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听说吉庆街大排档翻修了，但依然是武汉的一景。外地人也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晚上宵夜的去处，热闹非凡。可是作为武汉人，许多人并未有体验这条街的繁华和嘈杂。不就是一长溜一长溜的排档篷子，彩色的塑料桌椅，各种盆装的素荤原料，卤得黄灿灿的猪脚猪尾猪顺风特别是鸭脖子，炒辣子的烟雾弥漫在街道上，卖唱的清汪鬼叫。还加上周围咬牙切齿的居民的抱怨，就组成了那道奇异的风景。
这天，我从武昌过江去汉口办了点事，出来天已经黑了，饥肠辘辘地在街上行走，抬头一看，竟到了吉庆街。那就不客气了，去喝一杯小酒。这么我甩着手来到了吉庆街。有改造后的高档酒店，有时尚的青年们去的安静处和嘿歌处，但也有我喜欢的路边排档餐馆。好，我要的是这个。我选了一家，老板，一个炒顺风，一盘虾球，一盘凉拌毛豆，一瓶二两装的毛铺酒。菜很快上来了，我寻了个安静的角落一个人自酌自饮起来。
卖唱的，卖花的，卖水果拼盘的，算命的，这一个闹呀。这哪是吃饭，就是闹心。宅在家里的人是不习惯的。尤其是卖唱的，他们可着忽高忽低的嗓子在人前赚钱，这些主要是安徽来的卖唱人，她们擅长黄梅小调，什么《打猪草》、《槐荫记》、《女驸马》。嗓子一个个比韩红高多了。还有拉二胡的，吹笛子的，拉小提琴的，弹吉他的，各种歌手如过江之鲫，与食客们一起谈笑风生，猜拳行令，互相对歌，闹成一锅粥。这是作死的节奏。
我是静观者。可是，这中间，一个吹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眼皮耷拉，牙齿发黑，花甲人了，穿一套过时的双排扣西服，领带和衬衣也显得没有颜色，蔫不拉叽，可他微笑着。但他的那身西服的确太打眼了；不在于它的好坏，一是卖唱的人群中没有谁穿西服的，二是他的眉宇之间没有穿西服的那种情调。穿西服的确是要情调的，要精神振奋。西服和领带总是不事张扬地从中透出一股明明白白的信息，一种浪漫的希望和憧憬。并且和这种希望与憧憬联系在一起的得体的生活方式。看一看那些当官的和做生意的人吧，西服把他们内心的渴望和炫耀都恰到好处地显露出来了。而我眼前的这个吹箫人，啊，他拿着一管箫和一张价码牌子，显得落落寡合。
他的箫一看就有些年头了，而他底孔的彩穗却是新的，为了在这儿吹奏新装饰上去的。他的箫很陈旧，不怎么高级，甚至看起来比专业演员的箫细一个尺码，泛着深红的颜色。他逡巡在各个桌子之间，但并不像其他卖唱者一副胡搅蛮缠的下作样子。别人若摇头和用筷子头摆摆，他就会迅速走开。这低沉的、近似于无的箫声，在这高分贝的场合，有谁听吗？好在有一个扩音器，但跟那些管乐弦乐打击乐在一起，也是近乎于无。箫真的是一种特别的乐器，它的声音，怎么说呢，只适合在月光下一个人吹奏。在这里，休想镇倒那些狂轰滥炸的嚣嚣。后来他走到我桌前来了，估计今天他还没有开张。他朝我扬了扬手中的牌子，字小，但我看清了一些曲目：《敖包相会》、《草原之夜》、《珊瑚颂》，也有《梁祝》、《送别》、《渔舟唱晚》、《梅花三弄》什么的，更有一些流行曲如王菲、周杰伦、刘德华、蔡依林、孙燕姿、刀郎、韩红、凤凰传奇，标价一律十五元。
“这里能吹吗？”我说。
“么样不能吹？上面有的能吹，你点了没有的我也能吹。”他信誓旦旦，一口地道的武汉腔。
“那……《送别》。”我一敲桌子随便说。同时我掏出二十元钱来，要他别找。他在我对面坐下来，舔舔吹口，说：“谢谢。”然后他吹起来。
嗯，不错。虽然太嘈杂，但我还是听见去了，长亭古道，连天的芳草和送别，残阳笛声，黄叶飘飘……
他吹完了，把箫拿下，双手拄着，旁若无人，没有说话地看着我或者若有所思。
“不错，”我说，“太好了，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最适合听这种。如果在江边有月光的夜晚吹，那一定是更加美妙。”
“呵呵，”他笑，“在那个地方吹我就没有生活费了。”
“来吧，喝一杯，服务员，再来一瓶毛铺。”我叫服务员拿来餐具和酒，邀他入座。
“那么样好意思……”他坐下来，“这杯酒我喝，我再给你吹两首，免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喜欢听的。”
他喝了一口我斟给他的白酒，又接过去我递给他的一支烟并接上火，“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说完，就吹起来。
他吹的什么我不知道，我看到了远山夕阳……江水渔舟……阳关风沙……
我没有说话，闭上眼睛听着。
多久没有了箫声，但我还在那声音的余韵里漂流……
后来我睁开眼，说：“你有专业水平。你年轻时在剧团？”
“年轻时当知青，后来当工人。自学的，拐子（大哥）！”
“退休了？”
“早下岗啦，没事干，到这儿混口饭吃。”
“应该有孙子了？”我说，“家里还可以吧？哪个厂的，过去？”我问。
“街道工厂，不提啦。我们这一代人，老的老，死的死，基本被社会淘汰啦。现在谁还提我们关心我们？八零后九零后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呢……我这一生，很有意思，你不嫌弃，我借着酒兴，跟你说说，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我说：“没事，没事，我很愿意。”我用手示意了一下让他说，又给他斟满了酒。看来他很想找个人说话，也可能很久没说话了，我得满足他。
他眼露出高兴，开始讲起来。
不知道拐子下过乡没有？我们是下乡知青。说是知青，叫知识青年，其实我初中才读了一年，老婆小学毕业，在家呆了两年赶上上山下乡，也就稀里糊涂当知青，一起下放到靠近四川的神农架了。
那个地方可真穷啊，又不通公路。我记得我们十五个人到了我们插队的茅子岭七队，生产队长就把我们抛在半山窝的一个破庙里了，并让几个老乡给我们送来了两麻袋洋芋果。刚去时我们都有几个钱，没事可做，就天天喝在老乡家买的“苞谷烧”，煮洋芋果吃。
我们喝得昏天黑地，以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第二天生产队长就提来了两桶油漆，一桶白的一桶红的，还架了个梯子来，让我们站在墙上写标语。我们就在墙上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覆盖了，写上斗大的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扎根农村干革命”。
我跟我的老婆在那十几个人中文化水平最差，就安排我们给写字的搬梯子扶梯子，提油漆。就是这样我跟我的老婆慢慢搞拢的。我们在下面给人搬梯子提油漆，有几个人就轮换了在上面划格子描字。用铅笔画出了字又换人照字上的去填红漆。填红漆的事照说我是可以干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干，让我老老实实给他们打下手搬梯子扶梯子。我站在下面仰着头看他们描字，一笔一划的真是很有味，字又写得好。眼睛睁得太大，一不小心一坨油漆落到了我的眼里。
你想到红油漆落到眼里会是个什么滋味？用水去冲，冲不干净，又不能用肥皂洗。这样我的眼睛就红了肿了，眼里的红漆使我一抹黑。过了一天，我的眼睛肿得更厉害，晚上睡觉也疼得直打滚。生产队长说，大队的赤脚医生大约十天到茅子岭来一次，大概就这两天要来了，来了就可以找他讨药打个“巴子（包扎）”。我就等啊等啊，等了一个两天，两个两天。看等不到了，我决定自己去大队弄药打“巴子”。
我捂着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看路，从早晨天亮启程，按队里的人给我划的路线图，走啊走啊，走到下午三点钟才到了大队，中途没吃没喝没歇口气。大队赤脚医生用眼药水给我洗了眼睛，贴了张敷料，我又往回赶。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我记得那天没有一点月光，那种黑我可是从来未见过，我是武汉人，从小在灯光里长大，我怎么摸回去呢？又没有带电筒，因为我根本没想到天黑会隔在外面。我有一盒火柴，我划燃分辨我走的路，我有时会碰见一户人家，努力回想这是否是上午曾走过的。我连哭都不会哭了，在经过一个山谷的时候山里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肯定是野兽的声音，我想哭，想为什么我有这么惨的命运。我捂着那只伤眼，连滚带爬，竟然摸回了生产队。
在生产队的路口，我看到了两支手电筒的光。我想是有人来接我了。走近一看，果然是来接我的，一个是我的街坊，叫五毛，一个就是我的老婆金凤。我本来是准备哭的，竟乐嗬嗬地笑了起来。我笑得十分开心。我说你们来接我了，怕我被狼吃了？你们真是瞎担心。那时候十八、九岁嘛，不能让人见了没有男人气，何况在队里都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文化，家境又很差，父亲是个贪污犯。
说到我父亲，我父亲旧社会可不像我们这么窝囊，我父亲是汉正街胡记绸缎布庄的账房先生，那可是天天早上过早（吃早点）都要吃烧梅和小笼汤包的，晚上要去民众乐园听戏。我的父亲穿着最好的苏绸长袍，头发梳得溜光，我的母亲也穿着丝绸对襟大褂。解放后他分到江岸商场布匹柜搞营业员，我母亲先后生下我们五姊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全家就靠父亲的那点工资生活，入不敷出。就在我下乡的前三年，因贪污十九块六毛钱，判刑十年。等五年以后我招工回武汉，我的父亲已经死在江北劳改农场了，是被人打死的。
我还是说乡下那会儿的事吧，伤了眼睛才是个开头呢。后来我们就全安排去垒大寨田。大寨田你知道吗，我想你知道。就是抬石头，像码万里长城一样地把石头码起来，再填土。整整五年，我们就在垒大寨田。五年下放我们没摸过犁耙，没栽过秧割过谷种过庄稼，每每天天垒大寨田。每每天天就是跟石头打交道。把田垒好了，交给村里人，让他们去种苞谷，种橘子。我们下乡啥都没学到，就学会了把大石头解成小石头，把小石头码成石墙。
我的老婆和我一样，因没有文化被人欺负，让她给我们烧饭。一日三餐，还要砍柴，还要种一些蔬菜腌制一些菜。
我老婆她们四姊妹，四个姑娘。也不见得比我们家好，全家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在一个鼓风机房的旁边。她父母都是纺织厂的工人，父亲工伤丢了一只膀子，大家都叫他“一把手”，在纺织厂打扫厕所。母亲是母猪风（癫痫），说倒就倒，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后来我老婆疯，可能与她们家遗传有关。我老婆是她们四姊妹中最丑的，又矮又胖又黑，没有一点看相。我不是糟鄙我老婆。她大姐最好看，嫁给了一个军人。她妹妹是个有白化病的人，头发是白的，全身是白的，眼珠子都是白的，像个洋人。就是怕过热天，一过热天全身汗不得出，热得大喊大叫。一个夏天她就那么叫，像杀猪一样。
