神病患者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具有自恋倾向，因为他们强烈地要求在社会上证明自己的存在，确证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在个体营造的精神世界里，他们是自大的甚至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在他们孤独自闭的心灵世界里，隐含着对他人的对抗和敌意。疯癫者往往会拒绝对外界的理解和沟通，无论言语还是行为都不符合已经被认可的思维习惯，都被认为是荒诞不经和不可理喻的，因而他们无法被社会接受、也无法融入社会，致使他们在社会中成为一个孱弱的病态者，其原因就在于疯癫者割断了自身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无法找到体现自身价值的空间。想凭借个体内在的极度张扬找到连接内外的通道，但膨胀的自我最终无法确证自我，这种强烈的对比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最终使得他们无论是思维还是言行都变得颠三倒四、无所适从。疯癫是个体在承受强力挤压后，在无法直接反抗现实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秩序、无规则的精神现象。
“韦弥！”这声音好奇怪。谁是韦弥？谁又是孟文起？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该往哪里走？该往哪里逃？而我，又是谁呢？真的，我是谁？我，这被轰鸣着的唾骂逼赶着的我，这脸上，心中流淌着鲜血的我，我是谁啊，我——是谁？
主人公这段表白令人眩惑，说明她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理性的个体了。个体的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认同自身和被社会认同的过程，当个体成人化的过程结束后，也就等于完成了自身认同。在“文革”惨绝人寰的批斗过程中，韦弥感受到社会排斥自己的巨大威胁，要求被社会接纳的热切期望使得她无法接受事实，巨大的精神刺激使得她的自我认同受到阻隔，开始怀疑和否定自身存在，甚至以否定自身来迎合社会，导致了她的精神错乱。在韦弥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尊，而自尊是来源于社会价值的体现，社会的认可的。一旦自尊被践踏，她在极度昏乱中便以极端的方式否决了自己。
残雪的小说大多表现自己感受到的对象，她以极度的夸张和变形手法渲染生活中的残缺不全和恶心怪诞。强化感官显示了她对自我的强烈注意，敏感和尖锐等精神特质表明了她对人性的关注。但是她所感受到的东西又都是她自身极端排斥的，恶心、厌恶、污浊、敌意，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一律承受着巨大的灵魂痛苦和强大的精神压力。《苍老的浮云》中隔墙毗邻而居的两个家庭所有人之间完全是隔阂、冷漠和充满敌意的，他们不仅不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且还不断地进行揣摩和猜疑，不断地给他人制造痛苦和难堪。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中疯癫的历史教师残忍的自残行为就是这种心理特质的外化。疯癫者因为过于执著自己的研究，在外在历史条件无法再现的情况下，他居然以自身的肉体来验证自己的研究成果。余华抓住了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权力与暴力的直接联系。暴力文化的研究者一旦开始实践的时候，就意味着对知识理性的自戕、自虐和自杀行为。小说中，历史老师以智者的形象开始研究中国酷刑，当知识沦落为文化暴力时，知识反过来控制了他的心理世界，他在自己身上实践了暴力和残忍的丧失理性的疯狂状态。知识理性被权力扭曲的同时也就变成非理性的行为。在这里，疯子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象征符号。
（二）肢解、扭曲和幻化真实
常人和疯人面对同一的现实世界，对常人而言的现实在疯人的精神领域里变成了幻象。如果疯子意识到他所反映的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幻象，那么，他的理性依然控制着他的思维，他会做出对幻象的矫正反映。疯人之所以会发疯，就在于他把幻象当成了真实，而把真实颠倒成了幻象，由此在意识控制下的言行都产生了错乱。产生于“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带着鲜明的记忆，对于巨大的无法释怀的历史创伤和历历在目的生活体验，逃避承受巨大悲痛的潜意识使得人们更多地把真实视为幻象，无意中把过去的非人道的历史幻化为疯狂。
人们总是认为现实世界是按秩序排列的，而这些规范的秩序是能为人们的意识所认识和掌握的，疯癫的思维方式以意识把握的语言进行表述的时候是不连贯的、无序的、缺乏内在联系和违背逻辑的，以理性语言表达出来的疯癫若用理性思维去把握，永远不可能穷尽其意义。就是说，疯癫的思想和行为是错乱、荒谬和不可把握的。
