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界是人类的栖身之所，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平台。自然界向人类提供各种宝贵而丰富的资源和必需的生存环境。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无法生存，也就不存在人类社会。但自然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虽然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即人是能动的一方，自然界是受动的一方，但是，人类往往无法抗拒强大的自然力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打击和破坏。人类在创造自然环境，不断地改变自身生活条件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自然界的各种挑战。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自然灾害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人类。它就像潜伏在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时时刻刻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赖以维系自身生存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当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灾害降临时，人类无暇无力自救，这时候就不得不接受伤痛和死亡的厄运。地震、火山喷发、海啸、龙卷风、泥石流、干旱、高温、冷冻、洪涝、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一直不断地危害人类生活和威胁人类生存。自然灾害对早期人类造成的后果，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一次地震，一次洪水，一次瘟疫或者一次饥荒，都有可能导致文明中止，国家灭亡。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发现的某些人类文明的中断，大都是重大灾害所致。古代希腊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疟疾侵入了古代希腊的家乡”。
在现代社会，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由于人类对大自然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社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全球环境恶化，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反而使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日益增高。一些过去未曾有过或危害较小的灾害相继出现且愈演愈烈：土地沙漠化、大气污染、酸雨、臭氧层破坏、水污染、固体废物、地面沉降、生物多样性变化、赤潮、水土流失等等，这些灾害对人类的威胁虽然不像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害那样迅猛和直接，但其危害程度却相当巨大。这些灾害具有隐蔽性、潜发性、渐发性的特点，如果人类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去防御，一旦积聚到一定能量而被释放出来，也会像洪水猛兽一样让人类无法承受。而且，随着人类活动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自然界还会不断向人类提出新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就先后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禽流感等新的疫病灾害。2006年12月26日，台湾南部海域大地震，造成亚洲大面积的网络瘫痪，马来西亚、新加坡受害最重，有人把它称作一种新的灾害——网络灾害。似这种次生的灾害以后还会有哪些？我们实在无法预知。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历史。自然界各种能量的释放，是自然界按其自身规律运行的动化表现。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也会和人类社会结伴而行，人类不可能彻底消弭自然灾害。但是，这并不表明人类根本就无法战胜自然灾害。在历史上，人类对自然灾害坚持不懈的抗争，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随着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研究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自然灾害，探讨各种自然灾害的本质、致灾因子、成灾机制、灾害特征、变动规律，以及人类抗击自然灾害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和荒政思想等，对我们今天做好防灾抗灾工作，甚至战胜某些自然灾害，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鉴往以知来，经世而致用，这也正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之所在。
一、清代以前自然灾害史追述
《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是这套系列书的最后一部，它考察和研究的对象是清代的自然灾害。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对清代以前的自然灾害状况做简要的回顾，以尽量保持这套系列书籍的前后一贯。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种种苦难。邓云特先生根据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灾害统一按年次计算，统计出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6年的3700多年间，我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258次，其中水、旱灾害居多，分别为1058次和1074次。而从公元前180年至公元1949年的2130年间，造成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自然灾害就有230次之多。相信这些还不是确切的数字，实际灾次和死亡人数比这要高。可见，中华民族5000年的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同自然灾害做斗争的历史。
我国远古时期的自然灾害，无文字史料可查，但传说非常丰富。根据古籍记载，从远古时期起人们就被灾害所困扰，中国先民也一直同自然灾害做着顽强的斗争。“大禹治水”是千百年来华夏大地流传非常广泛的故事，其影响可谓历久弥深。大禹为民造福的品德、刻苦耐劳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大禹治水的故事，作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还在于它透露给我们的重要史学信息，那就是我们的先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同自然灾害做斗争，而且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防灾、抗灾的经验和方法。
先秦时期，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战国策》、《左传》、《国语》、《吴越春秋》、《水经注》以及先秦诸子和经书当中，但资料不甚丰赡。其中《管子·度地篇》把灾害划分为五大类：“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这五大类灾害包括了水、旱、风、雾、雹、霜、虫等七个灾害类型。实际上，诸如雪灾、地震、火灾、瘟疫等灾害史料在一些书籍中也有零星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对这些基本灾害类型有了初步认识。
两汉以降，由于《史记》等纪传体正史的出现，在体例上更加适合记载某一类史实，灾害史料逐渐被集中起来。正史中的《五行志》基本上将历代自然灾异的资料汇于一目，另外在“纪”、“传”中也多有记载。把“二十五史”中有关自然灾害的资料串联起来，就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自然灾害史》，再加上“正史”之外其他各类书籍的记载，自然灾害史的资料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两汉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激增，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增多，生态环境发生较大的改变：森林、灌丛、草原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自然灾害种类和发生频次随之增多。根据邓云特先生统计，两汉时期（含秦代）发生旱、水、地震、虫、疾疫、风、雪霜、雹等各种自然灾害共计361次，其中旱灾81次、水灾76次、地震68次、虫灾50次、疾疫13次、风灾29次、雪霜灾9次、雹灾35次；根据陈业新的统计，两汉时期旱灾、水灾、地震、虫灾、疾疫、风灾、雪灾、霜灾、雹霜灾再加上寒冻灾害共计507次，其中旱灾107次、水灾79次、地震95次、虫灾65次、疾疫42次、风灾37次、雪霜灾28次（雪灾18次，霜灾10次）、雹灾37次、寒冻灾害17次。水旱灾害交替发生、蝗虫灾害严重、地震频繁是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基本特点。关于两汉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宇宙天体及地球的方方面面去进行综合研究，认为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这一时段，是一个地象、天象、气象异常期，震灾、海漫、冰川、山崩地裂、特大水旱、河患、蝗灾、大风飞、大雪严寒、瘟疫都有异常出现，从而得出“两汉自然灾害群发期”（两汉宇宙期）的结论。这一发现对研究两汉自然灾害的成因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战争连绵不断，是一个天灾人祸并作的年代。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次超过两汉，“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据邓云特先生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共计619次，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水灾、旱灾、地震、风灾、雹灾，分别为133次、137次、93次、87次、71次；其余是疫灾、蝗灾、霜雪灾害及歉饥。尽管现在从各种资料核证，这些统计数字非常粗略，但仍可以大体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状况。这一时期，危害最为严重的仍是水旱灾害；相比较而言，旱灾的威胁性要小于水灾，其主要原因是两汉以来劳动人民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增强了抗旱除害的能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燥，如竺可桢先生认为这一时段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因之这一时期的风灾以及霜雹雪等冷害也比较严重。而战争的频繁发生，使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异常复杂，由战争导致的饥荒、瘟疫也较其他历史时期更为突出。
隋唐五代时期，农业生产处于一个大发展阶段。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结构和经济活动区域发生变化，自然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变。水旱灾害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农业灾害；风灾、雹灾、雪灾、霜灾、蝗灾等灾害也时有发生。据统计，隋唐五代时期，共发生旱灾170次，水灾163次，虫灾55次，雹灾39次，霜冻18次，风灾31次，疫灾19次，牛疫7次，地震61次，旱灾引起的饥荒17次，不明原因的饥荒56次，水灾引起的饥荒2次，雪灾11次，鼠灾5次，山摧4次，兔灾1次，其他灾害2次。和以前朝代相比，这个时期自然灾害总的特征是：灾害的群发性与连发性增强，强度增大，频次增高；灾害种类增多，以前史书中罕见的灾害如鼠灾、兔害开始出现；灾害多发地区具有明显的迁移，唐代中期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淮南地区成为灾害的多发地区。
