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先后同蒋介石和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初次的交锋。
蒋介石电邀毛泽东重庆谈判本是耍的一个阴谋，毛泽东以其“弥天大勇”深入虎穴，真的到了重庆，已给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这确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在政治上道义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尽管这一胜利是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为代价的。
毛泽东与蒋介石初次晤谈，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已惊心动魄地拉开了序幕。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除空洞地表示愿意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外，提出了所谓“中国没有内战”的谬说，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泽东当即严正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列举了十年内战和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驳斥了蒋介石的诡辩。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真正的诚意，而且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这样快的应邀前来，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为了便于谈判进行，中共方面从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的愿望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拟定了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基础的条件也不愿意接受。他在毛泽东到重庆一周后才仓促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中，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其实质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是决不会有任何“迁就”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基本态度，中共方面事先是估计到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实现其民主的许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方面准备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做出不伤害人民利益的必要让步。
这次谈判前后历时43天。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会谈纪要》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在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显然，尽管国民党对和平团结的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实行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此外，这次会谈和达成协议，对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也是有益的。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共两党的谈判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和最为热点的新闻。郭沫若始终热切地关注着谈判的过程和谈判的结果，自觉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作宣传，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如郭沫若作于10月7日的杂感《天地玄黄》中指出：“我们无疑地是胜利了，但这胜利好像是疟疾初愈，还没有断根，有点保不定什么时候再发寒战的形势。”这是针对蒋介石的法西斯本性和玩弄和谈阴谋有感而发的。郭沫若清醒地认识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中国腐败的法西斯“细菌”并没有肃清，因而，他大有“天地玄黄”之感。那么，如何医治这“时代疟疾”呢？郭沫若明确提出：“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
国共谈判的工作和活动是紧张而频繁的，但是，毛泽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十分注意利用空隙时间与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的接触，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外记者，还接见了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外国驻重庆大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而且极大地争取了各方面的力量，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
毛泽东在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和交往，特别是与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友人郭沫若自然是他重点访谈对象。而郭沫若以他文化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的特殊身份，在这些交友活动中积极加以配合，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与文化界的交友活动从谈判之初就已开始。他第一次出席文化界活动是在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于下午7时在黄家垭口该会会所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同时还举行苏联各民族生活图片展览会预展。
山城已经是秋凉时节。昨夜就已开始下的细雨，淅淅沥沥还在下个不停。中苏文协的集会在战时的陪都是常有的，但今天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将亲临出席，从而变得更为隆重而热烈，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下午5点多钟，从七星岗到黄家垭口一带的街上，就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呈现出一派热烈景象。前来参加集会的人士已陆续到达，他们中有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罗申武官，有张治中、陈立夫、冯玉祥、张澜、沈钧儒等党政要人、民主人士，郭沫若和茅盾、阳翰笙等文化艺术界名人也早已来了，到会的各界人士达300多人。
7时许，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几千市民几乎把交通都阻塞了，汽车喇叭声和市民们兴奋的谈话声混成一片，交通警察和宪兵忙着维持秩序。这时，一辆黑色座车向中苏文协门口驶来，车里坐的正是人们盼望着的毛泽东。群众中有人高呼起“毛主席万岁”！
中苏文协二楼已经挤满了人，一片欢笑的声音，一片期待的眼色。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健步走进会场时，更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楼下的人紧随着毛泽东，一起拥到楼上来了。数不清的热情的握手，洋溢着真情的招呼。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泽东的手，立刻跳跃地回到她妈妈的身边，骄傲地说：“妈妈，我握过手了。”
毛泽东的脸上充满了喜悦。苏联大使握着他的手，向他举杯祝福：“为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为了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干杯！”毛泽东愉快地喝了下去。他和周恩来依次到各室巡历了一周，每一个与会者都争着向他举起了衷心祝福的酒杯。
毛泽东来到以豪饮著称的郭沫若面前时，脸上早已泛起了红晕。他想起了刚才一位朋友说的话：“今天，您会喝得躺下来的。”不觉暗自一笑，仍然和也已经满是酒意的郭沫若干了杯。的确，毛泽东平时很少喝酒，但人逢知己千杯少。今天，他是在与老朋友交谈畅饮，又从大家的热情中看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因而大有一醉方休之态。还是一直陪同在毛泽东身边的周恩来从旁帮忙，欣然代毛泽东喝下了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