我老婆自被安排烧饭，以后就老是烧饭。她真是尽心尽力了。做米饭那是没得说的，有一点什么菜也是做得很辣很香。光洋芋，她也会做出十几种花样来，而当地的农民只会烧洋芋吃。就是把洋芋煨在火里，煨熟了扒出来，烧得好还好，烧得不好就是一块炭了，那吃什么呀。苞谷面，磨成面她就能做成干的稀的馍馍、饺子；不磨成面她给大家烧着吃、煮着吃也香得不行。我抽空就给她挑苞谷了去队里磨面，也帮她上山砍柴。她对我好，给我洗衣裳，给我缝缝补补，感冒了给我熬姜汤。平常吃饭总是给我多添点，菜也多打点。后来我们搞成了我还是很感激她。我想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人爱的。家里穷，没有文化，又是劳改犯的儿子。可她就喜欢上了我。她可能想，她只能配我，我当时也可能这么想，我只能配她。
我记得有一次她跟几个女知青上街赶集去，买回了一本《战地新歌》送给我。她是不唱歌的，她没有音乐细胞，就因为我吹箫，我想这是她专门给我买的，她的心还真细。就这本《战地新歌》，我们就搞成了，而且成了知青点的第一对，也是唯一的一对。
这就要说到那个狗日的民兵连长啦。带领我们垒大寨田的是民兵连长，他就住在七队，听说他在宜昌读过中学。他有一支步枪，说是县里奖给他的，他抓过一个偷砍大队森林的地主，并把人家打死了。他三天两头来，拿着那支步枪，我们都怕那支枪。后来混熟了，这民兵连长还热情，还憨憨厚厚的，他教我们打枪，不仅教男的，也教女的。如果谁石头抬得好，他就奖给谁一颗子弹，让谁打着玩。但渐渐地，就露出了他凶恶的本性，应该是叫兽性。婊子养的，那个人，长得五大三粗的，一身的牯牛劲，面孔黑黄，像一块石头。他要对女知青下手了。第二年的秋天苞谷熟了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份吧，他提着枪说要护秋。因为山上下来了一些青猴掰苞谷吃，再就是生产队饿急了的人，也要掰苞谷吃。就这么，他要护秋，专找女知青跟他一起去，一次只找一个。你说这个婊子养的！
第二天跟他去的第一个女知青就知道他没安好心。为啥不叫男知青去呢？可他要女知青去。等到早上女伢回来就哭哭啼啼，在东厢房；女知青睡东厢房，男伢睡西厢房。
大家知道可能出事了。我老婆过来给我说，等于给大家说了，说刘连长欺负了她。
欺负是啥意思，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就闷着头抽烟，闷着头骂那个连长。有的说给公社知青办去告状，有的说找大队书记去。但有人提醒说大队书记是他的表叔，那有什么用，刘连长仗的就是他表叔的狠。有人说咱们有八个男知青，可以把他杀掉，趁他与咱们一起垒石头时，一起上，把他用石头砸死，然后埋在石头底下。有的说可以趁他再去护秋时再找咱们女伢时把他砍死，然后丢下悬崖。但有人提醒说他个狗日的有枪。可咱们手无寸铁。提起枪我们就都害怕了，都不吭声了。谁不怕枪呀，你不怕枪？我不怕枪？我们看见过他打野鸡打鸟，一枪下去，还有活的！什么打不穿！
第二天他又来了，笑嘻嘻的，拿着枪。他说，昨天晚上下来了许多青猴，把小庄吓坏了，是不是呀小庄。他问昨晚被他欺负的那个女伢。那个女伢看着他背的枪，只好面无表情地点着头。
那一天，大家都没有吭声，屁都没放一个，真他娘的一个比一个软球蛋，咱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怎么就屁都不敢放一个呢？我们抬石头，我们狠狠地砸石头。这一天晚上，他又叫去了小庄，就是那个女伢。
小庄是我们知青点最漂亮的女伢，歌唱得好，个子又高，在学校时打篮球，人又丰满，皮肤又好。她就是喜欢唱歌，她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尤其唱得好，因此包括我，八个男伢没有一个敢追求她的。她的父亲是无线电厂的工程师。她就这么给刘连长强奸了。因为她平时太傲气，谁都瞧不起，说心里话，咱这男伢中被她伤过心的不少，现在倒了霉，大家心里还会生出一些高兴呢。人在那时候的心理十分地坏。包括那些女伢，甚至我的老婆，都说好，都说让她吃点苦头，解咱们的恨。
刘连长要她啥时候去是以枪声为号的，就是在傍晚，枪声打哪儿她就去哪儿。我们看见枪响的时候小庄从东厢房冲出来，冲着我们西厢房的一伙男伢说：“你们救救我！”自从刘连长又通知她要她去护秋后她就开始哭。她朝我们喊，她拿着手电筒，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的还装着没听见的，不出来。我们看见她被两个女伢扶着下了石坡，向一条山路上走去，那两个女伢回来了，电筒光也就不见了。大家希望这样的事是未曾发生的，也想得很简单，我还听见一个同伴说：“她被刘连长爱上了是她的福气。”
我拿着箫到山上吹去了。后来我的老婆也上来了。黑灯瞎火的，山上的风很大，一入秋，风就吹得人骨头打颤。我那时候喜欢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吹我们武汉知青爱唱的《思乡曲》。不过我最喜欢吹的是芭蕾舞《白毛女》里面的曲子。像那个“满天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转”，还有喜儿剪窗花的曲子，喜儿在山洞中与大春相会的那一段。特别是喜儿与大春相会的那一段，用箫吹很是伤心，那一天我记得吹着吹着我就落泪了。我在石头上嘤嘤地哭。我的老婆问我：“路生，你怎么啦？”路生是我的名字。我说没什么。想到咱们这么垒石头，不知要垒到哪一天才能完啊。我说：“金凤，你说怎么办呢？”她说：“什么怎么办？”我说事情肯定没完，咱们如果不把事情反映上去，还有女伢要吃亏。
我们在山上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但我的预感算是灵验了。小庄以后，又一个女伢被派去护秋，又让那个家伙给糟蹋了。
接连糟蹋了两个女伢，我们还没有反抗。慢慢觉得她们是自讨的，谁叫她们太张扬了呢。我倒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对大伙说，我看是刘连长太了解我们了，他知道那些女伢没跟我们中的人谈恋爱才敢下手的。我说为保护其他的女伢他再不敢动手动脚，我们现在要在他面前假装是成双成对的。我的号召力太弱，完全没有号召力，我这么一说大家轰地发笑，说我在讲梦话。说路生老弟，那你来安排谁跟谁唦。我说我怎么安排，你们不信算了。
一连几天，我被大家笑得抬不起头来，他们都说我是个苕货，二百五。结果第四个该我的老婆倒霉了。
第三个倒霉的是我们点最小的一个女伢，叫招妹的，十六岁，被刘连长强奸后流血不止，天天哭。我们看她可怜，就派两个人把她送了一段路，让她拦车回武汉去。但是她在路上走不见了，是死是活一直到现在，她的家人还搞不清楚。估计是跳崖了。
第四个或者第五个，反正我的老婆是吃了亏的。那一年春天，第一个被刘连长糟蹋的小庄去了好地方，被推荐给当女兵走了，在青岛当话务兵。她走的时候已经微笑了，很高兴。第二个呢，第二个被推荐上了孝感的医学分院，也算脱离了苦海。这是后话啦。
还是说那时候吧，是春夏之交时，有一天我们回那破庙里吃饭，大伙都看我老婆板着脸，哭了的样子。我感到不对头，感到有事了。我想起刘连长中途从我们抬石头的地方下山了，说是给我们弄水喝，背着枪就走了，再也没有上山。我无滋无味地吃了一碗饭，心里乱乱的。晚上我就把我的老婆叫到了后山。她不去，我说你今天非去不可。我去了我也没吹箫，我说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给我说清楚，由我来处理，是死是活都由我来办，我说我是不信邪的人，老子就一条命。可我的老婆死活不说什么，说没有事，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就抽了她一耳光，我说你欺骗我呀，你隐瞒我呀。那时我跟她的关系还没有挑明，还没有谈论婚嫁的事，也没有跟她有那个事，可我就认为她已经是我的人了。我抓住她的头发在一颗树上撞她的头，我撞她，她也不喊不叫，像一块木头让我撞。后来我撞累了，放了她，她呜呜地哭起来了。我觉得自己也不冷静，做得有些过份，她有她的苦处呢，可我没原谅她，只管自己出气。我的心就软了，就说，还不回去睡呀。她不回去，怎么拉她也不回去。那天晚上的蚊子又多，还有一种山蚂蟥，就是旱蚂蟥，扎在草里面的，比蚊子厉害多了。你坐哪儿不动它就从草里爬出来，叮你的腿子，叮得你鲜血直流奇痒难受。我说你回去呀，她不回去。我后来就去拉她。拉不动。后来她挣脱了我的手往山上跑去。我想坏了，她若死了那就是我把她打死的。反正那时候她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举动。我后来还是把她强拉硬劝回去了，说，过去的事我不计较你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也不报复了，我知道你怕把事情闹大咱们回不了武汉。我说这口气就忍了，好，就忍了。
可我哪儿能忍呢，那个年纪，啥事都不能忍，哪像现在，啥都能忍。因为认定了她是我的未婚妻嘛。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都没动一下。就像一碗菜，你弄来的，你做好了，刚端上桌，被别人先动了筷子。你说！
我整天茶饭不思。可我看着我的老婆也可怜啊，她受了屈，还不能休息，还要顿顿不能少了十几个人的饭食，还要挑水，打柴。她那段时间瘦多了，脸色蜡黄。
那个夏天我们也没啥可吃的，天天大雨如注，天就像割开了几个口子。山洪暴发。我们没吃的，还要上山垒田。我想，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让狗日的刘连长给气死了。我要活下去。我要找点好吃的调我的胃口。因为我的街坊五毛在三队的知青那儿弄来了几颗马钱子，我们就想着去毒死一条狗来煮了吃。
我们把马钱子包在馒头里，决定去毒山下一个老红军的狗。说起这个老红军，据说是从成都遣送回来的，是个少将，文革时犯了错误。他也是刘连长以及刘书记的本家，都姓刘。他住几间大瓦屋。他腿脚不便，全村只有他家有条狗。这也是间接地报复刘连长，刘连长那狗日的经常带着这条狗上山来，还跟那个老红军一起喝酒。
我跟五毛和另一个人就下山了。老红军就住在我们一条线上，一条下山的直路。那时天已经黑了。狗在外面，我们唤来了狗。那狗因为被刘连长经常带上山，跟我们混熟了，也不咬我们，就吃了我们五颗马钱子。马钱子要半个小时才发着，我们也不急，坐在那儿等那条狗发着。后来那条狗就发着了。发着就是到处找水喝。因为毒气攻心它就口干，浑身发燥。我们不让它喝水，拽着它。它又急又跳，还想咬人，但没多时就一命呜呼了。