宋元时期，农业生产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生变化，手工业、商业相对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生产重心大多在江南地带。经济结构的变化和重心的转移对农业自然灾害的灾情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这时期危害最大的农业灾害——水灾，江南就占主要部分。据统计，宋元410多年间，共发生水灾348次（宋232、元116），旱灾305次（宋198、元107），饥荒242次（宋153、元89），虫灾193次（宋108、元85），风灾117次（宋76、元41），雹灾94次（宋39、元55），地震72次（宋41、元31），疫灾59次（宋34、元25），霜灾43次（宋15、元28），雪寒灾害22次（宋14、元8），鼠灾10次（宋7、元3），山崩5次（宋1、元4），其他灾害4次（宋1、元3）。就两宋与元代相比较而言，两宋统治319年，元代97年，则元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要远远高于两宋。
明代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朝代。邓云特先生曾言：“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他统计出明代水灾、旱灾、地震、雹灾、风灾、蝗灾、歉饥、疫灾、霜雪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分别为196次、174次、165次、112次、97次、94次、93次、64次、16次。根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的统计，明代水、旱、饥、虫、雹、风、地震、疫、霜、雪寒、鼠等各种自然灾害的总数为1106次，和邓先生的统计数字有出入，但悬殊不大。近来，鞠明库又根据《明实录》、《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历象汇编》等资料，对明代洪涝、旱灾、地震、雹灾、蝗灾、风沙、疫灾、霜雪等八种灾害进行统计，认为明代这八种灾害的发生次数“不少于5700至5800次”。他们所依据的史料和统计标尺不同，故有不同的统计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明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是相当高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代自然灾害还有一个特点，即一些单次灾害波及面非常广、危害十分严重。比如，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6），关中发生大地震，据《嘉靖实录》记载，“二千里人烟几绝”，“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余”，“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这次地震重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其死亡人口之众、波及范围之广，在世界地震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再如，崇祯十四年（1641）的疫灾，波及217县，华北平原人口总死亡率在50%～90%不等，江南地区为20%～30%，其状况惨不忍闻。总之，明代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和危害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朝。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从古至今，呈现出灾害种类越来越多、灾发频次越来越高、波及地域越来越广、危害程度越来越大等特点。尽管历代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防灾救灾措施，但并未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入清以来，这些特点则更为明显。清代是自然灾害多发期，其受灾的频率、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前朝；致灾因子也较前朝复杂得多；清代荒政亦集历代之大成。
二、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与评介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的自然灾害。清代灾荒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灾荒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清代灾荒史研究的先行者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
首创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我们有信心超越前人。在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总结一下这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以便在前人研究薄弱和不足的环节上有的放矢，进一步拓展灾荒史研究的新领域，把这项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些学者已经对清代灾荒史研究状况做过学术综述，朱浒的《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对清代灾荒史研究所走过的学术历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回顾，对有关清代灾荒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分类详细汇总，既肯定了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中肯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认为，就清代灾荒研究的学术成果来看，“现在还远远不是论功行赏的时候”，研究者们尚需在很多地方下苦工。阎永增、池子华的《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综述了20世纪后十年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成果和史学动态，并且提出了关于加强和完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一些建议。其他如邵永忠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卜风贤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吴滔的《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等都有相当的篇幅涉及清代灾荒史领域的研究成果。
既然已有这么多的学者对清代灾荒史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我们在此不再重复。因此，只对本世纪以来（2000～2008）的有关清代灾荒的学术论文进行汇总和评介；至于资料汇编及论著部分，因为多为通史性质，断代的清代灾荒著作很少，我们则对此予以追述。
（一）灾荒资料汇编
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从事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收集整理灾害历史文献是灾害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涉及清代自然灾害资料的整理成果主要有灾荒资料汇编和具有工具性质的书籍，故放在一起评介。
灾害资料的整理滥觞于李秦初1931年编制的《汉朝以来中国灾荒年表》（《新建设》1931年4月30日），而以专书的形式出现，最早的成果是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版），该书将历代天灾人祸之史料，从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起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止，按年代先后进行汇总，开创了将自然灾害资料进行汇编的先河。陈高佣先生用统计方法观察历代天灾人祸之高低频率，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两重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不仅为研究中国灾害史，而且为研究中国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水利史、气候学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虽然现在看来有许多粗疏之处，但其首发之举功不可没。王嘉荫的《中国地质史料》（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汇集了大量灾害史料，还发现15～17世纪存在一个各种灾害发生的显著峰值，即“明清自然灾害群发期”（明清宇宙期）。这一发现对现代灾害学研究的深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编《中国强地震简目（公元前780年～公元1976年）》（地图出版社1976年版），汇集了从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76年中国历史上震级大于6级的重大地震灾害，是较早的关于地震方面的分类性灾害史料汇编。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收录了从公元前1831年到公元1969年总计3800年内的地震资料。谢毓寿、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收集的地震史料，起自公元前约23世纪，止于1980年，时间跨度达四千余年，是关于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的巨著，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写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对各代自然灾害进行统计，是中国农史专题资料汇编之书，兼收部分荒政资料。宋正海主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灾异史料予以分类编排，其主要特色是运用了大量方志资料，后者还是第一部中国古代灾异链研究专集，对探讨自然灾害的并发、群发性特征多可取鉴；其不足之处是资料的搜集有粗劣之嫌。张波等编写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则是一部专门的农业灾害史料汇编，全书规模宏大，时间跨度从远古至清末，收录文字80余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最值得一提的是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以编年体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从1840年至1919年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资料翔实，是研究晚清灾荒的重要工具书；同时该书还兼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孟昭华、彭传荣合编的《中国灾荒辞典》（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作为中国灾荒史研究系列之一，可以用作参据性的工具书。另外，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了我国自1470年至1979年历年旱涝分布图共510幅，以及全国120个站点510年的旱涝等级序列表，不但是研究明清以及近现代自然灾害史的图表工具书，也可供科学研究、生产建设、经济规划等部门参考使用。张兰生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图文并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我国自然灾害灾情时空变化格局，不仅拥有工具书的实用性，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灾荒资料汇编或图集，都较多地涉及清代部分。
