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起了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批判运动。
事情是由《红楼梦》研究而引起的，两名“青年团员”李希凡、蓝翎——“小人物”，对“红学权威”俞平伯——“大人物”发起了挑战。
1952年9月，俞平伯将28年前的旧著《红楼梦辨》加以删改，易名《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4年，俞平伯又在3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对其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了扼要总结。这立即引起了两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青年李希凡、蓝翎的不满。他们在同年“五四”前夕很快写成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小人物”对“大人物”的挑战遭到了《文艺报》的冷遇。他们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该校学报《文史哲》第9期很快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文章着重批判了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把《红楼梦》称为“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9月中旬，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江青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但《人民日报》以为是“小人物”的文章，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拒绝转载。
于是《文艺报》被指令转载。主编冯雪峰为该文加了编者按。按语用留有余地的口吻说道：“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李、蓝二人于当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期间，在北京的通县写成了第二篇批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光明日报》也加了编者按：“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自从两名“小人物”向“大人物”发起挑战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十分赞赏作者的勇气，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红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在作者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
毛泽东详细批阅了这两篇文章，圈划布满全篇。如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上，毛泽东批道：是“很成熟的文章”。如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作者引用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有所爱’。”毛泽东批道：“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批评俞平伯：“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毛泽东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替俞平伯开脱。”
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尤其表现出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编者按语的不满。他写道：“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一连串的反问，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根本就“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他在10月16日，亲自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二）
毛泽东极为重视《红楼梦》的研究，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十分喜爱这部文学名著，对其思想和艺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有着充分的发言权；一是毛泽东不满于近30年来胡适派红学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历史状况并未改变。于是，两名“小人物”的挑战，也就成为他发动这场批判的直接导因。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喜爱和重视，在大量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中屡屡可见：
早在井冈山时期，一个寒冷的冬夜，毛泽东与贺子珍聊天时谈到了《红楼梦》。贺子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爱《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反驳道：这一评价是不公正的。《红楼梦》是一本好书哩！书中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
1937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他举《红楼梦》为例：书中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时，说“跨马认蹬而去”，这非有实际经验写不出“认蹬”二字。毛泽东借此说明，艺术作品要有丰富的内容，首先要求艺术家到实际生活中去吸取。
1938年5月中旬，毛泽东又一次到“鲁艺”作报告。讲鲁艺与社会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大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同于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1938年10月，在延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天，毛泽东和大家散步时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在场的徐海东只看过前两部，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只算半个中国人！徐海东把这次玩笑牢记在心，后来在病床上读完了《红楼梦》。我党许多高级干部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是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读完《红楼梦》的，而且读过多遍。
毛泽东对《红楼梦》评价之高，可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的一段话中去细细体会。他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对党内同志谈论他对《红楼梦》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有关谈话中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尽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961年12月20日的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8世纪上半期，就是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在大观园里那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个，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论述是大量的，在此不一一引述。正因为毛泽东是如此看重这部文学名著，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建国后，即使是经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红学还未能纳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轨道，甚至党报尚在维护旧的学术、旧的思想，毛泽东怎能不焦虑万分！
两位青年的文章，导致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就充分肯定了李、蓝文章的重要意义：“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毛泽东在信中不惜以较多的笔墨，详细叙述了李、蓝文章发表的曲折经过。他气愤的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是如此之难。
毛泽东在信中把俞平伯看作是“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这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争论，不仅是看作对一部文学名著的评价问题，不仅是看作报刊如何对待“小人物”的问题，而是看作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这一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此，毛泽东希望：“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显然，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期望着这场“小人物”向“大人物”的挑战，发展成为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的斗争。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0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极其严厉地指责文艺界某些领导人，长期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此文发表前，毛泽东曾亲自审阅，做了多处修改，还亲笔加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信的精神在全国文艺界各级党组织中立即进行了传达。随即而来的是对俞平伯的猛烈批判，一场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的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而且由此引发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
（三）