一个小时飞快地过去了。因有其他约会，毛泽东向大家告别后走出了中苏文协的大门。始终伫立在周围的人民群众连连向毛泽东招手致意，大声喊着：“欢迎您，毛先生！”这是发自国统区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声。毛泽东来渝，给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新希望。
（二）
9月3日，毛泽东与郭沫若举杯畅饮刚过去一天，就决定专程到天官府去看望郭沫若和他的文化界的朋友们。郭沫若得到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立即通知了重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等待这幸福时刻的到来。事有凑巧，那天因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堵塞了交通，车辆无法通行，于是聚会只好临时改在毛泽东的办公地点“桂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红岩办事处。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一个红土山坡上，是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张治中看到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动让出自己在市内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白天在桂园办公，晚上回到红岩村。
郭沫若在于立群的陪同下，步行到桂园时已是傍晚6时，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人已经先到了。毛泽东正与周谷城聊着天，见郭沫若走了进来，便起身与郭沫若握手，热情地招呼他坐在身边。
毛泽东与大家无所不谈，谈文学，谈历史。他称赞郭沫若的诗写得好，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对人民大有益处。毛泽东还特地提到郭沫若的《反正前后》，就像是写他所经历的生活一样，真实又典型。
郭沫若非常激动，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几乎看遍了他的各类作品，而且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他想起一年前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信中的称赞使他觉得愧不敢当。现在，毛泽东又一次当面称赞自己，郭沫若暗下决心，只有更加努力地为革命工作，才能答谢毛泽东的知遇之情。
毛泽东的话题又转向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转向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说，人民渴望民主和和平，渴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但是，蒋介石企图强占胜利的果实，阴谋发动内战。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特别告诉郭沫若他们，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和利用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他希望郭沫若等利用社会贤达的身份，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诡计，做好国统区人民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丢掉幻想，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和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对大家还谈到了“复员”问题，即由重庆还都南京之事。他说，“复员”问题并不简单，要听人民的话，听从人民的意愿。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坦诚地说：“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毛泽东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要达到目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毛泽东谈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郭沫若等人发表看法。
郭沫若听力不好，始终特别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手势。他深切地感到，毛泽东的谈话给大家以巨大的鼓舞和斗争的勇气，为国统区进步文化界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毛泽东应邀还将出席苏联大使举行的晚宴。郭沫若很感激毛泽东，在极其繁忙的谈判中，挤出时间专门与大家见面交谈。该告辞了，郭沫若看到毛泽东没有手表，用的是一只旧怀表，太不方便了，于是马上取下自己的手表，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收下了这一珍贵的礼物。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戴着这块手表。用的年代久了，手表修过多次，表带也换过，但他始终十分珍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要叫人拿走。这一非同寻常的礼物，凝结着毛泽东与郭沫若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份深厚的革命情感。
毛泽东念旧之情的确很深。从桂园告辞出来，郭沫若和周谷城走在一起，他想起了前天在中苏文协鸡尾酒会上的一幕感人场面：
周谷城与毛泽东早年在湖南时曾同过事，已经多年未见面。那天，他早早就赶到会场，在入口处附近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到了，在众多的欢迎人群中认出了周谷城。当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毛泽东感慨地说：“18年了！”眼睛里已经含着泪珠。
周谷城也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二人又会心地笑了。
9月9日，郭沫若偕于立群往红岩村，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留郭沫若夫妇共进晚餐。
在愉快的气氛中，大家谈起了重庆文化界，谈起了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郭沫若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国民党政府所许诺的和平、民主不能茫然抱有多大希望，不能不讲原则的合作，一味地妥协让步。毛泽东很同意郭沫若的见解，态度应该坚强些，要有斗争。毛泽东又一次鼓励郭沫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多次与郭沫若见面，共忆往事，重叙友情，畅谈文史，纵论天下，商讨和平建国大业，对未来充满信心。
10月8日，国共和谈结束前夕，张治中举行盛大的宴会为毛泽东饯行。到会者有党政军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也应邀出席。张治中讲话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致词。他强调，胜利后的中国就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都是错的”。
毛泽东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一阵热烈掌声响起，打断了他那振奋人心的讲话。郭沫若也为之激动不已。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了讲话。诗人本来就易于激动，此时的郭沫若更是激动极了。他想，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和平和民主，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做了多么大的牺牲，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克服了多少的艰难困苦，真是大公无私，仁至义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和表率。
10月11日，毛泽东在结束了重庆谈判之后，乘飞机返回延安。
清晨8点钟，来九龙坡机场送行的人络绎不绝。郭沫若和于立群也早早地赶来了。43天前在这里与毛泽东重逢犹如昨日，今天又要告别了，郭沫若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失落。
三辆小汽车开进机场停下，毛泽东第一个从车上下来，郭沫若与送行的人们立即迎了上去。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
9时45分，飞机平稳地起飞，毛泽东看了一下手表，郭沫若送表时的关切之情顿然浮现在眼前。
飞机渐渐消失在远方。郭沫若还痴痴地立在原地，他在想，下一次的重逢大概不会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