除了上述全国性的灾害资料汇编，地方性的灾害史料集更是数不胜数，主要有中央各部（局等）、地方各省、市、县编制的灾害史料集和具有典型区域特点的灾害史料集，另外由个人完成的地方灾害史料专著也不在少数。这一类灾害资料汇编到底有多少种，没人做过详细的统计。因为以各省编制的灾害史料集影响较大，由个人完成的地方灾害史料专著也各有所长，兹主要介绍这两类成果。计其荦荦大者，有：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印《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初版，1963年增订二版，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新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福建省历史上自然灾害纪录》（福建省文史研究馆1964年版），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研究所编《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1975年内部发行），赵传集主编的《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1980年版），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灾害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版），贵州图书馆编写的《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湖南省气象局气候资料室编写发行的《湖南省气候灾害史料（公元前611年～公元1949年）》（1982年版），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编辑组编写发行的《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公元前244年～公元1949年）》（1982年版），河南省水文总站编写的《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1982年内部发行），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张杰主编的《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印刷），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浙江灾异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编委会编《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气象出版社2002年版），火恩杰、刘昌森主编《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公元751～1949年）》（地震出版社2002年版），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实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地方性灾害史料汇编，资料大多取自方志，历数千人之手而成，清代部分占有较大的比重，是研究清代自然灾害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专门汇集清代灾害史料的书籍数量有限。李文海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灾荒纪年》，对各种重大灾荒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只是收录了1840年以后晚清时期的灾荒史料。其余的清代灾荒史料汇编大多是某一种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史料的汇总，主要有：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版）、《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年版）、《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8年版）、《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这是一套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是研究清代洪涝灾害的珍贵资料。地震方面的有原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写的《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本书依省区分别编列，涉及的地区范围包括直隶（今河北省）、奉天（今辽宁省）、安徽、山东、山西、河南等16个省区，时间从雍正十三年（1735）到宣统三年（1911），记录了各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发生地震的次数、时间、波及区域、受灾程度以及善后措施等；本书收入汉文或满文奏折160件，史料价值极高。另外，虞和平编选的《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书中大部分史料都与晚清民间赈灾事业有关，研究者于此书多有征引，亦可视为清代灾荒史资料选辑的一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中国荒政全书》（第1辑、第2辑），辑录中国古代各类荒政著作，所录文献多为单行本和丛书本，并以稿本、初刻本或通行本为底本，且对全部收录文献进行了点校。目前已经出版的第1辑、第2辑，主要是宋元明清时期有关赈灾救荒的多种专门文献，其中“清人所写的荒政著作，占了全部资料的百分之九十”。所以，该书是研究清代灾荒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前面介绍不少通代的省市自然灾害史料辑，但是以省市为单位的清代灾荒资料汇编几至阙如，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有一部，即台湾学者徐泓编写的《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史料新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二）论著
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历代灾况及救灾情况，在当时不但是集大成之作，而且也是对中国自然灾害进行学术研究的开山之作。尽管该书对灾害史料的搜集有诸多遗漏、研究结论未免偏颇，但它初步开创了灾荒史研究的范式，之后几近半个世纪没人能够超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灾荒史的研究呈现出无比繁荣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一学术领域，一些专书也相继问世。在这些论著中，既有综合性的灾荒研究，也有单灾种的灾荒研究；既有全国范围的灾荒研究，也有区域性的灾荒研究；同时还有灾害学理论及荒政等方面的专门研究。主要成果有：李善邦著《中国地震》（地震出版社1981年版）、王子平著《地震社会学初探》（地震出版社1989年版）、郭涛著《四川城市水灾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马宗晋等编著《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马宗晋等著《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袁林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明奇等编著《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王振忠著《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向军著《中国救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山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编委会著《山东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山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编委会编写的《山西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版）、甘肃水旱灾害编委会编写的《甘肃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编委会编写的《黄河流域水旱灾害》（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张海仑主编的《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版）、高文学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尹钧科等著《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邱国珍编写的《三千年天灾》（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张剑光著《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张建民、宋俭著《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孟昭华编著《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高建国编写的《中国减灾史话》（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张波著《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魏光兴、孙昭民编著《山东省自然灾害史》（地震出版社2000年版）、刘仰东、夏明方著《灾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张永宁等编著《天祸地灾——千年百次危及苍生的灾难》（石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谢永刚著《中国近五百年重大水旱灾害》（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绍骋著《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于德源编著《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公元前80年～公元1948年）》（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卜风贤著《农业灾荒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张崇旺著《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曹树基著《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这些著作因为研究角度不同，各有千秋。李善邦的《中国地震》全面论述了中国地震并兼及全球的地震资料，为中国地震科学研究奠定了根基。对历史上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研究，是灾害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袁林的《西北灾荒史》、王振忠的《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尹钧科的《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探讨自然灾害对历史时期的人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灾害史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的《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堪称典范。本书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自然灾害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而且分别就灾害的过程与规律、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中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水灾与地域社会、灾害与社会风俗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讨论。张建民、宋俭的《灾害历史学》、孙绍骋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就灾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的救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在灾害学理论研究上作出了贡献；《灾害历史学》还荣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2000年）、湖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2001年）。张波的《农业灾害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农业灾害学的框架结构，农业灾害的性质特征、成灾机理、时空分布以及农业灾害的测、报、防、抗、救、援等问题，是我国第一部农业灾害学专著。