事情这么简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正准备拖狗回去时，其中一个人就说，听说老红军屋里有好多几箱从成都带回来的五粮液。我们从学会喝酒开始，就是“苞谷烧”，从来没沾过五粮液高级酒，不知是啥滋味。我心想，既然搞狗这么简单，不如偷他一瓶五粮液来喝喝。这样狗肉才吃得有味。
我是愤恨，恨刘连长以及一切姓刘的，才滋生出了入室偷盗的勇气。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做强盗，我是恨。我对五毛他们说，你们在外头等着，等老子翻窗进去。他们两个守着死狗，我就翻窗进去了。我是从厨房翻窗进去的，厨房的窗户齿是两根木齿，我没有弄出什么响声。这老红军有早睡的习惯，天黑就睡了。我进了老红军的屋，打开手电筒，先是在厨房里找他的酒，没有找到，后来在另一间杂物间里找到了。我拿了一瓶，又拿了一瓶。正待走时，头上就挨了一闷棍。那老红军很有几招，力气还不小，一把就将我的手扭到背后，一脚就踏到我的背上。这时屋外边的同伴五毛他们，听到屋里有事，丢下狗早就跑了。我一个人遭了老红军一顿痛打。可我说我是因为有恨，恨刘连长才来偷狗偷酒的。我于是把刘连长睡女知青的事原原本本地给老红军讲了。老红军就不打我了，就连连质问我：“是真的吗，你没说假话？他刘大海有这么粗的胆子，他不怕毙了？”老红军说他要过问此事，说你们应该马上去公社汇报，找某某书记。不行找武装部长，找县里也行。
我被老红军打得浑身疼痛，我回去又遭到了他们的嘲笑。这些人，我说了，武汉的知青活该别人欺负他们。武汉人就是这个鬼样子，在武汉狠，在外面就不狠了。这叫巴门框子狠。我说好呀，你们这些斑马养的，你们笑我，到头来笑你们自己还来不及呢。
第二天还是大雨，我就穿着一件蓑衣，去了公社。去公社要过黑松峡和盘洞河。这两条河山洪暴涨，我硬是游了过去，到了盘洞坪的公社所在地。天已经黑了，我找到坪上的旅社花五角钱住了一夜，烤干了衣服，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公社大院。我徘徊在大院门口都不敢进去，还一直打着牙嗑。你说，我这个人。我怕这件事如果他们不处理呢？刘连长不一枪毙了我，他们压住我不让我招工，我一辈子在这里跟刘连长为仇？小庄已经当兵走了，另一个推荐读大学走了，招妹死活不知，还有两三个比如我老婆打死她她也不会承认。女孩就是个面子，为面子她吃了多大的苦也不会承认。我发现这些跟他睡了的还讨了好，读大学当兵都走了，我们八个男伢一个都没走。我这是替谁申冤呢？我的老婆又没嫁我。我这么想就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往回走。人到关键时候他就想到保护自己，还想什么呀。
但心里还是不舒服，想到刘连长欺负我们远离故乡的小姑娘伢心里就恨，就长出了牙齿，在心里咬得咯咯地响。
回去的山洪更大，我在水里漂了七八里路才爬上岸来。回去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夜，别人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没说。
第二天我们被刘连长逼着去山上修补冲垮了的梯田。那怎么修呀，我们几年来垒的梯田就在那一年给全部冲垮了。
山洪暴发得厉害，山上的石头往下滚，刘连长回去睡觉去了，就留下我们知青。我们知青还不知道山上这么多石头滚下来是泥石流的前兆。我码着石头，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滚下来，砸到我手上，把我的手腕砸断了，当时摸得到断了的骨头桩子，把皮都快刺破。当时就去叫队长。队长到了破庙里，看了看，要我们赶快去找会计借钱，到县里头去接骨头。
借了几十块钱，要找个人陪伴我去，如果住院还得伺候我。五毛说他去，其他人也愿去，但最后我还是选了我老婆金凤，她毕竟是个女的，可以帮我洗洗衣服，女人细心一些。那时候，我已经跟我的老婆不说话了，我看轻了她，她也觉有愧，极力回避我。但现在我的手砸断了，我说要她去，她也没推辞，便跟我走了。
到了县里，接好了骨头，打了石膏。还是不停地下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听医院的医生和病人传，咱们县里茅子岭发生了大泥石流，死了不少的知青。他们就问我你们不是茅子岭的知青吗？我们说我们是茅子岭的知青。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茅子岭分北坡和南坡，北坡南坡都有知青，我们在南坡。南坡两个生产队有两拨知青。那又是谁呢？不管是谁，那都是咱们那儿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我和我老婆就急了，所以一到了拆石膏的时间我就要医生给拆了石膏。拆了石膏一看——你看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手腕有了个弯儿，没接好，接错位啦。医生说，那没有办法，只得把你的手砸断了再接。我说我的妈呀！想到石头砸断手的滋味，我还能再忍受医生把我的手腕砸断吗？医生让我动了动手指头，五个指头都能动，都有知觉。说，不再手术也可以了，不影响手的功能，就是不大好看。我说还讲好看，能留下胳膊就不错了。医生说，那就对不住啦，我们只有这个水平。
我们收拾了东西往队里赶。那时候，我跟我老婆又和好了，在我住院期间，我的老婆对我无微不至，好吃好喝洗东洗西，让我原谅了她。我想，也不是她的问题，我老婆的心是属于我的。我们赶回队去一看，从山上到山下，从破庙到老红军的房子到老红军，都没有了，都被泥石流埋了。泥石流是中午下来的，我们知青除我们两口外，一个接替我老婆烧饭的女伢到队里磨苞谷去了，还有两个男的因为偷懒，说是病了，结伴到大队打葡萄糖去了。一共死了七个，加上上一年失踪的招妹，共八个人。
我们住的地方没有了，我们吃的穿的，我们的箱子都埋进去了。我在泥石流里找呀找呀，终于找到了我的这支箫——喏，就是这支，你看，还有被石头砸的印子。这箫因为长，插在泥石流中，我抽出来，我吹，还能发出声音。我握着箫，站在泥石流旁边，就哈哈大笑起来。我真的是笑，也不知为什么，就想笑，我说个斑马养的，该我笑你们啦，你们瞧不起我，嫌我没有文化，你们老是笑我，嘲笑我，你们现在笑啦，你们哪个还能笑老子？
我站在那儿狂笑，我的老婆就抽我的嘴巴，总算把我抽清醒了。我们就想，怎么办呢？整整一个下午，我就在那儿吹箫。我的老婆采来了许多野花，撒在泥石流上。那时雨住了，天空阴得要死。我一曲又一曲地吹，我把我会唱的全吹了，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吹《珊瑚颂》，吹《南山岭上南山坡》，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思乡曲》。我把嘴都吹肿了。我的老婆说：“路生，别吹了。”我没理她的，我只想吹。
第三天，那些死去的同伴的家长就来了，其中有五毛的母亲。五毛的母亲一个劲地骂我，说都是街坊，你为何把我们家五毛丢下不管呢。我当时就发了火，我伸出我的手来给她看，我说伯妈，你为何要骂我，我的手如今成这个样子了，我又去骂谁？我活着，我成了残疾，我从此手不得劲了，我才二十一岁，我这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五毛的妈说，你这个小杂种，你回去你妈还能看见你，我五毛的尸骨都看不见了。几个家长就在石头里扒呀哭呀，队里的人一起去才把他们拉走。
我和我的老婆捡到了一条命。我捡了条命，我就相信命，其它的什么都不信了。我刚下岗时，有人拿来李洪志的书，我一看，什么玩艺儿呀，全是狗屁，咱什么没经历过，哄不了咱，又有人要我信佛，我说我插队的时候在一个破庙里住了五年，差一点把命都丢了，我的同伴死了七、八个，菩萨保佑了他们？后来有人又拿来一本《圣经》，邀我去教堂皈依上帝。我说别忙，让我先看看再说。我读了《圣经》，读到一半，就不信了。“旧约”里的约伯，你知道吧，那样信奉上帝，是古代的大义人，可上帝让他失了牛羊，儿女，还让他从头到脚长毒疮。约伯就怀疑上帝，说，你应该是惩罚恶人的，怎么让我遭如此大难呢？然而上帝说，苦难可以是上帝的教育与管教，而不都是罪的惩罚，因为上帝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后来说约伯开悟了，说他所遭遇的太奇妙，是他所不知道的，一场大苦难对他最大的教益是：从前风闻有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觉得这记载不真实，我不相信。佛教也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基督教也说作恶的必报，但为什么总是好人要遭难呢？我们那么苦，远在异乡，修补地球，为什么要让灾难降临到我们这些人头上呢？所以我不信。
我这说到哪儿啦……我什么也不信？啊，是说我的同伴们死了。我忽然想到一句话，我这是在替死者说话。替他们说话。如果那次我没躲过，还不是埋进几米深的泥石流里了，死了死了，一死百了，还能跟您侃什么呀。
我们没处住了，窝没了，就到了另一个生产队，有人说我们叫挂单，跟庙里的游方和尚挂单乞食一样。我们挂单到了第三生产队，靠近大队部。
因那儿有个伐木队，有许多树林——这就要说到挂单的第二年，也是我们插队的第四年了。该走的都走了，没走的全是些疏懒好吃、打架闹事的渣子，人渣子，再就是像我和我老婆这类没有文化，没有家庭背景，而且父母有点问题导致政审不合格的人。总之，全是些人渣子，我认为我就是人渣子，是人渣子，不是药渣子。渣子，没人要了么。
我的老婆还是烧饭。有一次，她本是好心，下了场雨，她去采了一篮蘑菇，弄回来煮给大家吃。结果吃得大家上吐下泻。有一个女孩还吃休克了，心脏停跳，后经大队赤脚医生抢救才脱险。这下惹了祸，我的老婆就被他们打了一顿。是在半夜打的，全是同房间的女伢打的。我老婆睡到半夜，发现有人给她灌水喝。我老婆咕噜咕噜被灌了一杯子水，醒过来品品不对，一口骚味，原来是尿。我那老婆想挣扎，可四肢和头都被人死按着，动弹不得。就这样，我老婆又喝了两杯子尿，然后她们放开了我的老婆，拳打脚踢，特别是脑壳，打得厉害，后来头肿得有篮球那么大。就是那次痛打，对我老婆的大脑有很大的损伤，留下了隐患。我老婆在半梦半醒之间被尿灌了，被打了，最后才醒过来，坐着，说，你们打我做什么？她们笑着说，感谢你给我们吃毒蘑菇。然后她们又打，见她清醒了又打，边打边骂，你这个婊子，你这个卖逼的，你当我们不知道，你是刘连长的情妇。我的老婆哪是她们的对手，她一个人。这些女伢，她们全是硚口区的人，她们的背后都有男伢撑腰。三队是硚口区的，我们包括死去的那些都是江岸区的。江岸区的伢们都很老实，硚口区的靠近汉水，汉正街，她们的祖辈都是靠打码头为生的，所以她们旧病复发了，连女伢也凶狠得不得了。后来我就被她们打架和号哭的声音弄醒了，其他的男伢我估计都是策划者，假装呼呼大睡。我爬起来出门去看，看到我可怜的老婆已经疯了，头发散乱，赤着脚，短衣短裤，后来就往外跑，我拉她拉不住，我说你去哪儿呀金凤。她说你不管我。我说你不回去睡觉为何要往外跑？她说老子还输了她们，你等着瞧。她就挣脱我的手跑了。
