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后，毅然坚定地改组了国民党，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东征及北伐进军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使中国革命大大推进，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孙中山不断适应时代潮流前进，追求真理的革命家气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一些探讨，于今天祖国统一大业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基础，是在他领导的革命屡遭失败后，又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中民众力量的伟大而产生的。
孙中山是最先树立起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者。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革命的“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指出革命不仅要推翻清王朝，并且要推翻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国。孙中山这个民主革命的纲领鼓舞和团结了广大的革命分子，他们进行了组织和宣传工作，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人民革命高潮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政府，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中国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研究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既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更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失去农民的支持，失去了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遭到了失败。毛泽东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当时的孙中山，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没有明确的认识，他常常希望帝国主义来帮助中国革命，不断地向他们要求援助，而帝国主义由于辛亥革命打击了它在中国的利益，当然无时不在钻革命的空子，来打击消灭中国革命，他们乘革命政权还没有巩固时，立刻勾结了封建势力，大举向革命进攻，革命果实很快被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了。对封建军阀的本质，孙中山也还是没有认识到，清朝一推倒，就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指望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随之将会到来一个政治民主、工商业繁荣的和平建设时代，因而不惜把政权让给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而袁氏一掌握政权后，就对革命开刀，杀害了组织政党内阁的国民党首领宋教仁，这使孙中山觉悟到不过问政治是不行的，他说：“故当第一次革命，解职推袁，以免流血之祸……宣言十年不愿予政治，俾国人专心信托之，即东游一月，不啻为袁氏游说也，迨宋案发生，弟始方然悟。”
这当然是孙中山的一个大错误。但是，一经知道袁氏的真面目，他立即举起反袁运动的旗帜，继续革命。他愤慨地指出：“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为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旗，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又在致黄兴书中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秩，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孙中山就是这样，当认识到革命失败后，毫不灰心，振作勇气，继续前进，他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袁氏的统治，他劝告同志起来继续革命，重建理想中的民国。但是，当时国民党的多数人没有追随孙中山，国民党显得十分涣散，难以号召重新革命，因此孙中山只得在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但它的任务只在反袁，而且没有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所以参加的人非常少，连老同盟会员黄兴、陈其美等都不愿参加，因此，其作用也就非常有限。
1916年袁氏死后，在中国形成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和西南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华民国仍然是空有其名。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策动张勋复辟，撕毁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又开始了和军阀斗争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不懂得他竭力争取恢复的约法和国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军阀，加上他仍采用甲军阀打乙军阀的政策，结果，南北军阀相互妥协勾结，导致了护法运动的失败。这才使他知道了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都是革命的敌人。因而，革命的屡遭失败，就成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在他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知道只有发动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虽然多年来一系列革命斗争所遭到的挫败，已证实了封建军阀不容许议会制度存在，帝国主义不容许被压迫国家独立、富强，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救中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时也鼓舞了孙中山，使他在出路渺茫时得到了指南针。他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因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他认为：“俄国革命不仅把世界大权威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这就是俄国共产党能够依靠群众，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革命能够成功，因此，孙中山提出“吾等要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的坚决主张。他致电苏联，祝贺他们的革命成功，并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当时苏俄正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列宁接到孙中山的电报非常感动，从此列宁就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取得了联系。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数十万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切，深深地启发教育了孙中山，使他感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命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各种新出版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蒙绝大之影响，虽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他总结了过去的革命，指出了今后的革命必须以民众为主，说：“前代革命虽起于群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以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感情……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孙中山这种不因循守旧、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精神，使得他的革命思想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
因此，“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再次振作起来，他把革命的唯一希望寄托于驻扎在福建的粤军身上。粤军是国民党的“遗腹子”，是孙中山多年来艰苦奋斗从粤督手中争取来，以十营军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对这支军队非常重视，把较多的国民党的军事人才集中在这里，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由于西南军阀的跋扈，这支军队难以在广州立足成长，一直驻在福建。此时，孙中山积极号召海内外国民党人援助粤军回粤，由于华侨大批借款及声援，部分国民党员的积极努力，以及深受桂系剥削压迫的广东人民的支持，加之段祺瑞也想利用孙中山打击桂系，结果粤军得以回粤统一了两广。
孙中山回粤后，召开了非常会议，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再次号召护法，本想重新好好整顿一番，但孙中山没有能足够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顽强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自扶持着自己的走狗，来维护自己取得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哪一个独占中国，所以表现在军阀身上就是谁也不能用武力征服统一中国，当然他们更不容许一个民主革命的领袖有所作为，他们随时都可利用国民党内部涣散、分子复杂的情况，从内部或外部来分裂国民党，给予其重大的打击。单纯依靠一支陈炯明军，是完全不能抵抗强大的对手的。而同时随着粤军的成长壮大，陈炯明变成两广最大的军阀，粤军也随之变为他私人的工具，最后为英帝国主义所收买，拖住孙中山北伐的后腿，并企图把孙中山赶出广州，使他再没有酝酿号召革命的立足之地。这样的局势，迫使孙中山回师广东，改道北伐，压迫陈炯明自动辞职，为了用“理义感之”，还给了陈炯明一个陆军总长的头衔。正因如此，陈得以避惠州，而有1922年6月16日之公然攻打总统府、叛变革命、叛变孙中山的行为，最后把孙中山赶出广州。这就是孙中山一手培植起来的老部下国民党员的所为，而攻打观音山总统府之洪兆麟军队，又是曾经全部宣誓入党的，可见，当时国民党内部组织纪律涣散，党员不明党义，不明奋斗目标，不明革命的对象，而随时可以叛变革命，叛变自己的领袖，使孙中山处于绝境之中。面对事实，孙中山沉痛地觉悟到，过去屡遭失败，是败于敌人之手，而今却是败于自己人之手，像这样的国民党如不进行改组，是难以号召革命、进行革命的。这就成了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基础。
