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批林批孔的高潮冲击着郭沫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曾经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他们借题发挥，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恶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事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忧心地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他为总理的安全深深担忧。
不久，张春桥竟跑到郭沫若的家里，当面要求郭沫若承认，也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张春桥的用意，郭沫若心里十分清楚，也十分愤怒，他当即驳斥张春桥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不几天，江青又到郭沫若家，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3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总理的英名，维护共和国的一线生机，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这一刻也许正是郭沫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具光彩的一页。
“四人帮”的苦苦相逼以及悲愤与忧思，终于使郭沫若病倒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住进了医院。
尽管毛泽东多次批评过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思想，但是，毛泽东决没有从政治上打倒郭沫若的念头，他仍然把郭沫若视为文字至交，对他十分关怀。当毛泽东得知郭沫若重病住院后，特地派人前往医院探视，给郭沫若送去了温暖与支持，并特意向郭沫若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
《随园诗话》是清人袁枚的一部诗话，曾风靡一时。郭沫若自幼爱读。1961年下半年，他在广东从化温泉旅次重读该书，写成《读〈随园诗话〉札记》。《人民日报》从1962年2月28日起刊登，至7月22日止。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袁枚是清乾嘉时期主要的诗论家之一。他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还为抒发男女之情的艳体诗正名，强调“情最先者，莫如男女”。他反对诗歌创作中“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在当时，袁枚的诗论有着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显然，自幼就具有叛逆性格的郭沫若，喜欢袁枚诗话的原因，就在于“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
50年过去了，郭沫若重读《随园诗话》，已深感“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于是，他写下了这本《札记》，“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穿。贯穿者何？今之意识”。显然，在研究袁枚诗论的著作中，郭沫若的《札记》别具一格，别开生面。
当然，郭沫若并非否定袁枚诗论。他在《札记》第一条“性情与格律”中，就充分肯定了袁枚诗论的价值：“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这与他早年对袁枚的评价是完全一致。在《札记》中，郭沫若主要是“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批评的只是袁枚倡导“性灵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偏致之论”。还以“性情与格律”为例，袁枚说：“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郭沫若认为，“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必须讲格律，性情与格律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郭沫若的结论是：“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这就既继承了袁枚，又发展了袁枚。
毛泽东也是十分爱读《随园诗话》的。在毛泽东的故居里，藏有多种古人的诗话著作，并留下了毛泽东圈阅过的印迹，其中《随园诗话》是毛泽东收藏版本最多、也是圈画最多的一部。一部清版《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他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放在他的卧室里，一部一至五册的封面上划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一至三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
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毛泽东读后的圈画勾点。如袁枚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毛泽东对这些谈诗歌创作体会的内容都很感兴趣，加以圈点。毛泽东对《随园诗话》中记载的有关诗词的趣闻也很感兴趣。如第十二卷中记载了一首极具讽喻色彩的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一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同样很重视，曾读过多遍。他读的是一种专门印成的大字本，共四册，在每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都用红、黑两种铅笔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郭沫若病中派人专门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的特殊意义——这显然是在非常情况下对郭沫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关怀与保护。
（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郭沫若闻讯万分惊骇，追随大半生的领袖和挚友骤然离去，心痛无比。他挣扎着病体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并坚持参加守灵。18日，又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
回想起与毛泽东历经半个世纪的交往，郭沫若不禁老泪纵横，挥笔写下了《悼念毛主席》七律二首，又一次用诗表达他对毛泽东的绵绵哀思：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
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
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
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
工农热泪如潮涌，中外唁章逐电飞。
悲痛化为新力量，继承竞作大驱驰。
天安门上音容在，强劲东风日夕吹。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顺应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逮捕“四人帮”，保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全国人民从灾难中振作起来，无不欢欣鼓舞。
郭沫若于病中得到消息后，兴奋非常，病情竟一度好转。他于10月21日写出了那首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
这首词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形象地鞭鞑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行径，因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一时，又一次成为时代之佳作。
12月24日，离毛泽东84岁生日只有两天了，伟人已然逝世，生者难以忘怀。郭沫若清晨早起，吟成《满江红·怀念毛主席》一首，寄托他对毛泽东的不尽思念：
天柱初移，天恐坠，殷忧难已，
人八亿，同心痛哭，倾盆大雨。
雨过天青云散净，驱除四害朝晖启。
满山河，一片大红旗，迎风舞！
学大寨，基础固。
学大庆，主导坚。
军与民相学，问谁敢侮？
努力实行现代化，齐声高唱革命谱。
颂导师，与马列同辉，垂千古！
虽然这首怀念的诗词仍然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迹，但它已经充满了展望未来，蓬勃向上的生气。这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厄运中解放出来的郭沫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青春”气息。
这股生气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表现得尤为真切。郭沫若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的这篇演说，曾令“文革”中饱受折磨的科学工作者们热泪盈眶，重新焕发出向科学进军的活力。一旦恢复了自己，即使是风烛残年，也不能使郭沫若老去。从这篇充满激情的讲话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文学战线的前沿冲锋陷阵的“文学骄子”。
1977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一个生日到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邀集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座谈，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个会上，郭沫若再一次深情地吟诗一首：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
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
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也是在这一年，郭沫若看了画家关良的新作《醉打山门图》之后，兴致盎然，提笔在画的右边酣畅地写下了这样的打油诗：“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神上完全自由解放了的郭沫若，又依稀是一个走向少年时代的“再生”的郭沫若。
1978年4月、5月间，郭沫若的病情恶化了。他发着高烧，朦胧中似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他向孩子们索要毛泽东的诗词，他想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泽东多说几句话啊！
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一代革命伟人毛泽东和一代文学骄子郭沫若，他们也许在“天国”里又一次握手了。半个世纪中，他们伴随着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而结成的革命友谊，给后人留下了用诗写成的历史，用情写出的佳话。他们的交往，已成为他们个人传记中最具风采与特色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