卜风贤的《农业灾荒论》，全面概述了灾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历史灾荒发生演变规律、减灾与农村社会发展等；涉及现实层面的多种问题，在农业发展和自然灾害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是一部较新的农业灾害学专著。张剑光所著《三千年疫情》是目前唯一的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书中以较大篇幅对清朝前期和清朝后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等问题作了论述，并专列“咸丰苏、浙、皖战场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两目，对咸丰、同治之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疫进行了讨论，对研究清代疫灾多有启发。李向军的《中国救灾史》，对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救灾制度、救灾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的研讨，总结了历史上荒政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论证了“救荒贵在得人”的道理，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孟昭华的《中国灾荒史记》，不仅罗列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灾害史料，对历代荒政措施也作了粗线条的勾勒。高文学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系统而具体地反映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概况，并对我国自然灾害的特点、规律，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及历史减灾经验教训进行了综合研究与总结，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各方面的历史灾害资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灾害史志性的著作。张崇旺所著《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以宏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灾害为切入点，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本书内容包括江淮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江淮地区的灾情概况、灾害与江淮地区的农耕社会、江淮地区的仓储备荒等，不仅填补了此前学界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灾荒系统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今天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防灾减灾也是大有裨益。曹树基的《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灾荒史的新成果。作者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基础上，将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农学、医学的概念与方法，应用于灾荒史研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策略、跨学科的研究手段以及作者对于中国灾害史理论的思考，构成了本书鲜明的特色。
清朝是拥有268年历史的王朝，目前全面系统论述有清一代自然灾害的论著尚未出现。但是对某一较长时段（如清朝前期或晚清时期）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灾荒史研究专家李文海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李文海牵头成立了“中国近代灾荒研究”课题组，开拓了历史学的新领域。他先后主持编撰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等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带动了国内史学界一批研究者展开对中国近代灾荒问题的研究，并培养了多名以中国灾荒史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研究人才。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是对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荒政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作者查阅了清代大量的官书、档案、方志和笔记文集，从救荒的基本程序、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等方面对清前期的荒政进行了总体论述，该书被誉为“荒政研究中的拓荒之作”。康沛竹的《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具体论述了晚清政府的防灾、救灾机制、晚清时期的灾荒思想，并从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及灾荒对晚清政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学术含量很高的清代灾荒史著。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本书以清代江南地区为时空断限，从疫病灾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高度着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全方位的分析（原因、时空分布、传播方式、救治措施等），展示出江南社会变迁的另一幅图景。作者视野开阔，将清代江南瘟疫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生态背景下去考察和研究，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这种新的尝试，对单灾种的自然灾害史研究以及人类生命史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作者不全是从自然灾害的角度论述瘟疫，但本书却堪称一部疫病灾害史研究专著。王林主编的《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以较大的篇幅涉及山东省晚清时期的灾荒状况，如“1855年黄河改道”、“清末山东黄河的治理”、“丁戊奇荒”以及旱涝等灾害情况。朱浒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作者以晚清社会变局为背景，分析了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台湾学者何汉威所著《光绪初年（1876～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一部对清末“丁戊奇荒”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而就清代单次灾荒的研究来说，除了数量可观的论文，至今尚没有专书出现。这本书的学术领衔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法国学者魏丕信著（徐建青译）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学术地位的专著。本书以方观承的《赈纪》及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以1743～1744年直隶赈灾活动为切入点，对清代自然灾害进行了初步考察，所论涉及清代荒政、国家财政、政府职能、地方民生等多个层面；对18世纪传统中国处理灾荒事件的“政府干预”能力给予较高的评价。作者独特的视角，对灾荒史研究者多有启发。
（三）学术论文
就目前所见，第一篇直接论述清代灾荒史的文章是竺可桢先生1928年发表的《清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其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虽然关于中国古代灾荒研究的文章也有出现，但完全以清代为考察对象的则几至阙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代灾荒史研究才真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90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不少研究清代灾荒的论文成果。据统计，“自1990至2000年间发表的清代灾荒史研究论文的数量，就大体上相当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相关论文的总和”。这一数字表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清代灾荒史研究队伍中来。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相关成果也日见新篇。下面对2000年以来有关清代灾荒的主要论文进行汇总和简要评介。
1.水旱灾害研究
水旱灾害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清代水旱灾害的研究，既有全国范围内的综合研究，也有以自然区域或者以省属、城市为单位的个别研究；既有侧重于探讨灾害发生原因的研究，也有倾向于分析灾害危害后果的研究。而且，和之前的研究相比，把水旱灾害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互动关系的研究放在了突出的位置，研究的视野进一步开阔。比如，倪玉平的《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一文，认为清政府为了预防水旱灾害的发生，不仅制订了极为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在河防、仓储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作者同时认为，皇帝在对付水旱灾害的过程中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吏治的腐败，治河防患走入了穷途。作者在另文《清代水旱灾害原因初探》中，对清代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水旱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清代水旱灾害之频繁，究其原因，既有地理条件本身不利的影响，又有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有漕运政策及吏治方面的原因。而“人为因素所引发的水旱灾害及其所造成的损失，较之地理条件本身的影响，有过之而不及之处”。高升荣的《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主要从人为活动因素即人类的不当行为入手，对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发生的原因进行考察。作者认为，各种人为活动如盲目的滥垦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引致了旱涝灾害的发生；并指出“整个清代淮河流域经历了从初期灾害较多到中期灾害相对较少到末期灾害复又增多的过程，也是人为活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雪芹的《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探讨了明清黄河水患产生的原因及由此带给下流地区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作者对现代黄河出现的断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张崇旺的《试论明清江淮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业耕作的变迁》，以灾害社会经济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业耕作关系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冯贤亮的《清代江南沿海的潮灾与乡村社会》，主要分析了在潮汐和潮灾影响下，清代江南沿海乡村生态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迁，民众生活也随之产生诸多的变化；作者另文《旱魃为虐：清代江南的灾害与社会》，通过江南发生过的主要旱灾事例，重点考察了灾荒期间的地方民生与政府活动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杨鹏程的《清朝后期湖南水灾研究》主要探讨了清朝后期湖南水灾的时空分布与特点、旱灾造成的影响与损失等；作者另文《晚清湖南旱灾研究》，对清朝后期湖南旱灾的时空分布与特点、旱灾造成的影响与损失等进行了分析讨论。行龙的《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通过对晋水流域环境要素的历史考察，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峪水为灾”的自然生态因素。日本学者堀地明所撰（张永江译）《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水与救荒活动》，利用丰富的官府档案资料，对光绪三十二年江北大水发生的原因、灾情以及灾后官方和民间的救助活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关于清代水旱灾害研究的论文还有王金香的《近代北中国旱灾的特点》和《近代北中国旱灾成因探析》，张建民的《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张修桂、左鹏的《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社会》，尹玲玲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与洪涝灾害——以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为中心》，苏凤格的《康熙时期黄淮水灾成因探析》，于德源的《清朝后期北京两次特大水灾的启示》，张颍华的《清朝前期湖南旱灾研究》，曹才瑞、曹丽芳的《近500年来山西中部地区旱涝的阶段性准周期演变规律初探》，伍海平、曾素华的《黄淮水灾与泗州城湮没》，岑松的《清代岷江流域洪灾成因略论》，苏新留的《晚清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和卫国的《灾民流动与基层诉求的政府应对——以嘉庆六年京师、直隶水灾为中心》等。
