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一场对于文化以及文化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风暴”。
在这场标以“文化革命”的政治风暴突起之时，郭沫若难以理解，一时手足无措。为了紧跟毛泽东，他采取了严以责己的态度，提出要将自己几十年来的创作“全部烧掉”。郭沫若的思想反映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惶惧与苦涩心理。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力保郭沫若，使郭沫若能够免于挨批斗的命运。尽管这场“革命”夺去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尽管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真实意义未必理解透彻，但他仍然信任毛泽东，尊敬毛泽东，仍然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毛泽东的步伐，跟上“时代”的步伐。
郭沫若又拿起了笔，写出了充满争议的《李白与杜甫》。这部书是他一生诗评的一次总结，很难说他是有意“迎合”毛泽东。
批林批孔的“高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毛泽东的一句“劝君少骂秦始皇”，把郭沫若抛至一个极窘迫的位置。“四人帮”的黑手正要抓向郭沫若，最后还是毛泽东“救”了他。
两位结交大半生，感情至深的友人，在生命无多的日子里，还是互相想念着。毛泽东托人看望病中的郭沫若，要他的书看，令郭沫若深感安慰。毛泽东逝世后，郭沫若由衷地怀念这位他无比崇敬与热爱的领袖。
（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2月，毛泽东在与陈伯达等的谈话中说：《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来，他又对林彪说：你看到了吧？除了军队的报纸旗帜鲜明地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外，其余的都是应付。在北京，我说话已经不管用喽。
显然，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是以政治为目标，针对着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
然而，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并且还在不停地烧。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从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江青一伙利用时机，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一些在文艺界久负盛名的作家、学者受到了无理指责与迫害，许多文化界头面人士内心惴惴不安，不知何时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也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其时，毛泽东在党内外享有最崇高的威望，郭沫若决不愿怀疑他，也不愿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迷惘和痛苦，他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郭沫若不赞成对那些文学家和史学家的批判。他力阻自己的弟子参与写批判田汉、翦伯赞的文章，说“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同时，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怀疑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正确性，必须在运动中有所表示。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选择了“退避三舍”的方法。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书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来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峻切。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他的秘书帮助将这些来信整理出来交给他以后，郭沫若指着其中批判他支持“国防文学”的文字，激动地说：“我在日本时，写过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苗的检阅》《在国防旗帜之下》。那时，日本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三天两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写这类反帝、爱国的文章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就是投降吗？向谁投降？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吗？＆nbsp；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我当他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我没有接受，反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亡命日本时，千辛万苦写一部《甲骨文字研究》，托国内朋友找地方出版。许多出版社不识货，不肯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应在该院集刊上发表，以后再印单行本，稿费还相当优厚。但我拒绝了，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便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愿当他们的官，愿在群众性抗日团体里工作，也有耻食周粟的味道。后来好多同志劝说，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开导，才接受三厅厅长职务，利用这一身份和他们斗。这些来稿说‘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那是不能服人的。”
（二）
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当他的学生将他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集，向郭老征求意见时，郭沫若痛苦地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
这席话，表明了郭沫若对未来的惶惧与不安。他担心有人会从他过去的创作中找出打倒他的根据，这在当时是太容易了，故要“烧书”；他怕他的“将来”会得连累他的弟子们，故而要他们与他感情淡薄些，甚至要把他这个老师忘掉。”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
《光明日报》社立即奉命与郭沫若的秘书取得联系，要求发表讲话。秘书回答：需请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发表，目前他在外地，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后再说。
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5月1日，正在回家途中的郭沫若被中央急电召回，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全国蔓延开来。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等。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
郭沫若又不得不出面再一次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做了一番解释，说：“我这番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做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的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来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三）
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郭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已经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灭顶，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主席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诗中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首“即兴”诗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
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受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噩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年轻的生命。小儿郭民英在音乐学院受人揭发“特殊化”，1967年4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4月，爱子郭世英又被中国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仅仅两年，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这怎能不叫郭沫若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呢？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场“革命”的运动，他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一支颤抖的笔，一笔一画地抄写儿子的日记。70多岁的老人了，他不停地抄啊抄啊，他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入这厚厚的手抄本中。儿子的死，多少也因为他是郭沫若的儿子，而他竟连自己的儿子也无法保护，只能眼看着他含冤负屈而死。
在各种公开场合，郭沫若仍然需要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然而在私下，郭沫若有时也会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意愿与感情。
1973年，就在“四人帮”一伙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中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百般侮蔑迫害的时候，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已名存实亡，很少人还有做学问的兴趣。但是，郭沫若却在此时，多次打电话和找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志，要求他们趁着年富力强，赶快整理出版自己的旧作，要抓紧《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努力培养接班人。当时，郭沫若的指导，曾使科学院一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政治条件下，仍然继续完成整理和研究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任务。
当然，郭沫若不可能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他与自己的弟子曾经有过一次关于歌德的谈话，说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涩与悲哀。他说：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你也不会做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还要谦逊地说，“我哪比得上歌德”。“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怀念郭老师》）
或许，我们可以把郭沫若这篇关于歌德的感想，看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言论的注释。这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个历史时期的人来说，是不难理解的。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就笼罩在这种深深的“苦涩”与“悲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