我心乱如麻地蹲在路口上抽烟，我看见那些硚口区的女伢和男伢们开始喝酒了。他们半夜喝酒，他们多高兴啊。
我决定去找我的老婆，我怕她寻了短见。等我的老婆回来时她的眼睛已经肿得看不见了。赤脚上有血，短衣短裤，就差赤身露体了，像个野人，她的后面跟着刘连长。原来她没死，她半夜一个人去我们过去的七队叫来了那个狗日的刘连长。我走过去迎接她，她像没看见我似的，把我的手打开了，领着刘连长到了知青屋里。“喏，就是她们，她们说我是你的情妇。”刘连长提着县里奖给他的那支枪，这是你想到了的。他提着那支枪，说，谁，谁？我的老婆就说谁，谁。我的老婆点一个，刘连长就用枪托揍一个，专门揍她们的下身，揍得她们哇哇乱叫。揍得她们月经紊乱。她们的男朋友在旁边看得干瞪眼。
出了这口气，我的老婆也不理我了，为了感谢刘连长，她还主动地跑出去跟那个家伙约会。这真是气死我了。我有一次抓住她对她说：金凤，你这样下去也不对呀，你未必真想跟他结婚，生一窝乡里伢，一个个黑皮溜秋的，穿开裆裤，抹绿鼻涕，端着个大碗，鼓着个肚子，喊你姆妈？
没有几天，我的老婆就招工走了。我看她不想理我，我也不想理她。我想痛骂她一顿，我要说，金凤同志，我知道你是怎么走的。我那时万念俱灰了，我的这只伤手又不能干重活，我完全有理由病退回城，可是没有谁理我，有的满面红光的人都病退回城了。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刘连长才说出了实情。有一次刘连长嗤笑我说，老革命，你还揭发我啦。我想起我给老红军汇报的事，估计已经到了他耳朵里。我自认倒霉。他封我为插队落户的老革命就老革命呗，我破罐子破摔了，请了个病假，去了咸宁我弟弟插队的那儿玩。
我弟弟在咸宁一个叫桃花湾的地方，混得不错，那儿桃花盛开，有大米饭吃。我弟弟因为爱好打架成了一帮武汉知青的拐子（大哥）。我到我弟弟那儿天天吃米饭，不敢回武汉。因为我妈不让我回去，回去就说我表现不好耽误招工。她要赶我回我下乡的那儿去好好劳动，以便感动当地领导让我早点回来。我一肚子苦水我怎么好说。
我在我弟弟那儿吃了两个月大米，才回了神农架。回去我看到了一封信，是我老婆写给我的，她说她要尽量把我弄回武汉，说是我妈找过她。
我只当是玩笑话，因为几个月过去了没一点动静。那个春节我没有回家，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哇。加上那一年春节大雪封山，雪下得大呀，平地足有一米厚，人走不出去，雪救了我让我呆在山里。春节我蒙头睡了五天五夜，饿了啃两个红薯。当地的人都不知道，如果知道我在那儿，他们还是会请我去喝一杯酒的，我跟当地的老百姓混得还可以。
春节过后，雪化了，知青陆陆续续地来了，我的老婆也来了。她那时是纺织厂的工人了，穿着纺织厂的工作服，提着许多东西，有吃的有喝的，有烟有酒。她说是我母亲搭她来的，另一些是她的，要去送给刘连长、刘书记以及其他刘什么的。她说是来帮我跑病退的，说我这个情况只能办病退，不能办招工。原因嘛，至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的老父亲还在劳改农场。我们以为他还活着在改造，其实他早就被人打死了。
这次来我的老婆是来替我求情的，我很感激她。一个人很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来安慰你，你就很能记住他。但是我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从年轻时候起，我的事情就难办。一到我头上，就很麻烦。
我的老婆走时我也没有送她。她是搭一辆大队的手扶拖拉机走的。她走后我就给她的工厂写信，我在信中讽刺她说，金凤同志，我以为你有通天的本事，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有人说你很能干，连风都抓得进来，我看抓的就是一把风。
她有什么本事呢，是啊，她有什么本事。唯一的本事还不是把自己的身子给了别人。我那时确实没想到以后还会同她结婚的。我只想激将她把我病退回去算了。
因为我仗着我老婆对刘连长的牺牲，我就天天去大队部闹，找刘书记，刘连长。有一天逼急了，我捡起桌上的一个算盘砸到了刘书记的头上。当即刘连长就把我关起来了。他们说我打革命干部，把我一捆，丢在一个打米机房里，打米机房有许多老鼠，把我的脚趾头啃了半个。啃得我大喊大叫，又不能动弹。他们不给我水喝，也不给我饭吃，第二天把我拉到各队游斗。
我的脚趾已经啃出了骨头，还要走山路，走得我脚下淌血。我就骂他们，我说你们这些家伙，你们想把我整死啊，把我整死了看毛主席怎么来收拾你们，你们破坏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你们这些狗东西，婊子养的，你们睡女知青，你们把我们安排在破庙里，让我们被泥石流埋了，你们搞特权，我的手都残了不让我病退，没病的倒病退了。你们睡女知青，就凭这一条毛主席也毙了你。
我骂啊骂啊，我的脚实在太疼，手也疼，手断过的嘛。我那次什么都不顾了，我吃了我嘴巴的亏。但也是我的嘴巴救了我，毛主席说，事情要一分为二，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他们看我这么讨厌，就研究把我送到县里的监狱里去。但有人担心我嘴巴瞎说，说把我送到公社和县里去了，我一瞎说，他们就完了。于是，他们就对我采取了打一打摸一摸的政策，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只要你态度好一点，嘴巴也不瞎说，我们就给你把病退办了。这很简单，只要我们弄一张贫下中农座谈意见，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他们说，你能保证你不瞎说吗？我说我能保证。他们说，你先打自己三十个嘴巴。我就打了自己三十个嘴巴，狠狠地打，左右开弓。他们就把我放了。
我得到了大队干部的口风，我就又给我老婆写信，我说你不在最后关口帮我一把吗？就差一口气了。这样我把她哄了来，她一来就真的把我的病退办成了。我一天都不想在那个地方呆了，我执意连夜赶到县城去乘车，乘车到宜昌，然后坐船回武汉。我去时拿了一管箫，回来还是只拿了一管箫。
那个夏天又是天天大雨，我和我老婆冒着大雨到了县城，天就亮了。我们到县汽车站去买车票乘车，汽车站候车室挤满了人，但汽车不开，说路上有塌方。我认为司机是怕辛苦，就发动等车的人一起去找汽车站站长。我让大家都把买票的钱给我，我一个个登记，登了四十多个人，把钱放到汽车站站长的办公桌上。因为我是武汉口音，戴着军帽，穿着靠板裤，一看就是武汉知青。武汉知青在当地名声是不好的。汽车站站长见钱收起来了，给我们解释说不是不开，是怕不安全。我们说死了不找汽车站。这些乘客中不止我们两个武汉人，还有几个知青，包括有几个宜昌知青，大家都说死活不要他管，车非得发。就这样，车就在大雨中发了。
结果呢，你想见得到，车遭遇了塌方。我们的车本来没事，就停在塌方处，前行不得，后退不得。当时雨大雾大，一辆装磷矿的卡车撞上了我们，把我们的车挤到山坡下去了。就像我老婆说我一样，我是个灾星。
我们那一车人死了多少我没有统计，反正我是从车厢里爬出来的，我的手里还抓着那管箫，我老婆是在车翻下山坡时从车窗里甩出来的，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拄着箫，去找我的老婆，我在大雨中大喊“金凤金凤”。后来我找到了她，挂在一颗树上，脸全划破了。我把她从树丫上背下来。放在公路上，我说金凤金风你还活着吗？她睁开了眼睛说：未必我死了？我说我还真以为你死了呢。她说你还活着吗？我说我还活着，我这不活着吗？我是鬼？未必我是鬼不成。她说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我说你被车子甩出来了，你挂在树上，像一片树叶子。她就笑了。然后又哭了，说路生，你是个灾星，跟着你要倒霉。我说我是福星。我们不是活过来了吗？你想想那一年我砸断了手，不是我叫你去县城照顾我，你还不是埋进泥石流里面了。她说狗屁，我不会挑苞谷去磨面！我说我肯定是大福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两人抱着大哭了一场。她说咱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哇，我说我也不知道，知道就好了。哭过之后她对我说：咱们的事清了。过去我欠你的，有什么今天都全部还清了。你看吓得我，我还这个月的工资没领呢。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断交。她说就是。
我就这样惊魂未定地回到了武汉，通过我妈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将我安排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楚天机械厂里上班。那时候好像厂里的人都满了，加上我的手半残废了，没啥技术活给我学，就让我去了包装班，专门为机械钉包装箱子。从此以后，我就跟锤子与钉子打交道了；除了锤子就是钉子，除了钉子就是锤子。
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没有后台的家庭的伢们，只有这样的命等着你。假如我家有人当官，我未必不能推荐上大学吗？我们那个大队刘书记的女儿，小学都没毕业，后来，“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做啥？现在是咱们省政府的一个大处长了；我们有个知青，成份不好，可他的叔叔是北京的一个什么官，跟县里打了个招呼，后来作为革命干部的子女招走了，招到市轻工局坐办公室，后来当了副局长，什么车都坐过了，什么女人都睡过了，什么酒都喝过了，房子呢，四室两厅。听说有好几处，一个儿子高中都没读，就送到了澳大利亚。这都不说啦，这你们也都看得太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太多了，这几十年，再说也不起劲了，不新鲜了。啊，我可不是在这里跟您诉苦，我这大把年纪了，已经没苦可诉了，我只是讲我稀奇的经历。我说到哪儿啦，我总是说到前面忘了后面。我说到我回来了，钉钉子。
就这样，我们回到武汉总算有了工资发，我们不能跟人家比，人比人，气死人。
回家后我那老婆果然没理我了。她当然可以不理我，她的纺织厂是国营单位，我的厂是街道的集体单位，没听说国营单位的女伢找集体单位的男伢的，很少。集体单位的男伢要么找集体单位的女伢，要么找郊区像黄陂、汉阳的女伢。可集体单位的女伢稍有点样子的又瞧不起集体单位的，非要找一个国营单位的，走出去这人都有精神些。况且我那个钉钉子又不是技术活，没哪个瞧得起。
