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和诗文组合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它体现的是一种宇宙观，一种文化观。唐代，由于山水文学兴旺发达，士人（或称文人）开始参与营造园林。到宋代，士人造园已占领了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明清两代，士人园林继续发展，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甚至达到了极盛之局面。文人园林风格已成为社会上品评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深受社会的高度称许和推崇。兰州文人园林的建造主要在明清两代，这是因为明清时期规模较大的文人群体在兰州产生，他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将园居之乐熔铸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除寺院园林外也需要一些供闲暇游赏、吟诗作画的其他园林，从而促成了士流园林的全面文人化，推动了兰州文人园林的大发展。除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外，兰州士人园林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央派驻兰州的地方官员为主体的南方士人，将高度发达的南方士人造园之风和造园技艺引入兰州；二是本地士人在外地做官的越来越多，受外地士人造园的影响，卸任归里后从为改善地方生活环境、或者为自己营造一个文雅秀美的活动空间以显示其身份地位，有的主持或参与官园的营造，有的开始营造私家园林，有的二者兼而有之；三是受其影响，一些未进入仕途的本地文人，主要是一些文人绅士也投身于营造园林的行列中，甚至一些富商巨贾由于儒商合一，也附庸风雅，效法士流营造园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延聘文人为他们筹划营造园林，这就使这些园林或多或少融入了文人化的色彩。
明朝建文元年，肃王移藩兰州，在浚治城池的同时，兴建了王府凝熙园、今小西湖处莲荡池等园林构筑，开兰州大规模刻意造园之先河。据陆杰仁先生的兰州《古、近代园林景观》一文所说，所造园林“既有北方园林粗犷、厚重的风格，将人工景园建筑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又汲取江南园林的纤细、婉约精华，叠石成山、引水为池，筑轩榭以邀月，设亭廊以增媚，所筑花园嘉树成荫、好鸟时鸣，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
陆文还说，清康熙年间，著名造园家李渔来到兰州，规划建成艺香圃，是小园之精品。嗣后私园、官园多有增建，书院、署衙庭院或开辟花园，栽植名贵花木，饲养珍禽异兽，或规划为前厅后园之局，在正院之后另筑花园，叠石山、凿水池、建亭台、置匾设联，以利休憩，增加文化气氛。
清光绪六年（1880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为寓不忘乡土之情，在莲荡池旧址处，用江南造园之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建园林，命名“小西湖”。时湖景波光潋滟，堤柳如烟，春夏之际，水鸟咸集，鹭游鹇浮。亭台楼阁，错落其间。秋后黄茅，风前白苇，霜中红叶，风景十分美丽。
这一时期，东园南村、西津别业、傅氏别墅及彭、耿、林、张、王诸家私园，分布在梨园、蔬圃、农田之间，别有山野之风，而城郊兴隆山、仁寿山、安宁堡、兰山之自然景观，也被文人学士发现、命名，成为市民游览、观赏的胜景。
总结而言，清时期兰州士人对园林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使兰州的园林几乎全部文人化了。正如张蕾在他的《多少楼台烟雨中》所说：“中国古典文人园林形成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造园和文学、绘画的结合，其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它与整个封建士人文化和艺术体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在古代，园林环境是士大夫文化艺术活动最主要的场所，它既体现文人士大夫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激发文人墨客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和汩汩文思。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小桥流水，月明亭榭，把酒临风；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园林一泉一石，一亭一阁，全部都积淀着一种文化意识。自然人化了，人对象化了，自然与人的功业，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在这里，有限与无限冥合，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无论是林泉为友、烟霞为侣的文人隐逸，还是修道习禅、雅集聚会的士林风尚，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都蕴涵着对自然天地的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思考。所谓‘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亦即缘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