这场政治批判，首当其冲的仍然是文化艺术界，带头人还是郭沫若。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俞平伯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就文化学术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据11月9日的《光明日报》报道：
郭沫若院长对文化学术界讨论《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表示异常关切，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郭沫若院长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他明确指出，这场批判不仅仅是对于俞平伯本人、或者对于有关《红楼梦》研究进行讨论和批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郭沫若院长希望文学艺术界要很好地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主张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
他指出，5年来，文化学术界的批判和讨论的风气不够旺盛。3年前进行的《武训传》的讨论，没有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去。《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应该是继《武训传》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又一次暴露。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相当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了胡适为战犯，但有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
郭沫若批评了文化学术界一些人学习马列主义，但只会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话装饰自己，貌似“全身武装”了。郭沫若把这种人比作京剧《甘露寺》中的贾化，顶盔贯甲，刀剑在身，一旦遇到吴国太喝令传贾化，这位“全身武装”的将军立刻就下跪求饶了。
郭沫若院长号召人们，要打破崇拜权威的思想。他借用毛泽东在信中“大人物”与“小人物”的说法，指出，在讨论中，“大人物”与“小人物”应一律平等看待，但在文化学术机关中，一般对青年都不重视，甚至对新生力量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这对文化学术和整个国家建设事业都是极端有害的。
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前后连续召开了8次，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文艺报》的错误也就是冯雪峰的错误。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公开检查。毛泽东在冯雪峰的检讨上有着批注。冯雪峰检讨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底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的批注认为，冯雪峰的错误不仅仅是古典文学方面，也不仅仅是“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而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在冯雪峰检讨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批道：“应以此句去批判冯雪峰。”这就为冯雪峰的错误上了纲，定了性。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联席会议经过多次讨论，做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认定其错误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报》领导机构，另组编委会。应该说，《决议》的定性比毛泽东所定的性，基调要低，可能郭沫若、周扬等当时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文章的批注。
在12月8日的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总结性发言。这次讲话的内容，是11月8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进一步阐述。
郭沫若发言稿原来的题目是《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先前已由周扬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仔细阅读后批示道：“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郭沫若在正式发言时，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题为《三点建议》。后发表在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三点建议》中，郭沫若首先更为明确指出：“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
其次，郭沫若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检讨。他说：“我明白认识着我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就很大。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的文章是引起注意之后我才追看的。《文艺报》和《文学遗产》对于李、蓝文章的按语，也是在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的文章之后我才追看的。这就充分地表明了我自己在思想斗争上的漠不关心。”
郭沫若检讨说：“自己作为文联主席，对于文联机关所犯的错误，能够说‘事不关己’吗？……《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是我们大家的错误，也是我的错误。我要感谢领导着我们的党，领导着我们的党中央，适时地揭发了我们的错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接着，郭沫若讲了改正错误的三点建议。这是郭沫若讲话的重点。
第一点建议是，必须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的斗争；
第二点建议是，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
第三点建议是，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
在三点建议中，第一点又是重点中的重点。郭沫若联系1951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指出那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第一次揭发，而目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又一次揭发。“这一次的情况是怎样呢？大家是已经熟悉的，我们所犯的错误和电影《武训传》放映时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两样；而且在这一次的错误当中却又有新的成分增加，那就是抑制了蓬蓬勃勃的新力量。”
郭沫若进一步指出，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他批判了“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胡适。他认为，胡适在政治上已被打倒了，但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必须彻底清除。
郭沫若告诉与会者，在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联席会上，已经通过了一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这次联席会议，有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的编辑近100人参加，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并推选郭沫若为主任。
会议通过的对胡适的批判计划，事前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设计的。通过后，又由周扬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审阅后，批示：“照此办理。”郭沫若正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具体布置着文化学术界的这场批判运动。
郭沫若以他在文化学术界的威望和地位，讲话的感召力和鼓动性是很强的。哲学界、历史界、文学界、戏剧界、教育界等各个领域，纷纷参加了这场批判运动；艾思奇、胡绳、任继愈、李达、侯外庐、范文澜、黎澍、何其芳、游国恩等知名人士，分别从各个领域对胡适思想加以批判。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迅速在文化学术界展开。
（四）
多少年过去了，对于这场思想批判早有公论。
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的信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性意见：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典文学，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支持新生力量，不要压制“小人物”，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采取既团结又批评的态度，等等，对于新中国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就红学研究而言，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红楼梦》，标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的终结，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新阶段。就对胡适思想批判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五四”以来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在他的有关讲话和建议中，在强调思想斗争的同时，也强调“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加紧扶植新生力量”。这些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场批判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同样犯了主观片面和无限上纲的错误，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搞成政治斗争，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会上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