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的初春，陕北高原上寒意尚浓，延河水刚刚冲破薄薄冰层，马兰花却悄悄绽开淡蓝色的花朵。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周恩来让何其芳、刘白羽来到他的住地——杨家岭窑洞。
根据刘白羽的回忆，周恩来郑重地告诉他们，中央已决定派他们去重庆，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细致缜密的周恩来，为他们的传达工作做了周到的安排，并且特别叮咛首先到郭老那里去，把中央的精神和他们的任务向郭老报告一下，听听郭老的意见，请郭老主持。何其芳二人谨记着，他们从周恩来的声调和眼光里，明显地感受到他对郭沫若的尊重和友爱。
何其芳、刘白羽是和林伯渠、王若飞一道出发的，攀秦岭、走栈道、越剑门，来到了重庆。他们深知身负责任的重大，一到山城，立即就赶赴郭沫若赖家桥的住所。
赖家桥远离喧闹的重庆，山清水丽，风物宜人。郭沫若住在一家大宅院的一个小院落内，环境非常幽静。当郭沫若热情地欢迎来自毛泽东身边的同志时，何其芳二人都很激动。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前辈郭老，显得有些拘谨。当时蒋介石正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在赖家桥郭老这里竟像到了另一天地，他们忍不住说出了这一感觉。郭沫若爽朗地笑着说：“人们说，我这里是重庆的小延安呢！”郭老那样的谈笑风生、热情洋溢，两位青年人的拘束顿时烟消云散了。
何其芳、刘白羽谈到了延安的整风运动，特别是详细谈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情况，介绍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郭沫若怀着对毛泽东崇敬的心情，仔细地认真地倾听着，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
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春天开始的。这次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展开的。文艺界当然也不例外。
为了有针对性地搞好文艺领域的整风运动，毛泽东亲自邀请了艾青、萧军、罗烽等作家先后到杨家岭他的住处交谈。如萧军谈了“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包括立场、态度、给谁看、为什么人、如何搜集材料、学习等问题）；艾青谈了“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包括文艺和政治、作家的立场和态度、写作的对象和内容、作家的团结和文艺工作的领导诸问题）。毛泽东邀作家面谈，只是专心致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很少打断他们。
在做了各方面充分准备之后，毛泽东于1942年的5月2日至5月23日，亲自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的延安，正是明媚的春天。陕北高原的蕙风已经吹醒了延河两岸的山花野草，有的含苞欲放，有的碧绿丛丛，蔚蓝的天空，不时飘来朵朵白云。一群群文艺工作者，从桥儿沟，从杜甫川，从蓝家坪等地，爬山涉水，行色匆匆，精神振奋地奔往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参加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的地点设在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在大家陆续来到后，毛泽东亲切地和大家握手问好。
座谈会共开了三次。5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引言》讲话，向大家讲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学习等问题分别做了论述。接着，大家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进行分组讨论。
5月8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进行大会讨论。同志们在愉快的气氛中踊跃发言。有一位在发言中说到，他们的剧团到农村演出很受欢迎，每到一处，农民都送鸡蛋给他们吃。这位同志不无得意地说：“要知道剧团在什么地方，就顺着路上撒的蛋皮去找吧！”毛泽东听了，笑着说：“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拿出更好的节目为群众演出，不能骄傲自满，不然的话，下次群众就不给你们吃鸡蛋了。”毛泽东的话引得全场一片笑声。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在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照了相。原定下午毛泽东为会议作总结，因发言人多，移到了晚上。由于想听毛泽东讲话的人很多，临时又把会场移到会议室门外的广场上。
夜幕已经降临，汽灯点燃起来。毛泽东用他那带有浓厚的湖南乡音，不停地讲着，一直讲到深夜。毛泽东讲话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在回答如何为群众时，提出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他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他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理论、思想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并且提出了在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又亲自来到桥儿沟，为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讲了一次话。他站在一张临时搬来的桌子前演说，内容与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一样，但讲得更生动、更通俗。他以不久前“鲁艺”演出的《带枪的人》为例，他说，戏中展现了列宁办公、打电话，但看不到列宁吃饭睡觉，实际生活中的列宁当然要睡觉吃饭，所以生活中的列宁比戏里看到的要丰富得多；但是生活中的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不要说到延安来，出现在边区的舞台上，所以说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也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
何其芳、刘白羽都亲身参加了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对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的记忆犹新，娓娓道来。他们介绍了几个小时，郭沫若始终都在仔细地听着。他因有耳疾，生怕遗漏了什么，一直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他为《讲话》中强烈的真理之光所吸引，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为击节称赏，表示无条件地拥护，一定坚决贯彻执行。
两位青年继续怀着激动的心情，介绍了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个姹紫嫣红的文艺繁荣局面，已经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现。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掀起了热潮。如音乐作品《东方红》《绣金匾》等，歌唱党和人民领袖；戏剧舞台焕然一新，《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逼上梁山》等歌剧、平剧、活报剧轰动一时。文艺理论队伍也开始形成。最为火爆的是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展开。1943年春节，延安出现了秧歌运动高潮。当时，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学校、西北文工团、青年剧院、民众剧社、中央党校、一二零师战斗剧社等单位，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秧歌队。“鲁艺”排演的《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延安大砭沟的一次演出，观众达2万之多。这个秧歌队还“扭”到了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称赞和鼓励。据统计，1944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秧歌队就有949个。这些变化和成就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
热火朝天的延安文艺运动，使郭沫若激动不已。在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何其芳、刘白羽的介绍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这时，于立群笑着走了过来，热情地招呼大家去吃晚饭。
那天的晚饭，她特意用周恩来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成一大锅稠稠的粥。黄澄澄的小米，红艳艳的枣子，看着美，吃着香。凡是从延安过来的人，或是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对小米和红枣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一种特殊的礼品。郭沫若清楚地记得，一次，王若飞带来延安的小米、红枣以及自己纺织的羊毛呢衣料，分赠重庆的同志和朋友们。若飞笑着说：“你们看看我吧，身体壮实，面色红润，这就是我们边区丰衣足食的最好证明了！”说得大家一阵大笑。此时的郭沫若，一边品尝着延安的特产，一边沉浸在对《讲话》精神的回味之中，他的感觉更像亲身到了延安一样。