关于清代最严重的灾荒之一、光绪初年大旱荒“丁戊奇荒”的研究，2000年以后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而且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开始有意识地对“丁戊奇荒”进行系统的探讨。比如郝平的《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一文，通过对山西各种地方志资料的梳理、分析、统计，估计“山西省区在这次大灾中人口的平均亡失率约在50%～60%，亡失数约在800～1000万之间”，得出了和以往学者不同的研究结论；作者另文《也谈山西“丁戊奇荒”之原因》，主要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此次灾荒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再文《山西“丁戊奇荒”的受灾强度》，从受灾的自然和社会反映两个方面，探讨了山西省区遭受灾害的强度，尤其是对社会反映方面以重点剖析，为当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山西“丁戊奇荒”的时限和地域》一文中，郝平利用大量方志资料考证了此次大旱在山西的时限和地域，认为山西“丁戊奇荒”发生时间早，受灾州县几乎遍及全省，进而说明了山西受灾之重。郭春梅的《河东“丁戊奇荒”探研——以河东碑刻为主》和《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两文，利用碑刻这种独特的历史文献，对河东大灾发生的时间、范围、灾情，以及灾后地方政府在救灾中的作用和此次大灾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还撰写了《光绪初年山西旱灾初探》，对光绪初年山西旱灾的灾情和形成原因及其严重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讨论，认为灾荒之所以造成了严重后果，人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作者并在《光绪年间河东“丁戊奇荒”及启示》一文中，通过对河东灾荒前因后果的综合概述，讨论了光绪年间的大灾荒带来的现实指导意义，呼吁今人“重视历史遗产，借鉴历史教训”。安特利雅·扬库著、邱志红等译《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卷》一文，以《襄陵县志》为例，用解读文本的方法对“丁戊奇荒”进行个案研究；艾志端著、丁蕊等译《晚清中国的灾荒与意识形态——“丁戊奇荒”期间关于灾荒成因和防荒问题的对立性阐释》一文，从英国《北华捷报》对“丁戊奇荒”的报道，以及晚清时期洋务派、顽固派观点的两种对立性阐述，来探析灾荒与晚清意识形态问题。由国外学者撰写的这两篇文章，不论是他们所采用的资料，还是论点表述方式，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于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多有启发。此外，关于“丁戊奇荒”的研究成果还有刘仁团的《“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满志敏的《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袁滢滢的《光绪初年山东的旱灾与赈济》、刘静的《山西“丁戊奇荒”的应对措施》、赵英霞的《“丁戊奇荒”与教会救灾——以山西为中心》、张艳丽的《“丁戊奇荒”之际晋南地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等等。
2.蝗虫灾害研究
在清代农业自然灾害中，蝗虫灾害的危害仅次于水旱灾害，因此，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种灾害类型。2000年以来，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但总的来看，数量不多。主要有：王建革的《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该文详细论述了清代治蝗过程中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程序，国家与乡村在灭蝗过程中的职能分配，治蝗的变迁与集权政治之间的关系等，并认为清代已经建立起由地方官逐级向上汇报、由皇帝监控下的总督、巡抚具体负责的捕蝗体制。这种体制在雍乾年间使得治蝗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至清代后期，因吏治腐败，治蝗中欺瞒现象严重，控制力度相应地减弱，督报监察系统失效，蝗灾危害随之加重。马万明的《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对明清时期蝗灾的空间分布情态进行了描述，并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的治蝗对策。闵宗殿在《清代苏、浙、皖蝗灾研究》中，根据苏、浙、皖三省198种方志资料，研究了清代苏、浙、皖地区蝗灾发生的情况、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三省的治蝗措施等问题。鲁克亮的《清代广西蝗灾研究》，根据广西多种方志资料，研究了广西清代蝗灾的发生情况，弥补了正史中记载的不足，考察了清代广西两次蝗灾多发期、蝗灾区域分布和成因以及广西的治蝗措施等问题，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陈业新在《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一文中，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考察对象，对明代至民国时期计500余年的蝗灾发生次数、时空分布、成灾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长期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叠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新创、刘成武的《湖北省明清时期蝗虫灾害统计特征分析》一文，对湖北省明清时期蝗虫灾害发生的统计特征及其与其他灾害耦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湖北省明清时期的蝗虫灾害频繁，具有“夏秋多，冬春少”、“丘陵山地发生少，沿江平原及岗地发生多”、蝗灾与旱灾几乎相伴而行等特征。
3.疫病灾害研究
疫病灾害是清代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有清一代多次发生大的瘟疫，因此，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00年以来，在清代单灾种的研究中，关于疫灾的研究成果最多，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李玉尚、曹树基、余新忠等人。
曹树基在1997年撰写《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一文后，又与李玉尚合作完成《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文，该文对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鼠疫的流行区域、发生原因以及每次鼠疫所造成的死亡人口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指出战争、水灾、旱灾和瘟疫四大环境灾害的交替发生、相互影响，“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在《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一文中，他们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就鼠疫传染病对云南农村社会的影响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认为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两人合作另文《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利用20世纪50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战争期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以及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对战争期间鼠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此外，李玉尚另撰有《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和命名》、《清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传染病》等文，曹树基另撰有《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以〈申报〉为中心》等文。
余新忠则把清代江南地区的瘟疫流行作为自己考察和研究的领域，相继发表了多篇系列性研究论文。在《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一文中，他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并结合现代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一文中，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的考察，认为尽管江南瘟疫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另文《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则主要研究了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机构、机制以及救灾力量的变化发展，并探讨了其社会影响。作者认为，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在《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一文中，余新忠论述了咸同之际江南瘟疫的时空分布和瘟疫种类、瘟疫发生的原因及影响等，对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作了估算，并且认为战争是导致这场特大瘟疫流行蔓延的重要原因。在《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中，余新忠以清代疫病预防为切入点，研究了种痘技术在中国江南的传播发展，认为种痘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宜估计过高。余新忠还撰有《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该文虽然不是疫病研究专文，但是作者从卫生防疫的角度着手，以清代江南为中心，讨论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行为体系以及近代变迁过程，认为清末以来，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及中国自身近代化程度的加深有很大的关系。