那时候我的哥哥娶了，我的姐姐嫁了，我的弟弟还没有上来，他调皮捣蛋，我们还以为他一辈子死在乡下的。我的父亲呢已经证实死在劳改农场了。我的母亲连我父亲的骨灰都没要，因为她恨他。说他把她抛下了，让她来抚养这一大家人。我母亲去取骨灰那一次在半道上把骨灰送了人。我猜想哪是送人呀，八成丢在水沟里了。骨灰那玩艺儿谁要呀。
因为我的哥哥也娶了，我就想我也应该娶一个才是。于是我就缠着我母亲要她给我在老家找个乡下媳妇算了。我母亲是黄陂的。我母亲说，金凤不是很好么。我说她哪瞧得起我呀，她现在是国营工了，再说，她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她呢，跟民兵连长胡搞，让我戴绿帽子啊。我母亲说不许胡说，她不是那样的人，她对你那么好，帮你办病退，你还说她的坏话。我说她就是那个人，我又没诬陷她。
我后来跟我们车间的一个女伢玩过一段时间。她喜欢我吹箫，天天晚上缠着我跟她去滨江公园吹箫。在江边找个草坡坐着，吹着箫，也不做什么。但不久她哥哥给她介绍了一个工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她就跟中专生好上了，也不听我吹箫了。
我个人的事情一直拖到七八年；七八年我听我们一个知青战友讲，刘连长到武汉出丑了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在大街上听那知青说的，那知青骑着自行车，又没停下来，甩下一句话就走了。我想去追也没追到。我想着他甩给我的这句话，好像是讽刺我似的，他为何在我面前提那个婊子养的刘连长呢？他们是想笑我，笑我戴绿帽子吗？其实那时我与我老婆几年没见面了，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听了这句话，我决定去找我老婆，我到那个纺织厂找到了她，我说金凤，有人给我说刘连长在武汉出丑了是什么意思？金凤说，爱玲抓进去了你不知道？我说我哪儿知道啊，我整天锤钉子。她说的爱玲就是哈爱玲，就是那个被推荐去读医学分院的女孩。刘连长跑到武汉来还要跟爱玲睡觉。爱玲被缠不过了，就同她妹妹一起，用剪子把刘连长的鸡巴给剪了。
我当即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我老婆说你高兴什么，我说反革命分子受难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我说他早该剪了，还留到现在！我说这下看他还屙得起三尺高的尿来！
这个刘连长前年到武汉来了，还到我们家去过。穿一身海青和尚服，他出家啦。他说话声音尖细的，像个女人了。他来是要我们武汉知青出钱修庙的事。我们给了他一百块钱，他接过了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他当和尚的庙就建在我们当年住的破庙那儿，他说挖地基时挖出了那些埋进去的知青，一共是八副骨头，但我记得只死了七个人，为何有八副骨头呢？他死咬着说真是有八副骨头，可能是过去修庙时埋进了一个镇山和尚。然后他给我们一个东西，这庙初建于何时，毁于何时，再建于何时。一共建了十几次。这一次要建一个大庙，刘连长是庙里的主持，到处找人拉赞助。他不好明说我们给少了，就拿出一个本子来，点出哪个给五千哪个给两万。我送他下楼时我说明山法师——他改名儿啦，他叫明山啦，我说明山法师，你看见女人了还起不起性？他忙说罪过罪过。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只好说，家伙都没有了，起性何用？他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弘一法师说过淫欲不断，万劫沉沦，念头方动，天怒地嗔。三界轮回淫为本，六道往返爱为基。我说你终于成了正果啦，他说不成正果又怎样？还不是跟你们当年到破庙里插队落户一样，逼的。我现在终于到庙里插队落户啦，你们几年就走了，我这是一辈子啦。他唉声叹气地走了，我在想，这就是报应。他挖出来的那些尸骨中，至少还有两个被他给糟蹋过，这刘连长，天诛地灭了他。
啊，我说着说着又说走了。我是不是说到我去找我老婆问刘连长的事，对。我当时问我那老婆，刘连长来找哈爱玲，未必没来找你？我的老婆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好像要啐我一口的样子，连连说，恶心，恶心。然后给我端饭吃。她给我打了一大碗饭，两个菜，全是肉，她用她自己的碗打的，她自己没碗了，就看着我吃。我说你也吃一点呀，她说就一个碗，你吃了我吃什么。你吃完了我再吃。我在她的食堂里吃着饭，看着川流不息的纺织女工。好漂亮啊，好多啊，女伢们扎了堆，一个比一个漂亮。我当时都看得忘乎所以了，结果把一块肉吞进气管里，不停地咳嗽。我那老婆说，你没吃过肉的，我说哪是肉卡的，全是纺织女工卡的。我被那块肉憋得脸都紫了，我蹲在地上说：金凤，麻烦你给我找一个纺织女工好吗，管她是已婚的还是再婚的，我真的喜欢上了纺织女工。我老婆说，个斑马你这个样子还鬼喜欢你，不屙泡尿照照。我说莫非我打一辈子单身不成？她说难道我就不行，你还要别人？我说，这么些年，你还没结婚，你哄我吧。她说我哄你个鬼哟，我还嫁得出去，都被你睡了。
她这一说我才想起来，我的确跟她睡过。那还是在下放第三年时帮她上山打柴，在柴山里跟她睡过一觉，她不提我把这事都忘了。一想到跟她睡觉时的情景，我就激动了，我就说，金凤，我们办了吧，今天就办。我的老婆一把将我推坐到地上，捏了一把我的喉咙说，你把肉吞下去再说。我卡了半天，她一推，嘿，肉吞下去了。我连忙说，下去了下去了！
就这样，我们就结婚了。我家是没有房子可住的，我哥哥结婚了在家里住，我一个妹妹和我母亲住在厨房里。我和我的老婆给她们厂长送了几回烟酒，才终于搞了半间团结户房子。
所谓的团结户，就是在过去的女工宿舍里，几家住一间，又没有隔墙，帘子一拉，就成了一家啦。我们那一间，还是厂长开了皇恩的，只住了两家。当然不是对我老婆开皇恩啦，是对另一家的，人家是边防军人，军人家属。那军人长得很有气势，威威武武，据说是特工班的，常摸到越南那边去侦察，一个人打得死七、八个人的样子。人家是多年探亲一回，回来了那还不是干柴烈火，加上这次回来了下次不知回不回来得了，会不会踩地雷完事，所以帘子一拉也就管不了那么多，拼命地做，嘿嘿的声音就像是跟越南鬼子搞肉搏似的。我和我的老婆都要把耳朵塞住，就一张布帘子嘛。这真是受罪呀，我想学那军人的，学不了，我那老婆也不行，每回要与她做那事，就像做贼似的，生怕弄出了声，我老婆一紧张就腹痛，肚子痛得汗直冒，而且，不怕你笑话，下面干干的。
这怎么成，这完全不成。就这样，我们在纺织厂住了一年多，我老婆的肚子还一点反应也没有。这可把我急死了。有一天我和我老婆在我家楼顶上乘凉，那也是公房，挤挤攘攘的一栋，楼顶有个斜坡，我小时候就爱在那个上面乘凉，看长江，看那个毛主席题词的防洪纪念塔。那楼顶是个铁梯子直上直下的，上面堆满了几家人家不用了的柜子和木柴。看着看着，我突发奇想，说，金凤，这里我们可以垒个小房子住唦。我的老婆环视了一下，说，这个斑马养的能住，这么陡的坡，住到半夜溜到楼底下摔死了还不知道是么样死的。我说用砖一拦你溜到哪里去，你溜到我怀里来。把这些破东西一丢，把房垒结实嘛，坡是陡点，到时我们把床腿一边锯短点，不就平啦，你还是纺织工人，这点脑筋都没有。她说，你聪明，我听你的。我说不这样么办，我们都老大不小了，我想要个伢，在纺织厂，一辈子也生不出个伢来。我老婆说，我这么住着就住着，我不住着占那半间，以后能分到房子？都是排队，所以我就那么住着，你要在这里盖房子你住，咱们分居。我说分居可不行，我一天都离不开你。她说路生你个斑马养的好会说假话。她说我心里清楚，路生，你一点都不爱我，只想让我给你生个伢儿。我这一辈子，亏就亏在没一个人爱我。我那老婆就哭了。我说金凤你别哭了，你多心了，我真的爱你。我们马上行动，我们要把这个房子建好，然后我们就有自己的家啦。
我在那儿估算着这个房子有多大的面积，大约可以围出五、六个平方来，那就很宽畅啦，我说哪儿放床，哪儿放个柜子，哪儿开窗。靠南面的窗户是要留的，有江面风吹过来，窗子要开高一点，以后有伢了防备他爬出去摔坏了。窗户还要搞几根铁齿，然后，我们可以坐在床上吹江风看长江，这就像神仙啦。
就干就干，我跟我的老婆穿街走巷开始捡砖。白天我骑着我哥哥的自行车四处侦察，晚上就一个人或者与我老婆去挑砖。砖有好砖、新砖老砖。只要有，能捡就捡，能拿就拿，嘿，拿几块砖也犯不了蛮大个法。有时候兴致很高，一捡一夜，好几次碰到过街道的巡逻队，有时没事，有时不仅没收了你的砖，还把扁担绳子也收了去。我那时候没啥想的，一门心思想把那房子垒起来。我想到知青时垒大寨田，现在垒自己的家。哪是家呀，就是个窝呗。可人有时候飞倦了非得要这个窝，管它大小。有时候我老婆被砖砸了手，想起来就哭，我说只当我们多当了几年知青，这总比当年垒大寨田强多了，至少饭有吃的，至少是在武汉。过去垒的田，洪水一来就冲了，现在垒的房子，是我们自己的啦。
砖有了，又花两包烟找一个工地上弄了些石灰粗砂，就要开始做了。一动工，老住户们都来了，说这房顶是大家的，要垒大家一起垒，都有份。几十年的老住户了，可说翻脸就翻脸。还有的太婆爬上去睡在那屋顶上撒刁，说要叫领导来，说我是乱搭乱盖，说我是霸占集体财产。还是我弟弟狠些，那时候他也回武汉来了，是最后一批上来的，就是没有工作。他回来了还是我们那条街的拐子。他拿了根我做窗齿的钢筋，说谁要是不让做，他就一条子刷过去。我弟弟一出面，睡在屋顶上的太婆也就乖乖下来啦，屁都不敢放一个。谁不爱惜自己的命呀。他们都知道我弟弟回来后都拘留过两次啦，都是因为打架。
房子就垒起了，上面用石棉瓦盖顶。房子是建起了，是在九月，但武汉那年热得不得了，立秋了还四十一二度，人进去就追一身汗出来。我那老婆不想搬，说她宁愿住团结户，上班近些。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她不搬不行了。就在我们房子垒起来不久，我们团结户的那个军人就被越南人埋的地雷炸死了，成了烈士，后来那烈士的妻子就搬了出去，厂里给了她一套一室一厅，算是个安慰。接着再搬进来两对新婚夫妻，都是一个帘子。你想想新婚夫妻是什么样子吧。我老婆自从当了档车工以后就神经衰弱，过去胖胖的后来瘦成一副骨头架子了，两只眼睛都是青的。一到晚上，听到旁边两张床上的声音就心惊肉跳，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估计那时候对我老婆刺激不小，从那时候起我老婆神经病的兆头就越来越明显了。头疼啦，神经衰弱啦，惶恐不安啦。
我说什么也要让我的老婆睡一个好觉，你说是不是。我是个男人哪，我不能让我的老婆睡一个好觉我还算什么男人。唉，别提啦，提就脸红。您说我们单位为何不给房子？我们那集体单位有工资发就不错啦，屁大点的工厂，有钱也没地方盖房，何况没钱呢。