《狗儿爷涅》中的狗儿爷由于过于痴迷土地，以至无法接受失去土地的沉重心理打击而发疯。自此，他始终把自己想象成土地的拥有者，对世事的变迁熟视无睹，甚至连妻子改嫁他人，也没有任何反应，在他的心理上完全混淆了真实和幻象的界线。在他人看来，他生活在梦幻中，而他自己则把梦幻作为真实。疯子与周围世界完全是错位的，他们对真实世界视若无物，执著的是虚无的幻象。《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因为“文革”结束了往日不正常的生活，他只能自我营造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满足他的荒诞愿望，因此，他在疯癫世界里，终日念叨着“运动开始了！”孙甘露的《大师的学生》中的维庸曾经是一位倾心于愚人船寓言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威严持重的工作环境造就了他与世事隔离的自足生活空间，产生了痴迷甚至疯狂的精神状态。他变得敏感、多疑，以想象来代替现实，沉浸在想象并使之成为独立的体系，拒绝其他人进入禁地，以想象为自己的疯狂提供失常行为的理由。“维庸变得日益憔悴，他总是怀疑自己的某个内脏器官已被癌细胞侵入”，“他越来越多地为幻觉所控制，他总是想象妻子与某人通奸的场面，他认为这是药物所致”（孙甘露《大师的学生》）。孙甘露没有以理性的目光来审视所谓的疯癫后的非理性世界，而是直接深入其内部与其对话，以超验的方式找寻疯癫背后的理性逻辑。
疯癫意象的产生是以冲击理性控制的精神世界为前提的，与理性梳理过的意识层面相较，其潜意识层面更多地为非理性所控制。当潜意识越来越多地纳入到文学世界的时候，痴迷、疯狂等非理性状态也就越来越常见了。疯癫的失常状态与潜意识的非理性，都以反叛理性禁锢的精神世界被新的理想人格所吸纳。那种扭曲和反常勃发的生命激情，从反面显示了遏制和压抑最终无法阻止情感的律动。余华《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本来是绝缘于小镇上的居民，小镇上的人对于他的存在完全视而不见，直至他做出怪异而惨烈的杀人行为得到确证后，才唤起人们对他的真正注意。疯子给小镇带来的只有奇怪和恐怖，自从幺四婆婆开始计划驯化他，试图将他纳入正常人的生活后，小镇就失去了固有的宁静。疯子不仅没有为镇上的人所驯化，反而以他的古怪引发出人们的异常行为。幺四婆婆的行为变得反常，后来因为在河边遭到谋杀又使镇上的居民互相猜疑。孤僻的许亮不断地怀疑自己在杀人那天到过河边，无法忍受精神折磨而自杀。“疯子回来了”成为恐怖的信号，搅乱了整个小镇的正常心理，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不得安宁。最为清醒的刑警队长只得杀死疯子，自己却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发生在河边的错误根源在于自以为精神正常的人们无法认识到疯子的精神世界，试图以理性来分析、驯化非理性，但最终却为非理性所钳制。马哲最后杀死疯子的无奈之举有着牺牲自我的悲壮色彩，却被解释成精神病的荒诞行为，完全等同于疯子的不可理喻的杀人，与疯子接触过的人都受到所谓正常社会的排斥，理性世界受到了疯子的质疑和挑战。
疯癫意象意味着精神上的失控，也是精神颠覆的一种形式。疯癫者与外界隔绝，营造了封闭的心灵空间。在疯子孤独的心境中，他自以为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他心中的合理性却被体制社会杜绝和否定。在寻找疯癫原因中要把握住非理性和非人道的反抗性，懂得疯子之所以会疯，是世界对人性的束缚、压抑和虐杀的结果。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精神的展示，而纳入社会的行为方式永远带有明晰的社会烙印，只有个体精神世界的反思才是真实的，才真正富有个性意义。新时期文学出现的大量疯癫意象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表达了对日渐规范严整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拨，过度夸张和无限度夸大的理性实际上是衍生非理性的疯癫意象的源头。
理性世界过度膨胀的理性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一种表现，从另一层面，疯癫这种非理性的极度表现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意的启迪，充满荒诞的世界里，只有以疯癫这样荒诞曲折的方式才能表达反抗的意愿，而且，这种扭曲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对非常状态的无言的控诉。文学艺术展示人性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展现人性的力度和深度，当然它有可能是超越了生活和现实的。尼采宣扬的“酒神精神”也是人性的疯癫之一，但它是真实自由人性的典范。疯狂是压抑与反抗失去平衡后形成的扭曲，它是人性的扩张和变形的真实，是力度和深度的显现。《狗日的粮食》、《米》和《伏羲伏羲》等作品正是以这种疯狂的反抗展示了不可抑制的人性力量。20世纪90年代后的作品不再把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体现的疯狂痴傻视为异常，疯癫作为符号在作品中不再显明存在，但它作为精神气质却在不同的人物形象身上分散地呈现出来。
疯癫的意象虽然以极端的性格和分裂的精神状态揭示了人性的边缘状态，剖析了人性的多元和复杂，但由于破碎和混乱，最终也未能建构起内在的统一和整合，因此，疯癫获得意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瓦解意义价值体系。启蒙文化理想的内在悖论在疯癫这一意象中得到了形象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