闵宗殿的《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是一篇对清代东南区域性疫病进行研究的论文，该文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及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分析和探讨。关于清代疫病灾害的相关研究论文还有：郭英之等人的《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谢琦的《清代广东地区瘟疫的初步考察》，彭海雄的《1894年省港疫灾研究》，唐振柱等人的《清代广西疫病流行病学初步考证分析》，林汀水的《明清福建的疫疠》，赖文、李永宸的《清代岭南地区烈性传染病防治专著》，杨鹏程的《清季湖南疫灾与防治》，魏珂、刘正刚的《清代台湾疫灾及社会对策》，赖文、张涛的《清代四川两次霍乱严重流行》，冯磊、张金钟的《清代乡村疫病救助中道德资源的积极作用》，董传岭的《晚清山东的疫灾及其防治》，林富士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龚胜生的《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等等。其中冯磊、张金钟《清代乡村疫病救助中道德资源的积极作用》一文，通过对清代乡村疫病救助的考察，认为清代围绕和谐人际与团结乡民的道德目的，乡村地区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疫病救助机制，道德资源在清代的乡村疫病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两文，虽然不是专论清代，但均将清代作为考察的重点。
4.其他灾害研究
其他灾害是指除上述水灾、旱灾、虫灾、疫病灾害之外的灾害，如地震、雹灾、火灾等，有关这些灾害类型的研究成果不多，单独以清代作为考察对象的成果更少。有关论文主要有：赵兰亮著《清至民国时期山东震灾的初步数量分析》，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山东地震进行了统计研究，并与同期水旱灾害作了比较分析，认为震灾虽然数量较少，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同时，本文以震灾危害性的函数关系解读了两次强震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辑《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史料》，主要以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甘肃宁夏府发生八级地震为主，将部分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及上谕档予以公布，以供研究清代灾荒史参考。在其影响下，出现了几篇研究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的论文。赵令志的《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依据满、汉文资料，从灾情、赈济、重建、奖惩等方面，对乾隆三年发生的宁夏府地震及清朝对此次地震的处理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王曙明的《试论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的荒政实施》以清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为例，进一步探究清乾隆时期荒政的特点与功效；徐爱信的《乾隆皇帝与地震救灾》主要研究了乾隆皇帝在地震发生后对救灾官员的整饬及所采取的救灾措施等。
倪根金、谢萍在《历史时期（1797～1958）西藏地区的雹灾及其应对考述——以西藏地方历史档案资料研究为中心》一文中，对1797年至1958年间有关西藏历史上雹灾发生的情况及其应对措施进行了考述。张家玉、刘正刚的《晚清火灾及防御机制探讨：以广州为例》，以晚清广州为例，对火灾的危害和发生原因以及当时的防火意识和救火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同时阐明了晚清时期对火灾的善后处理已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有黄兰田的《清代汉口的火灾与迷信》、唐黎标的《明清皇宫突发的几场火灾》两篇文章，均为知识性介绍或文史随笔一类的小文。刘正刚的《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闽粤赣三省虎灾的成因、危害及其分布和演变趋势。
5.各种灾害的综合研究
2000年以来，对清代各种灾害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比较多。在这些成果中，既有以自然地理区域为单位的研究，也有以行政省区为单位的研究，同时也有为数不多的以城市为单位的研究；研究内容，或侧重于探讨灾害发生的原因，或侧重于探究灾害造成的后果，或侧重于分析灾害的时空分布情态，或者将以上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且此项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边疆和沿海省份，关于内蒙古、广西、福建、台湾等地灾害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下面把主要成果介绍如下：
闵宗殿的《关于清代农业自然灾害的一些统计——以〈清实录〉记载为根据》，主要依据《清实录》资料，对清代各种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通过量化的研究结果以昭示清代农业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卞利的《论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对清初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类型、特点、清王朝的治灾对策，以及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魏章柱的《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记录分析了台湾主要自然灾害风灾、水灾、旱灾、震灾的基本情况，防灾救灾的措施以及灾害带给台湾社会的危害和影响。徐心希的《清代闽台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救治办法研究》，对清代闽台两地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种类及其所造成的破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并对两岸民众抗灾赈济中的互动等作了初步探讨。杨鹏程对清代湖南的灾害给予更多的关注，除了前面介绍的水、旱灾害两文，他还撰写了《清代后期湖南的虫灾、风灾、雹灾和冰冻雪灾》一文，对清代后期除水旱灾害之外，危害较大的灾种虫灾、风灾、雹灾、冰冻雪等灾害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又撰文《清朝前期（1644～1839）湖南灾荒频仍的社会原因探析》，对清朝前期（1644～1839）尤其是康乾时代湖南灾荒频仍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除了湖南本身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外，随着人地矛盾的激化，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遂致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包红梅的《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成因分析》主要以《清实录》史料为基础，从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视角，对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成因进行了剖析。于志勇的《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浅析》一文，对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所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并对其发生的原因、灾害类型、特点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该文是对清代内蒙古地区自然灾害进行统计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之一，但作者统计结论谓“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灾害数量竟占清代总灾害数的18.20%，次间隔1.31年”，这一研究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高升荣的《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以乾隆朝为例》主要分析了清代乾隆年间黄泛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吴媛媛的《明清徽州灾害初探》利用有关史料对明清徽州社会的灾害情况进行了概括，对当地所见的十余种灾害从危害形式、易发季节、灾害原因、当地的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赖莉云的《晚清广西的自然灾害及赈灾政策》探究了晚清广西自然灾害的特点、成因及其赈灾措施。
除了上述评介的成果，对清代各种灾害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还有王建革的《清代华北的灾害与乡村社会：一种周期性调控系统的作用》，李自华的《清代婺源的自然灾害与地方社会自救》，徐国利的《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害》，刘海岩的《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徐国利的《清朝中期安徽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成因及其危害》，杨增强等人的《明清商洛：战乱与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刘树友、王文涛的《清末民国时期秦东地区自然灾害的预防及救治》，王文涛、刘树友的《清末民国时期秦东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后果》，赵崔莉的《清代皖江圩区自然灾害论略》，郝平的《近代太原县的灾害与基层社会——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等。
6.灾荒应对问题研究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最为发达的时期，所以，关于荒政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是灾荒应对问题研究的重点。继上世纪末叶依能撰写《清代荒政述论》，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对清代荒政作了总体评价之后，2002年，倪玉平又撰《试论清代的荒政》一文，该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清代的救灾防灾措施、灾后重建措施以及政府对灾荒的巨大投资等问题。作者认为清代国力与荒政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清朝的国力，决定荒政；清代荒政，亦反映清朝国力”。在荒政运作中，政府行为对荒政实施的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这方面，刘永刚、胡鹏的《浅论清代灾荒与政府行为》一文，对清政府的备灾救灾思想、救灾政策、制度运行、吏治情况等政府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是中国古代灾荒最频最烈、荒政最发达的时期，“前期与后期灾荒频度无大的差别，但灾荒的危害程度明显加深”。张艳丽的《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认为在清代特大灾害频发的嘉道时期，政府之所以在荒政上主要采取工赈并鼓励民间赈济的措施，这“是特定时期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澳大利亚的邓海伦（Helen Dunstan）在《试论留养资送制度在乾隆朝的一时废除》一文中，对“留养资送”制度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探讨了乾隆帝两次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原因。