我把老婆接过来了，我们爬上那铁梯，上面多安静呀，没人打扰，啥声音都听不到。可是我老婆可能因为太兴奋，迈进去就摔了一跤；脚没踩到实处，忘了那房里有坡度。当下头上就起了个大包。我老婆就哭起来，我老婆骂人是不输哪个的，她骂人是一把好手，后来她犯神经病时，一个人在大街往往一骂就是半天，骂哪个？鬼晓得！我老婆骂我妈，说一样人两样心，为什么要让我哥住下面的好房子，咱们只有自己垒房的份，这哪叫房呀，这就是鸽子笼，你妈喜欢大媳妇。我说金凤，你别提我妈了，我妈是个老混蛋。
武汉的冬天，干冷干冷，比他妈高山上还冷。我们那房子，又没粉，四壁透风，风还从石棉瓦里钻进来。可那时候年轻，心是热的，捂进被子里，也就不管世界了。我们的女儿姣姣就是在那间屋子里出生的。我那女儿生下来可漂亮了，胖乎乎的，大眼睛，长睫毛，生下来就想喊我们爸爸妈妈似的。我妈乐得合不拢嘴，说，就叫她姣姣吧，就这么，叫了姣姣。
生下姣姣是在第二年冬天，那一年冬天冷得人发筛，整天风直吼的。我记得姣姣还没满月，一场大风把咱们屋顶的石棉瓦卷了一块跑了。当下我们一家三口就冻得浑身像凉水浇，女儿也感冒了。我老婆骂我，路生你个斑马养的，你还说你不是灾星，你这个灾星哪！我说我不是灾星。一冻，我老婆的奶也冻没了，再怎么吃鸡吃鲫鱼也发不出来，你说我是不是个灾星。我那女儿就苦了，饿得整天嗷嗷叫，不喝牛奶，不要米粉，就要她妈的空奶头。
好歹我老婆找到她的一个同事，也是刚生了小孩的，奶水充足，便把我的女儿抱过去，时常匀点奶水给她。但这个女工是个乙肝，她又不说，我那女儿吃了她的奶水，染上了乙肝。当时哪知道啊，多年以后才知那女工是乙肝，再查我们的女儿，也是乙肝。
说到这里，吹箫人擦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泪汪汪的。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讲——
慢慢地，孩子就长大了，我老婆的头痛病却加重了。我们在她单位分到了两居室，跟人共用厨房和厕所，这房子我就非常满意啦，日子也还过得不错。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了，越来越可爱，家里电视机、录音机、冰箱什么的都有了，心想这日子就平稳了，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像我们这种人，能过上点平稳的日子，心里就满足啦，也没啥别的想法了，就这么过呗，人到中年了。虽然与老婆经常吵吵闹闹，也没有大的矛盾。我老婆有头痛和神经衰弱的毛病，什么事我都让她，她在家摔东西骂人，我有时情绪来了叮她几句，有时就走了，到外面去玩玩，看看人下棋，打打牌。
但是这日子慢慢就改变了，先是我们单位不景气，我们单位有一阵子是红火的，八十年代初生产一种铣齿机，还有畜牧机械的减速器，一年生产几百台，差一点就被收归国营了。大家奋力地工作，争取厂子转成国营了我们的待遇就会好些，特别是福利、医药费什么的，以后想调出去，就可以调到其它国营单位去了。那时候，集体单位只能在集体单位一辈子，想调国营万万不行。但几年以后单位就不行了，又转产搞轧花机——就是乡下轧棉花的那种，轧花机过不了关，没卖出去几台，再搞铣磨机。但是我们那个小厂，技术过不了关，好歹卖出去一两百台，天津市人家生产的铣磨机就把我们的生意全抢去啦，人家搞的是32行，咱们厂最多只能搞18行的。
没有了事做，就自然而然减员啦，我在包装车间，没有机床包装了，加上我平时脾气不好，跟领导没有啥关系，领导就要我回家了。
当时又不是我一个人回家，也没啥好想的。回到家里，单位有时候发几十块钱，有时候不发。因为是集体单位，国家又不管，自负盈亏，没钱你有什么办法，你没钱厂长也没钱。
后来厂子就彻底垮了，机器被几个人承包了。也是厂长找的几个人，都是有技术的人。我们是没技术啦，有技术的人那一段时间都回去上班了，我没有技术，一个月还能拿几个钱。我就在家吃闲饭了，管老婆和女儿的饭，早晨起来给女儿端早点，在家还洗衣裳，买菜，完全成了家庭主妇，跟老婆的关系对调啦。
但过不了些时我到厂里去厂里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没钱了，最后一次算给我一千三百多块钱，说以后你不要来厂里了，厂子已经卖给了别人。
我揣着一千三百多块钱，在厂里走了一圈，厂里的确都没有啦，机器都被人拆走了。我们几个工人在空厂房里坐了一会，抽了几支烟，大家就含泪告别了。
我说的是那些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人，有技术的找到别的厂去了，或是自己做点什么，有后台的在厂子垮台之前早就调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就丢下我们，回家吃老米。当农民没学到种田，当工人没学到技术，一晃，嗬，四十多快五十了，人都老了，这一辈子做了些啥呀？啥都没做，白吃了几十年阳世的饭。那一阵子，我心情不好，在家经常发脾气，喝酒，一喝就把自己喝醉了，忘了做事，老婆说我，还不服。我老婆那张嘴很讨厌，我就跟她对着干，并且渐渐动起手来。她头疼，我就敲她的头，那时候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们两人打着架，我女儿就护她妈，也加入了骂我的行列，我的女儿骂我婊子养的，你说她有没有家教。她骂我，那我也打。那还不打，就打她的嘴巴。后来，打掉了她一颗门牙，光补这颗牙齿就花去了千把块钱。
打掉了门牙，我女儿还不恨我呀。可我酒醒了又后悔，后悔不该打老婆的头，不该打女儿的嘴，后悔当初没在厂里学点技术。后悔有什么用，我就想，我得找点事做，不然的话，她们更恨我，说我在家里吃闲饭，吃女人的闲饭，这男人就做得很掉底子了。除了在家里凶狠，实行高压政策外，她们谁听我的，一个男人挣不到钱，在家里都没有说话的地方。这个社会什么都不狠，就是钱狠。
恰好这时我弟弟对我说，他想和他女朋友在黄石去开个服装店，是别人让给他的，有一部分服装，然后再到广州进一点服装，他说让我入股，说本做大了，有了经验再开一间，也就是让我当一间服装店老板。他说钱不多，你给我五千块钱的本，赚了钱我们对半掰，我想，自己的亲弟弟嘛，我跟他感情还是不错的，我们都下放过，从小睡一个床长大。我的弟弟拍胸说做得成，说黄石很好赚钱，黄石人手撒得很，穿衣裳很舍得。他说了这个道理，说黄石当年有许多上海人来开发铁矿，如黄石的饮食都偏向下江味。这个我知道。加上我那未来的弟媳妇是黄石人，老家是上海的，更把我说动了心。我当时想过未必黄石那女伢靠得住，一看那作派就不是好货，我弟弟是在社会上混的家伙，回城后一直没有工作，派出所的常客啦。我想他如果真搞服装店，算是行了正道，做兄长的理应帮他一把，而自己又有钱赚，说不定以后能当老板呢。多的钱没有，找老婆要出了三千块钱给他。为这三千块钱，我又跟我老婆吵了一恶架。
钱拿去了，弟弟没有回来。春节回来的时候穿一双烂皮鞋，后跟直掉直掉的，还说是鳄鱼牌，八百多块呢。我说你们的服装店呢，给我分红的钱呢。我弟弟说，钱是没有了，钱我输了。哥，当着妈的面，今天你怎么都可以，我由你了。我当即就送了他一耳光，我说老弟，这钱是我去做小生意的本钱，是想给你侄女治乙肝的钱，你竟然黑我的钱。我弟见我打了他，就一掌劈下去，把桌子劈成了两截，桌上的一桌好菜也稀里哗啦了。还好，那掌还没劈我。我弟说，哥，钱我一定还你，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然后扬长而去。
我弟走了，我哥我姐我妹妹才劝我，并说，老弟都找他们借过钱，都是有去无回，找我妹妹借得最多，差不多五千块了，也说是去做生意的。他们说，他是老幺，让着他点。你不让他，他真的拿刀子捅人的。自己家的人他都捅得下去。
春节我一直闷闷不乐，我家的兄弟姊妹就给我出主意，有的说可以在学校门口去摆个摊卖点玩具点心什么的，有的说在汉正街打点货像梳子袜子鞋垫子什么的，白天到江滩公园，晚上到江汉路去“挖地脑壳”。有的说买个电麻木（三轮）也可以，投资不多，一两千块钱，咱武汉人，路又熟，那些乡下来的开电麻木的，起步价现在就三块，一个月大几百块钱不成问题，比上班还强。
我说，就是想开电麻木，那时电麻木都上残疾人牌照，我说我这手基本上是残疾，怎么看都是残疾，对位不准嘛。但就怕上不了牌照蛮扳人的，要送礼。你上不了牌照就是黑车，到时交通大队发现了，跟你一没收，你两千块钱就完蛋了。再则我又不会开，家里亲戚都没一个有摩托的，我找谁学去？还要考驾照。这些事好麻烦呀。其实我是拉不下面子来，那时候人还拉不下面子。你要我到江滩公园去挖地脑壳，哈哈，当时真没想到要下这个决心。现在就不怕啦。
讨论了一个春节，没有眉目，我那时就发现我们上辈没有当官的，我们这一辈也没有，找的媳妇、女婿也没一个当官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当官的，怪事！他们不是工人就是无业游民。我哥哥找的还是后湖乡种菜种莲藕的。
春节过后，我姐夫给我送来了一个消息，他一个朋友办了个化工厂，专门生产洗发精，然后用收购来的空瓶子灌装，在他那儿批一瓶两三块钱，拿出去卖七八块钱，一瓶可以纯赚四五块钱，可以先提货后付款。我一想这是无本生意，何不试试。我姐夫就把我带到那儿去了。我一看，有海飞丝，有舒蕾潘婷，应有尽有。细看就像真的，一般人根本分不出来。我进了一箱，用自行车托着，到离我们家远一些的集贸市场去卖，什么赵家条、球场街、二七路、渣甸路市场，我都去卖过。一天下来，嗬，总可以卖四五瓶，两三张钱就拿到手了。有时给市场交点，有时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卖完了，把钱给化工厂，再进一箱，再卖。你问我有没有没收的，没有。在集贸市场卖，你只要交钱，他不管你卖啥，卖人都可以，他不管的。就是交钱的名堂太多，税钱、管理费、卫生费、治安费，这费那费，七八种，一个费一块钱，就七八块钱了。也有的管理员差劲，说，你这是假的，我们拿一瓶去化验，拿了就走了。
卖洗发水总不是长远之事，我卖了几个月，也就渐渐没有生意了，一瓶从八块卖到三四块钱，就没有赚的了，人家也认识了，知道是水货，你若到老地方去卖，那些买过的上过当的就要来质问你，遇到脾气爆的就要揍你，要把你拉到工商所去。我就想，不能干这个事了，辛苦不说，被人打了还不划算。