（二）
实际上，自从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郭沫若就热切地关注着，特别是从重庆《新华日报》的介绍中，得知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5月14日的《新华日报》就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萧军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将毛泽东在《讲话·引言》中提出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文艺基本问题传达给重庆及国统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1943年3月15日，延安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新华日报》又及时做了报道，登载了《讲话·结论》的基本精神，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这次会议的指针，也是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同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毛泽东《讲话》的全文。次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把《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1944年元旦，《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讲话》的主要内容。1月26日，3月10日、31日，《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的语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服从于政治》《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后来，还发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单行本。
而现在，党中央特地派人前来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畅谈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文艺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国统区革命文艺的最大关心和支持。沐浴着延安吹来的文艺新风，郭沫若喜上眉梢。第二天，他就亲自主持召开了重庆部分进步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布置了学习和落实《讲话》精神的任务。回到重庆后，郭沫若在天官府的住所，又举行了多次集会。
郭沫若十分关心文艺青年的学习。据张悲鹭回忆，他当年在重庆时，读到的第一本《讲话》，就是郭沫若秘密地送给他的。这是革命文艺老将对一名文艺新兵最大的关心和鼓励。这是一本延安版《讲话》，郭沫若双手郑重地递给他时，曾一再叮咛说：“这本书内容丰富，要深入地理解，最好能把其中一些段落背下来。”说着，郭沫若还特意把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了出来。同时，郭沫若还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利用教学的机会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青年中扩大影响。郭沫若最后还特别关照，在宣传中要注意方式，提高警惕性。郭老风趣地说：“如果失去警惕性，你的脑袋就会被敌人移动位置。”他后来完全按照郭沫若的布置做了。郭老送给他的那本《讲话》，他一直珍藏着。
这次对《讲话》系统的传达和学习，前后长达七八个月，为国统区的进步文化运动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反响强烈，成绩显著。而对于国民党来说，《讲话》也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
毛泽东的《讲话》对郭沫若本人的文艺思想更是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的牢固确立。
抗战爆发，郭沫若在实际的抗日救亡工作中，比流亡国外有更多机会接受党的直接教育，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为深刻。他的《羽书集》中，不少文章谈到民众问题，指出这场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民众才能打赢，“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抗战与文化问题》）。他较早就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要求文艺“深入普及于民间”，作家要到乡间去“以最下层的农民的生活为生活”（《文艺与宣传》）。
当然，郭沫若自觉地、明确地正式提出“人民文艺”的思想，却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影响和启示的结果。他在1942年12月的《文艺的本质》一文中，就公开表示对《讲话》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执行的态度：“我愿意我自己永远做一个学生，向一切工人农民学，向一切士兵学。”此次听了何其芳他们对《讲话》的详尽传达后，郭沫若紧接着就发表了《文艺与民主》《向人民大众学习》《人民的文艺》《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等文章，提出并阐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文艺”论。
郭沫若认为，“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他认为，“文艺源于人民”，“从它滥觞的一天起就是人民的。无论哪一个民族的古代文艺，都是人民大众的东西”，都是“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人民的文艺》）因此，他强调文艺必须与民众相结合。他说：“文艺的生命是植根在民众里面；文艺脱离了民众，它便要失掉它的生命”；从文艺的发展史来看，“任何文艺作品，凡是与下层生命脱离的，便都是歪辟的东西。文艺的价值和人民的生活距离成反比，距离愈大，价值愈低，距离愈小，价值愈大”。（《文艺与民主》）
同时，他认为，文艺仅从外面去接近民众是不够的。抗战初期，他曾经热情地喊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章进工场”的口号，现在他认为，这些口号是不恰当的。他说：“我们应该喊‘文人下乡’、‘文人进工场’，而说到文章上来呢，倒应该是‘文章出乡’、‘文章出伍’、‘文章出工场’了。”他强调作家要“到民众中去”，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他说，作家只有“深入农村，深入工场地带，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俗、一切喜怒哀乐的内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而且“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就是人民的一体，而不是人民以上的或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样，把自己的观点和生活改造过来，然后才能有真正的文艺作品出现”。（《向人民大众学习》）
郭沫若在学习了毛泽东《讲话》以后，文艺思想的变化和发展是明显的。他的“人民文艺”论的内涵是丰富的，而这些观点，在《讲话》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出处。他俨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按照《讲话》精神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反思和检讨，并自觉用《讲话》精神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这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和和平建设期间，他始终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始终坚持人民本位的立场和人民文艺的原则。如在《讲话》发表10周年时，他以《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做一名文化尖兵》为题发表纪念文章，真诚地表示，当年未能亲身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话》，自己更要以10倍于他人的努力，认真学习，加强改造，坚持文艺为人民的方向。尽管这种表态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甚至有些过头，但我们毋须怀疑他的真挚和虔诚。
郭沫若对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导下的延安文艺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46年，当他看到周扬选编的一批解放区文艺作品时，立即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先后为《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王贵与李香香》《我的两房东》《黄河大合唱》《新儿女英雄传》等十多种作品作序或撰文评论，称赞这些作品具有“意识的美，生命的美，因而也就有形式上的充分的自然与健康的美”，“正是由人民意识中发展出来的人民文艺，正是今天和明天的文艺”。（《〈王贵与李香香〉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