二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把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孙中山对群众力量有了认识，并决心改组国民党，但是，当时国民党内部赞成孙中山改组的人只是极少数，反对者占大多数。因此，要使改组国民党成为事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孙中山伟大革命家的气魄外，还需要从各方面得到具体的帮助。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孙中山处于苦闷、绝境的时候，向他伸出了诚恳友谊之手，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早在1920年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会见了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孙中山向魏金斯基询问了苏俄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问题，要求建立电台联系，希望得到军事援助。1921年12月，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具体研究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向孙中山建议：建立一个能够联系各阶层，特别是代表工农群众的政党；组织一支革命军队，并开办军官学校来训练革命的军事干部。孙中山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表示很关心苏联革命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在给苏联外交部的信中说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1922年6月，正是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回到上海、处于彷徨歧途的时候，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和孙中山讨论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苏联代表声明，国民党可以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孙中山接受了这种真诚的帮助，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联合宣言，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成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中山认识到过去革命屡遭失败，是单纯的军事奋斗，没有依靠人民，没有宣传革命的道理，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各自为政，这些错误是因为过去没有模范，现在则有俄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并且，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因为它能够合乎俄国大多数之人心，所以俄国人莫不赞成它，拥护它。这样，孙中山得出了新的结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在彷徨中坚定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规定了革命的任务、动力问题，认为国内各党派，唯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因此制定了联合国民党的政策，决定设法去和孙中山商谈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由于1922年至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受到了反动派的严重打击，使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不能单靠自己一个阶级去同敌人作斗争，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获得最广大的同盟军。因此，大家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立场，论证了把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改造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党的可能性，最终通过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在适当地、带鼓动性地公开批评，指出国民党的错误和缺点后，又指出应该怎样去做。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上不断出现这类文章，它表扬孙中山为革命艰苦奋斗的精神，表扬他不断进步，适应时代的需要，也严肃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死对头，是靠不住的，只有依靠群众，依靠革命的朋友，革命才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党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积极的影响，如李大钊、林伯渠等。李大钊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着名的学者，受到孙中山特别的重视，1923年8月，他奉党的命令到达上海和孙中山作了两天长谈，给孙中山以重大的影响，以后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上，李大钊成了孙中山最倚重的助手。林伯渠是老同盟会会员，一向和孙中山患难相依，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在反对袁世凯帝制时，他都是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通过他也给孙中山很大的影响。
由于中国共产党给予国民党以适时和热情诚恳的帮助，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国民党以革命友谊的热诚的帮助，孙中山从彷徨动摇中坚定起来，在绝望中遇到了希望。他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决意改造那个散漫、庞杂的国民党，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革命政党，打倒封建军阀，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建立独立、平等、自由的中华民国。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孙中山在绝望里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离开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使它恢复了革命的生命力，才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也才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愿望得到实现。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以代表资格出席了大会，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孙中山本着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最低纲领基本相同，因而，使它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划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期，在这以前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在这以后，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纲领，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步奠下了基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孙中山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员，虽然口口声声称他们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其实，他们是地地道道地背叛了孙中山，违反了孙中山积四十年之革命经验所倡导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正如国民党军事理论家杨杰宣称的：“现在能继承总理遗志的党员，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杨杰：否则，就不配当国民党员。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旧三民主义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孙中山以追求真理的伟大革命家气魄毅然放弃了旧三民主义，提倡新三民主义，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使革命获得了新的发展。接着建立了革命的军队，奠定了革命的坚实基础，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粉碎帝国主义所操纵下的买办阶级颠覆革命的阴谋——商团事变，消灭了一直盘踞在广东的陈炯明逆军及地方军阀，统一了广东，以及以后举行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所以，背叛了革命的国民党员，他们所信仰倡导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早在20年代就已抛弃了的旧三民主义。
1924年9月，孙中山发表了“北伐宣言”，号召消除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11月，孙中山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发表了“北上宣言”，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他号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内乱的问题，并强调：国民会议要以人民团体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参加，要让人民讲话、让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外一定要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税和领事裁判权。只有打破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在不断追求真理的征途上，坚定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坚决反帝反封建。
不幸，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在京病逝，临终时留下了两个不朽的文献：“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在这两个文献中，他明白指出，今后革命的方向目的是要求中国独立、自由，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下解放出来，希望必须唤起民众及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不久，国民党右派出卖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背叛了以诚相待的中国共产党，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以求苟且偷安，进攻革命，致使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途夭折。否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在30年代就有成功的可能，祖国的兴旺发达还会更快一些。当然，假若只有共产党的诚恳帮助，而孙中山顽固守旧，不愿接受这种真诚的帮助，国民党的改组也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的确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中，不为官、不为名、不谋个人私利，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真正做到了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孙中山先生更可贵的地方是他永远追求真理，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步伐而前进的革命气魄，尽管他曾经在革命的征途中彷徨过，但他在革命实践的教育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认清真理后，就不惜排除一切阻挠，勇往直前，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