一些学者将晚清荒政的实施和近代化结合起来考察，把研究的视角投向社会的变迁，进一步深化了荒政研究的层次。如夏明方撰文《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三》，指出洋务思潮中出现了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农业减灾备荒的趋向，试图建立一种官、商、民多种力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社会化的救灾备荒体系，使得中国救荒理论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但是其实施还存有问题。鲁克亮、刘力撰文《略论近代中国的荒政及其近代化》，认为清末民初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第四个灾害群发期——清末宇宙期，在此特殊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极大变动，同样中国荒政也处于大转折大发展时期。作者以此为背景，对近代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了概括性分析，同时对近代两种不同的荒政措施及其近代化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于地方荒政探讨，于志勇撰写了《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荒政初探》，该文主要研究了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荒政实施的程序、措施、特点以及实际社会效果。倪根金、陈志国在《清代西藏地方政府救灾制度探析——以西藏地方历史档案资料为中心考察》中，对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的救灾管理机制、救灾程序、救灾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讨论。王日根所撰《清代苏北水灾民间救助机制及其效果》，主要论述了清代苏北水灾民间救助的典型实例、救助的物资来源以及民间救灾组织的经常化等，作者认为，“民间绅商在救灾中多能发挥积极作用”。孙华莹在《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中认为，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徽州荒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周荣的《中国传统荒政程序：理论与实践——基于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赈济实例的考察》，以两湖地区的赈济实例为考察对象，对明清时期的灾荒程序和理论，以及救灾实践进行了探讨。
地方官是地方荒政的直接执行者，因此一些地方官如左宗棠、林则徐等人的荒政思想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高中华的《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主要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形成背景与其边疆救灾活动及特点。王卫平、顾国梅的《林则徐的荒政思想与实践——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主要对林则徐在江苏任上的救灾赈灾措施进行了考察，并研究其形成背景和社会影响。关于林则徐荒政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论文还有陆玉芹的《林则徐江苏灾赈述论》、曾杰丽的《林则徐在荒政实践中的选才用人思想》、王娟的《“民本”与救荒——林则徐的救荒思想与实践》等。
灾荒救济是荒政中最为主要的内容，救济措施得力与否，是对荒政实施效力进行评估的主要标尺。在这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杨剑利的《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以“丁戊奇荒”赈灾机构和赈灾体制的变化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灾荒救治功能在晚清时期的演变。池子华、李红英的《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对晚清直隶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影响及减灾措施进行了全面探讨。陈桦的《清代防灾减灾的政策与措施》从政府政策措施的角度，对清代粮食储备、治河修塘、灭蝗捕蝗、信息奏报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性考察，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末代王朝防灾减灾活动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董龙凯在《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临灾措施及评价》中认为，在近代山东黄泛区的各种救济手段中，移民是“摆脱或减少灾害最彻底的形式之一”；其他措施在当时也曾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及管理不善等因素，效果并不理想。申学锋的《晚清救灾：政府的作为及其启示》主要探讨了晚清政府在救灾上的作为和实际效果以及教训。张建民的《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通过对社会特殊阶层——生员救济的史事分析，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朱浒的《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陕西旱灾与义赈》一文，通过检视义赈在1900至1901年陕西旱灾期间的活动，认为地方性系谱具有自上而下地向国家场域中蔓延的趋势，是一篇视角独特的灾荒救济研究论文。牛淑贞的《18世纪清代中国之工赈工程建筑材料相关问题探析》对18世纪清代中国工赈工程所需建筑材料的基本类别及其供应来源、工赈建筑材料的采买情况以及工赈办料中存在的弊端等进行分析、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荒政衰败的原因。卜风贤、冯利兵、彭莉的《明清时期减灾政策与救灾制度》简要介绍了明清时期的灾害预防、减灾政策和救荒制度。以上研究成果，基本上展示了有清一代灾赈内容与形式、灾赈对象与范围的演变脉络，从整体上构列出了清代荒政在实践中的效用与流弊。此外，关于灾荒救济方面的论文成果尚有：张颖华的《清朝前期湖南赈灾初探》，卢经的《乾隆朝捐监冒赈众贪案》，牛敬忠的《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赈灾中的捐纳》，王叶红的《光绪三十二年徐淮海灾赈中的官义合办》，苏全有的《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徐道稳的《清代社会救济制度初探》，杨鹏程的《清季湖南救灾赈务研究》，王黎明、蔡晓荣的《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赈灾活动》，张海山、曾湘衡的《陈宝箴赈灾兴湘述略》，杨松水、朱定秀、孙玮的《从嘉庆甲戌年皖中早灾赈济看清代社会救助的特点》等等。
仓储建设和江河治理是清代灾荒防备最主要的举措。张颖华的《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论述了清代前期湖南各地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建置和管理情况，认为各地的仓储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地方封建势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倪玉平的《试论清朝的常平仓》一文认为，清代的常平仓组织完备，法律严密，堪为历代之集大成者，在清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灾荒救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良好地运行，但是嘉道以后，“随着整个国家管理能力的下降，常平仓逐步弱化了它应有的积极功能”。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清代仓储的研究，更为关注的是地方仓储建设和管理，其中社仓成为研究的重点。黄鸿山、王卫平的《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以清代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为中心，研究了社仓兴废的过程、原因及社会影响。作者认为江南社仓之衰是因为社仓制本身存在缺陷，而清朝后期吏治的腐败也加速了社仓的衰败。吴洪琳的《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和《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主要分析了清代陕西社仓的运行原则和特点，认为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至一度形成民管与官管并行的与他省截然不同的特点。白丽萍的《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清代两湖平原地区社仓建设的基本情况，诸如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社仓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在黄河治理方面，霍有光的《清代综合治理黄河下游水患的常用策略与方法》，对清代防汛、抢险、堵决、浚河等方面“以水治水”的科学治河策略与方法加以钩稽与总结，认为清代黄河下游水患虽然严重，但不能否定当时在黄河治理上所取得的成就。清人的治河策略对今天的黄河治理仍有一定的借鉴与启迪作用。王伟在《当代和清代黄河治理比较研究》中，探析了清代人民在二百多年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治河技术，但也有沉痛的教训值得深思和借鉴。作者还通过对清代黄河治理的思考，提出了当今黄河治理的一些建议。阳光宁、汪志国的《周馥与直隶河道的治理》论述了周馥治水重视调查研究和兼顾民生，周馥治水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直隶地区经济的发展。汪志国、丁晓雷的《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对周馥治理山东黄河过程中的民本思想予以了肯定。
对于荒政之外的救荒形态，诸如在地方社会由绅商发起的义赈、宗族赈济以及民间互助等救济方式，在国家救济衰弱的清代后期于灾荒救济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研究者较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给民间义赈以很高的评价和定位。如夏明方认为，晚清时期，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义赈的出现表明“具有近代文明特征的救灾形式和救灾意识的产生并发生作用也就势所必然了”。2000年以来，出现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吴滔对清代江南地区的社区赈济形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先后撰写了《清代江南地区社区赈济发展简况》和《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等文，认为乾隆以前，民间以社区为单位的赈济已广泛存在，只是官方介入较多；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时期，随着国家荒政效率的降低，社区赈济民间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咸丰以后，社区赈济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以民间力量为主导。以此得出结论说，社区赈济在推动清代江南基层社会结构全面整合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衷海燕的《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对清代江西新城县的乡族义仓——广仁庄进行研究，认为广仁庄“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成为社区权力中心”。王卫平、黄鸿山的《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论述了政府救济、宗族救济、民间慈善在地方市镇救济中各自的功能。赵家才的《清代山东民间社会的灾害救济》，主要通过对清代山东地区多次经历的灾害进行研究，进而推论在清代民间社会形成了一套救灾系统，形成了非官方制度化倾向。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主要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救济机制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吴媛媛、何建木的《晚清徽州社会救济体系初探——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为例》，主要论述了光绪三十四年水灾的空间分布状况，并通过赈济机构、赈灾款项与赈济物资的来源与比例，探讨了此次水灾的赈济过程和各赈灾机构的实际作用。作者认为，在这场义赈中，“以洪廷俊为首的义绅和屯溪的公济善局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关于地方社会救济的研究论文还有王叶红的《光绪三十二年徐淮海灾赈中的官义合办》、曹爱生的《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乌仁其其格的《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社会救济事业初探》等。