可是，等我一收手我的老婆的事就来啦。我老婆在纺织厂细纱车间，我老婆的技术算是不错的，她们厂的技术能手一分钟能接二十多个线头，我老婆一分钟也能接十四五个。累啊，细纱车间，还有什么布机车间，都是很累的，机器声震耳欲聋，老婆那头痛的病，神经衰弱的病也与长期在车间劳动有关。可是，我老婆的那个四班，十几个人，说是要精简，要优化组合，一下子全班人就组合掉了。其它班为何一个都没组合掉呢？有的是有后台，有的是双职工，在厂里都有了些狠气，别人不敢惹。我老婆就这样给组合掉了，不说下岗，那跟下岗不一样吗，说是内退，强行内退，一个月发两百多块钱，两百二三十块钱。就这样，说退就退，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怎么行，全家就老婆两百多块钱了，怎么生活？女儿要读书，还要给她买药治病。我们就想到过去有个副厂长与我们两口一起吃过饭的，就买了两瓶稻花香去找他。酒是收了，却无力帮我们。他说现在厂长成了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了，一肩挑，一个人说了算，我这个副厂长说不定哪一天都没有饭吃，建议我们还是直接去找厂长，不要怕，这是自己的大事，饭碗都没有了，还怕什么。我们就买了好一点的五粮春去，也是两瓶。在厂长家的门口等了两个小时。那次我记得厂长家的门口在修路，到处是稀泥巴。我要老婆提着，我可不好意思提这个东西。按门铃也是要老婆按的，我的老婆说，你哪像个男人。进了厂长的屋，我们就把该说的说了。厂长倒是蛮热情的，听我们说。然后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他说牢骚是情有可原的，要我内退，我也有想法。可优化组合、竞争上岗，全国都在这么搞，国有企业生存困难，特别是纺织行业不景气嘛，你们都知道的嘛。大锅饭肯定是不能再吃了，再吃就要吃垮了。改革嘛，肯定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从大局来说，对我们国家的深化改革是有利的，不是你退，就是别人退，反正总得有人作出牺牲。我当时就听烦了，又不好发脾气，我说她们车间一分钟只能接不到十个接头的没优化掉，为啥我老婆能接十五个接头倒优化掉了，这里面的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厂长说这是车间的事，现在我们简政放权了，要真解决还是得找车间。然后他又给我们上了一通政治课，说什么改革开放就是人人要有危机感，说他也保不了哪一天就没饭吃了。都说自己会没有饭吃了。可是我看厂长家豪华得像宫殿，仅我知道的厂长有专车，一年四季全国各地甚至外国坐飞机飞来飞去，还不是飞的工人的血汗钱。他这么说我的老婆一急就哭起来了，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我看她不是假装的，是真哭。她说我老公的单位早就垮了，我也内退了，我女儿又有病，乙肝，想给她打干扰素要一万多块钱，现在好啦，吃饭都成困难了，哪有钱给女儿治病。这可怎么办哪。这一下，四十多啦，厂长，你说我们能做什么？是年轻？我们这个年纪，到发廊里去卖身，男人也不要我们啦！
我的老婆那天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厂长的夫人还好，来劝我老婆，并扶我老婆出来，一直扶下楼梯。厂长的夫人是个好人。
我们走到车间主任的宿舍，又临时在楼下买了两瓶酒，提上去。我老婆说，那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服硬不服软的，他非要人骂他。这两瓶酒说不定给你甩下楼来的，我说进去瞧瞧吧。我就拍门，我提了酒。那家伙果然不是个东西，进屋了也没让我们坐。我说呀，官越大越有礼貌，官越小越牛逼。那车间主任等我们进门了就说，金凤，你吓不了我。我老婆说，主任，我们决不是吓你呀，我这是向您求情来了。我也连忙说，主任，我们决不是来吓您的，我们敢吓哪个，是厂长要我们来找您的。那主任说，厂长要你们来找我，让他增加工资，他增加工资，金凤你就回来嘛，是不是，多个人我少做点事，我不舒服些。钱就那点钱，就那点粑粑，让我们分，那还不打破脑壳。厂长恶毒得狠，把恶人我们当，哪一天我都没有饭吃，我算老几。
都说自己没有饭吃，就我们有饭吃。那我们就走咧。两个人一句话不说地走到大街上，我就爆发了，我说还不是你那张嘴巴，讨人厌，那还不该你退下来。想起你这张嘴巴我就有气。她说个斑马老子的嘴巴怎么啦，这优化组合与老子嘴巴有什么关系，看看人家的男将，人家都是仗男将的狠，你没有狠，别人还不欺负我呀。你算什么男将，茅厕里的搅屎棍子——文（闻）不能文，武（舞）不能武，鸡巴卵的用。这时候你不安慰我，还来埋怨我，哪个愿意退的。这辈子就是跟你亏了，老子做姑娘伢的时候随便在街上抓个人都比你强些。我说，好，我没有用我们离婚唦，你再找一个去，找一个当官的去，找一个有钱的去。我老婆说，我快五十了，月经都快转去了，我还到哪儿找人去。我说，这就对了，怪你那张嘴巴，一天不骂人就不舒服，哪个喜欢唦。我的老婆就哭自己的命苦啊，哭我不关心她不心疼她呀。这么哭，我的心也乱了。我去拉她，我说走吧走吧，回去吧，回去再想办法吧，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不会叫咱活不下去的。你这么在大街上哭，碰见熟人了别人还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
哭累了，我的老婆就站起来，可身上发抖，抖个不止。我好怕啊，在深夜的大街上，车也稀了，路灯明明暗暗的，自己也恨不得哭一场。心想，大街宽宽的，哪条路是我们的路呢？千万不该发火来贬斥她的，她也可怜，把她逼急了，逼成神经病了，我更加没有办法，这个家，里里外外还亏得我那老婆，没有她，天早就塌了。怪只怪我没有用。怪谁呢，怪谁都怪不住。
整整一个晚上，我那妻子就浑身抖着，止不住，头疼。给她盖被子，给她吃止疼药，都没用。我女儿也惊醒了，抱着她妈妈，又是埋怨我，说我欺负了她妈。我说我没有，我就说了她几句，她不是为我，是为她内退。
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婆就睡着了，就安静了。再醒过来，也就没事了，就是有时在做饭时，在上厕所时，在洗衣服时，突然大声骂一声个婊子养的，把人吓一跳。就这个毛病，以后就发展成神经病了。
真正发展成神经病，那还是在她与几个内退的姐妹们自己办了个小织布厂之后。
那一段时间，我就尽量不刺激她，安慰她。她却像掉了魂似的，到处这里跑那里钻。打听有没有可做的事。后来她大姐夫总算给她找了个打扫会议室的活，是她大姐夫那个单位。她大姐夫当时已经退休了。是个大机关，在武昌。机关每天都有会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就要个打扫会议室的人，包括抹桌子呀，洗茶杯倒痰盂呀，拖地呀，还帮着买些东西，什么点心糖果、饮料、水果什么的，一个月一百五十块钱。我那老婆就每天坐两站路到江汉关，再过轮渡到武昌，月票也给报销了。她很高兴，每次回来的时候就讲开会的事情哪，还给我带点散烟回来，别人忘在桌子上了的。还有几块糖哪，几根香蕉哪，一把茶叶呀。有个事混着，她的精神就好多了，头也不疼了，早晨出去，晚上回来。中餐也就是我跟她蒸好的两个馍馍，几块咸菜酸豇豆，就解决问题了。每天早上，我就比她提前起来一会，给她把馍馍蒸好，用两层塑料袋子装上，然后她就提着，去赶轮渡。馍馍中午是冷的，她说那里开水反正多的是，开水一喝，啥冷的到肚里就都热了。我记得刚好是一个冬天，老婆早晨起来戴上毛线帽子就出门了。武汉的轮渡为了创经济效益，把轮渡的二层搞成了交钱才能进去的封闭式娱乐室，看录相什么的，跑月票的就在下层，下层冬天一般都没有帘子，冻得人稀里哗啦，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的。老婆回来总是骂轮渡，说他们缺德，搞创收把乘轮渡的人都赶到专线车上去了，这样的创收还是不创为好。天太冷啦，有时候我就要多交待几句，我体谅她太辛苦了，我说，你扫地的时候把馍馍揣在怀里，吃就热呼些。她说我知道了。我说那些小东西以后就不要往家里拿了，几颗糖哪，几支烟哪，怕让人家看破。到哪儿都不要留下个不好的名声。她说我知道了。她嫌我啰嗦。下雪的时候我还要送她，我不能光顾自己睡在被窝里。上下船时那么多台阶北风一吹就结凌，不知摔坏过多少人。逢到大风天气，渡船不开，她还要倒三次公共汽车才能到武昌她扫地的那儿。
搞了一些时，我老婆觉得太苦了，钱又不多，路又太远。就与几个姐妹一合计，大家入股投资搞个小纺织厂，织坯布。她姐夫那个机关还舍不得她呢，都说她做事蛮下得身，踏踏实实，地拖得干干净净，茶杯洗得干干净净。答应再给她加二十块钱，但我的老婆被一种想当老板的幻想拖住了，把她拖下水了。她说到的几个人都是蛮贴心的几个姐妹，内退了，憋了一口气，想做点事来让那些人瞧瞧。就是这股气，把事情彻彻底底搞糟了。
小织布机厂买了四台织布机，还是宽的，织三尺二的那种，大概花了三万块钱左右吧。我老婆决定拿一万块钱入股。她告诉我当时家里的确还有一万块钱的存款，这钱是准备日后女儿读书用的，读大学要花钱哪。我说你给我打埋伏，你说没有存款，原来还有一万块钱，她说不是我捂着，这钱还不是一花就花光了。她说，就这一万块钱了，我投进去，现在坯布好卖，国家对下岗职工办厂又很优惠，三年不交税，三年说不定我们就发了。她给我算了个账，一匹棉坯布可以赚一百余元，涤棉坯布也可以赚大几十元，一台机子一天一匹，一年下来，四人分，一个人两万块纯利没有问题。这比上班强多啦，求哪个呀，求人不如求自己。我老婆说她在江滩公园算了个命的，抽的签上面有这么两句话：求人不如求自己，求己功夫胜求人。我的老婆很兴奋，说，家就交给你了，我去赚钱，赚了钱，咱们就可以换台大彩电了，冰箱也要换了，这响声太大，又耗电，洗衣机买个全自动的，连洗带甩干。头年赚了钱，就拿一万块钱给姣姣打干扰素去，把她的乙肝治好。再辛苦几年，咱就不是万元户了，就是十万元户啦！她说这还是个机会，说不定这下就翻身了的，哈！我那老婆眉飞色舞。我说你们几个内退的女人，还想搞大事，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她说大家都是内行，这个又不担风险，又不是白菜萝卜水果，怕烂了亏了，这不会亏的，咱们的技术也不错，织出的坯布绝对是一等品，自己的布那不比过去给厂里织过细一千倍！
她啦，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一年能赚两万我还说什么。我只是想，一下子投进这么大一笔钱，收不回来怎么办。我想着就怕，可我老婆似乎完全没想这个问题，只想着一年的两万，好像这两万块钱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只等年终的时候去取。
我老婆她们几个做事真是吃得苦呀，我说，女人吃得苦，比男人还能吃苦，她们从安装机器开始，就住在了厂里。那厂是我帮着租的，找我嫂子在后湖乡租的几间空房，很便宜。然后她们就找熟人进砂碇，先交一部分钱，布卖出来了再还款。10支、16支棉纱，32支、42支腈纶纱，都进。
布织出的那天我老婆回来了，高兴得像什么似的，说，机器蛮好用，布也织出来啦，四台机器四匹，得到啦！我老婆找出了在厂里上班的纺织工作服，围裙和帽子。我看见她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叠得好好的，还放了樟脑丸子。我老婆说，我还以为这一辈子再也用不上了呢，现在又穿上了。我老婆穿上有樟脑丸味道的工作服，就又是纺织女工了。我老婆穿上工作服，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说，上班还是好啊。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差点泪没下来。我老婆就这么穿上工作服上她自己工厂的班去了。
我老婆半个月没回来，我就去后湖乡看她，想看看她们几个四五十岁的老纺织女工办的厂究竟怎样了。我到一个破烂的大院子里找到了她们的厂，院子里外拴着些牛，到处是牛粪和臭味。她们的四台机器却轰隆隆地转得欢。那是什么厂啊，外面堆着稻草，厂房内麻雀乱飞，房子倒不小。我到处看看，在旁边一间房子里安着一口锅，就用砖搭的灶，有些白菜、洋芋什么的，灶烧的是柴草，这就是她们吃饭的地方了，几个碗放在锅里还没来得及洗，半锅洋芋冷冰冰的。厨房后头是睡觉的地方，几张木板子，铺上稻草，几床被子，这比咱们当年知青住破庙还苦啊，我看着这些，当时鼻子就酸了。
我去喊我的老婆，我看见她和几个姐妹正埋头在织布，一人一台机器。还真是那回事，布织得很好，很白。她们选出来的厂长是赵大姐，赵大姐见我去了，说，来视察来啦，欢迎领导同志视察。我说真不错呀，真搞起来了，啊。赵大姐说，靠你们男将，喝稀饭。女同志干事呀，干一件成一件，男将干事，十件没一件成的。
她们都自豪得不行，我就连连夸奖她们，心里却说，这哪是纺织厂呀，这就像小伢“过家家”。我老婆瘦多了，我说你头还疼吗？她说疼让她疼去。我要她坚持服药，她说一忙就忘了。
我从她们那儿出来，听到纺织机声渐渐没了，看着安静的城郊的景色，鼻子一阵阵地发酸。我在心里问，这就是创业啊？这大把年纪了，还不就是想把个生活混过去吗！
然而搞了四个月不到，我老婆她们就完了。事情蛮简单的。她们织出的坯布自己没人推销，因为都上机忙嘛，还因为她们过去都是工人，没干过销售这活，屁都不懂，相信别人了，交给原来厂里销售科的一个副科长，也是个女的，跟赵大姐关系很好的一个。那女的当然愿意嘛，可以拿回扣嘛。就这样，让她代理销售。
第一个月不错，坯布卖了，货款没完全收回来，收了一部分够进纱碇的，第二个月销售还是很好，没积压，就钱没收回。第三个月还是钱没收回来。赵大姐急了，没钱进纱碇，就要停产了，便亲自去追货款，一直追到江苏，一问，全付清了。那个女副科长呢，个斑马养的，进戒毒所啦，把我老婆她们的坯布钱全吸了白粉！
机器被人抬走了，租房子的钱和电费至今还欠着在，全是我嫂子担了。我们两口子那些年积攒的一万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我老婆就疯了。那还不疯，我老婆那些天人就恍恍惚惚的，嘴里不停地咕咕叽叽。有一天晚上我以为她去上厕所的，光着身子就出了门。唉，夫妻俩就这一万块钱的积蓄呀，谁知道她是怎么攒的，一分一厘地攒，全成了人家注射的毒品。
你说找那个科长的家里人要？她的老公也是个吸毒犯，双双都在戒毒所里。
我老婆犯病了经常往后湖乡跑，我几次都是在那里找到她的，我老婆在那个拦牛的大院子里，还坐在空空荡荡的过去放机器的地方，说，看，出布了，出布了！我老婆将那身纺织女工的衣裳穿得周周正正，帽子也戴得周周正正，就那么坐着，说，出布了，出布了。我就说，是棉坯呢，还是涤坯？我老婆不答理我，就笑，就破口大骂，个斑马养的。我就说，啥布都没有，女人屙得起三尺高的尿来！我上去就抽她一个嘴巴，把她抽清醒了，就把她带回来。每次如此。
为她治病，没少花钱。我是烟也不抽啦，酒也不喝啦，特别是她两个姐姐，总是拿钱出来给她治病。她妹妹作算没钱。她妹妹我不是说了是个白化人么，后来找了个老公，生了个十分乖巧的儿子，但被老公甩了，她一个人带个孩子。我老婆那纺织厂多少还给报点医药费，但你每次去，拿一把药费条子不是找不到这个就是找不到那个，再不就说没钱了，下次再来。我就想老婆病成这个样子了，我弟弟还欠我三千块钱，我于是便到黄石去找我弟弟，让他想办法还点钱我给他嫂子治病。我到了黄石，我才知道我弟弟在专给人拉皮条，靠这个混饭吃，混一包烟抽。你看，堂堂的武汉伢，一表人才，在黄石竟干这个。我当下就要他回武汉去，我说钱我可以不要你还了，但你得回去，别给自己丢脸给咱们家丢脸了。
回来以后我弟弟说，哥，钱我还你，不过要请你帮点忙，咱们一起做点事。我说啥事？他说摆象棋残局。他说我在黄石摆过，赚钱。他说你就帮着做个“笼子”演个戏，我还有两个哥们，一起出去在汽车站外马（外地人）多的地方去摆，有时戏演好了，什么戒指、手表、手机全输给你，几百块几千块输的都有，就是要演得像。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欺负乡下人，外地人，做笼子让人钻，这不丧天害理吗？你也下过乡的，咱们都做过乡下人，你未必把什么都忘了？咱穷是穷点，可不能做那丧天害理的事，人家会骂着咱说，难怪他们穷得没正当职业干坑蒙拐骗的，为人不善嘛，那还不一辈子穷，世世代代都受穷。穷也要有人味。我吼了我弟弟一通，我弟弟不服，说，听你这话就气，那些贪污受贿的干部家里金银成堆，他们就善了，比咱们不坏一百倍，为啥富呢？这年头，人不坏能来钱？于是我弟弟就去摆残局，压分子撞猴子去了，还给我还了千把块钱。但有好几回都撞在警察手上了。
唉，我们这把年纪，是坏事不敢搞，好事也搞不成啦。就是这样，坏不能坏，好不能好，这辈子一晃就晃完啦。
到这里来吹箫，也是突然想起来的，好玩。有一天夜里，闷得慌，出来散心，就走到这条街上来了，要了几块卤干子，想喝瓶啤酒解闷。见到这些卖唱的，我的妈呀，我承认极个别有水平，大多五音不全，这些外地人，就这种水平还敢来汉口混，我佩服他们胆真大。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我看几个吹笛子吹黑管还有巴松的，我想，我比他们吹得好。我就开始暗中观察，看他们一个晚上能赚多少钱，嘿，我看了几个，到转钟一点的时候，几十元到了手。这样下来一个月不一两千块！我就想，我也来吹一把试试，这里还没有箫，还是个新鲜名堂。
我这样作了决定，半夜回去，就翻箱倒柜，找出这管箫。用旧衣服包得蛮好，十几年、二十年没动啦，下乡当知青的一件纪念品。当初之所以把它保存，还是信了点迷信，认为病退回来的那一次，我与我老婆在路上双双遇险，死了那么多人而我们两个毫发无损，当时手上就抓着这管箫，我就认为是它保了我们的命，因此，不吹了还是把它藏下了。现在我没饭吃了，它又要救我的命。我找出了箫，赶快把它浸水，我们叫润音，箫跟人一样，在吹之前要先喝水润润嗓子，这样，声音就有水灵灵的味道，焦脆，否则，就是哑不拉叽的。我润了音，关进厕所里，吹了两曲，一点都不生疏，就像每天都在吹一样。那个晚上别提多兴奋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箫演奏》，我得练几首传统曲子，因为我识简谱，就每天练《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平沙落雁》、《苏武牧羊》什么的，还有《梁祝》、《送别》。我每天在家里练，我女儿不满，说，妈有病，你还有心思吹箫。我也不解释，先练。我那有病的老婆一听见我吹箫，狂躁的精神就安静下来了，像不认识我的一样，坐在远远的地方呆呆地看我吹箫，面带微笑。我发现这箫声还真能治我老婆的疯病。也可能是箫声又把她带回了插队的那种生活的记忆中，她头脑虽不清醒了，但这箫一吹啊还是能触动她哪根没有病变的神经的。反正，箫使她安静多了。
我就练了一个星期，练得差不多了，我便拿着箫也写了个牌子来到这里。我让自己像平平常常一样。刚开始没有啥生意，赚不到钱，我就半卖半送，给十块吹两曲三曲，没人点了我在空桌前也吹，让大家接受我的箫。慢慢地，我就有了一些听众了，老年的、中年的，甚至八〇后，流行歌曲我也吹。流行啥我就能吹啥。箫嘛，这是中国管子，虽然土点，它有它自己的味，你西洋管子再好，像双簧管、大管、大号小号什么的，照我看来，还是没有咱中国管子好听。总有听得懂的人，他听厌了你吉他自弹自唱，再来点箫，闭着眼睛听，直往心里去。箫就是这样，送到人的心里。
开始的时候我没给我的女儿讲，女儿还以为我在外干什么坏事呢。我天黑出去，半夜三点回来，我女儿说我不管她，也不管她妈。我说我挣钱去了，就把那些钱拿出来堆到桌子上，十块五块的。然后我就去菜市场，买肉呀，买鱼呀。我把它们做好了，端上桌，就说：你们来吃呀，这都是我挣的，我吹箫挣的。你们不是说平常没有油水吗，从今以后大肉大鱼让你们吃个够。我女儿那肝病非得要吃点有油水的东西，加上学习又紧张，营养跟不上，人就打不起精神。我那痴痴呆呆的老婆吃着肉，我就对她说，金凤，你还记得箫呀？咱们那时候垒大寨田搞田间小演唱吹箫，晚上在那个庙后头的山上，咱们吹箫。你看，就这点东西，丢了也就丢了，不丢，现在能换来吃的喝的了。你看，我啥力气都不费，吹了两曲，酒就跟我走回来啦。我端举酒杯，我亮着酒。我想给谁敬一杯酒，给箫么，就是箫。我想敬它一杯。我想说，老伙计，你不声不响的，现在你能帮我了。
在这里晚上吹箫，白天睡觉，我就照顾不了我的老婆了，我把她交给了她大姐。她大姐是个好人，她大姐夫也是个大好人。她大姐夫是军人嘛，退休后闲不住，他们住徐家棚江边，退水后有大片的江滩，他就在江滩上开了几垄荒，种些白菜萝卜、菜薹豌豆什么的，在地头搭个小棚住里面。她大姐两个儿子都在上班。于是她大姐就照顾我老婆。我老婆在她们家准时吃药，病情控制住了。不过她不能看见纺织厂的工作服，见了就焦燥不安，往后湖乡跑，也往自己过去的厂子里跑。
白天，我也过江去看看我老婆，跟她说说话，有时就到她大姐夫的菜棚去聊聊天，喝喝酒。我们在江边的小棚里喝着酒，看着江对面汉口的高楼大厦。我听她大姐夫说，有几个香港的游客曾散步到他那儿，跟他说，在这儿看汉口，也就跟站在九龙看香港一样，汉口这些年简直就像香港了，而且大桥一座接一座，二桥、白沙洲大桥、二七长江大桥、天心洲长江大桥，都横在长江上了。我在她大姐夫江边的菜地里，也喜欢看汉口，特别是打雷过后，天上干净了，没了雾霾，那一栋栋高楼几好看哪，把汉口都占满了，听说，马上有一栋世界第二高的楼要竖起来了。我就想，生活总还是有希望的。我拼命地吹，努力地吹，想多挣几个。你问我女儿啊，现在早结婚了，女婿是个农村伢。就因为她的病，没敢要孙子……我凭吹箫挣了点钱，给她买了个小户型的房子，首付我出了，按揭她还。我也没指望晚年会靠她。唉，我知道我老了会很惨的，那时候，我就带着这管箫去全国流浪去。我相信有这管箫，哪儿都能弄来吃的。跑不动了，往哪儿一歪闭了眼，鬼都不晓得。哪儿死了哪儿埋……
吹箫人喝光了杯中的酒，被人唤过去了，他的故事大致也讲完了。我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在人头攒动的酒桌中看到他，正坐在一群亢奋的食客中间，他在给他们吹什么《新鸳鸯蝴蝶梦》，我依稀听见：“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四飘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我走出大排档，外面街道的空气清新多了。依然是车水马龙，霓虹闪耀，武汉的夜色越来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