另外，传统慈善事业虽然和灾荒救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每当灾荒降临后，地方慈善机构也常常能够发挥了一定的救荒功能。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未被学者们所忽视。其主要论文成果有：王卫平的《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曾思平的《清代广东养济院初探》，熊秋良的《清代湖南的慈善事业》，雷妮、王日根的《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韩丽的《晚清时期的山东慈善机构》，刘宗志的《从政府到社会——清代慈善事业救助主体的转变》，王卫平、黄鸿山的《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刘宗志的《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方福祥的《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颜晓红的《清代浙江地区城镇发展与慈善组织》等等。这些论文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地方慈善机构在灾荒救济中的实际功用。
7.清代灾害相关研究
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既广泛而又久远的，它几乎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上述论文评介不可能涵盖所有清代灾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客观地说，其分类也不可能十分精密。为了尽可能展示清代灾害对当时社会的辐射和渗透，下面再对与清代灾害研究的相关成果作一简介。
自然灾害除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引起的冲击也非常明显和广泛。比如，灾害和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作为灾害文化或者说灾异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始终为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课题。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董龙凯的《黄河灾害与近代山东的河神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对黄河灾害与近代山东的河神信仰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铜瓦厢山东改道以后，由于黄河频繁决溢为害，原来微不足道的祭神驱灾活动在山东民间信仰中开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王振忠的《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一文，通过对徽州村落文书的研究，揭示了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风俗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徽州民间因灾害而引起的民众对生存环境的焦虑与不安，形成了诸多具有徽州地方特色的民间信仰活动。徐心希撰文《明清时期闽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的特点》，对明清时期闽南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及特点、危害后果、赈灾措施、官民祈福禳灾的行为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者另文《明清时期闽台自然灾害对妈祖信仰的影响》，认为由于明清时期闽台地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破坏严重，促使从宋代就开始的妈祖信仰变得更加兴盛，并对其属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多元化、人性化及信仰主体的“分身”等。朱在《晚清关中农业灾害与民间信仰风俗》一文中认为，在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关中民众形成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尤其是和农业灾害有关的各种神灵信仰非常突出，关中民间信仰风俗的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灾害的发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王守恩、刘安荣的《17～l9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以独特的视角审视西教在山西的流布，认为山西近代频繁的灾荒是近代西教得以传入山西的原因之一。曹新宇的《从灾荒历史到灾难隐喻：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及群体认同》，通过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地方碑刻资料，对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的“韩祖救荒传说”和“祖师救荒事件”以及群体认同意识进行了评析，对研究灾害与基层乡村社会的关系多有启发。
关于清代灾荒与法律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上无人问津，仅有个别学者、个别文章在对清代行政法研究中零散涉及会典、则例中关于灾赈的规定。2000年以来，出现了至少两篇这方面的论文成果。方潇的《清代救灾法律制度述评》，论述了清代救灾的具体法律措施、基本操作程序，并对清代救灾制度作了另面反思，认为清代法律制度的完善并不能“解救黎民百姓于灾荒之中”，清代之所以天灾较多，除自然原因外，更多的是由于政治腐败、苛政剥削、人口增长等社会因素造成或助成的。赵晓华的《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从对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分析入手，对清代灾荒与法律的关系做了尝试性探讨，重点论述了清代因灾恤刑概况、因灾恤刑制度的主要内容、因灾恤刑制度的社会效果及矛盾等问题，认为因灾恤刑制度在运作中的诸种矛盾，事实上反映了制度本身的缺陷，“在君权绝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清代”，“因灾恤刑制度在减灾救灾的实际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作用又是有限的”。
关于清代灾荒与流民、移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池子华继1999年发表《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为例》一文后，又与李红英合作撰文《灾荒与流民——以19、20世纪之交的直隶为中心》，作者在文中对19、20世纪之交直隶的流民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频岁灾荒造成的生存状况的持续恶化，是当地产生大批流民的重要原因之一；直隶流民的流向呈现出复杂多元化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向心流动”、“乞丐与盗匪”、“在教民与拳民之间”三种形式；作者进而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灾荒、流民与义和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牛淑萍在《清代山东移民东北述论》一文中认为，清代早期山东人民移民东北与山东频发的自然灾害存在一定关系。王肇磊、贺新枝在《论清代移民垦植对鄂西北地区环境的影响——以十堰市为例》一文中则反向论述了灾荒与流民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鄂西北移民对当地的掠夺式开发，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导致了水旱等灾害发生几率增高。陈丽萍在《近代两湖地区灾荒流民问题的政府调控》一文中认为，近代两湖地区灾荒流民的影响，波及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政府对流民的政策与举措，“既不乏拯民于水火之良策，也颇多残害流民之法”。
从上述评介的论文成果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清代灾害的研究又跨入一个新的台阶，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成果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的7年之中，有关清代灾荒的论文有将近200篇，论文数量超过了2000年以前相关论文的总和。第二，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研究成果涵盖了灾害与清代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第三，和以前相比，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这些都是清代灾荒史呈现出的可喜的地方。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比如，就研究的时间范围而言，偏重于晚清灾荒的研究，对清代中前期的研究关注不够。就单灾种的研究来说，偏重于水灾、旱灾、瘟疫等灾种的研究，对地震、风雹、霜雪等灾种的研究关注不够，甚至没有一篇单独探讨清代风灾、雹灾、霜灾、雪灾的文章。就个别文章的质量来看，存在重复性劳动现象，有的文章甚至就是拿来几篇文章进行简单地组合和拼凑。就材料的搜集与利用看，手段仍比较单一。清代大量的官书、档案、地方史志等资料固然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碑刻等实物资料以及口述资料对清代灾荒的研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利用价值，目前对这方面资料的挖掘显然不够；清代自然灾害于当时的诗词、文集中也多有反映，但就现有成果来看，这些特殊的史料却很少被使用。
上述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虽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但是，只要研究者朝此方向努力，相信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2005年，李文海先生撰文指出，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一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二是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三是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四是中外学者的结合；五是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李文海先生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是从事灾荒史研究应该注意的方法问题，也是清代灾荒史研究以后所必需加强的问题。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围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清代是中国古代灾害多发期，其受灾的频率、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清代自然灾害的致灾因子、成灾机制、孕灾环境、灾害特征、变动规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态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凸显、明清灾害群发期（宇宙期）、发达的荒政等等，都显示出与以前朝代所不同的地方。结合清代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清代灾害群发期（宇宙期）的介绍与考察。当代中国从事灾害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存在4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4大“宇宙期”：“夏禹宇宙期”（约4000年前）、“两汉宇宙期”（公元前200～公元200）、“明清宇宙期”（1500～1700）、“清末宇宙期”（19世纪中叶以后），清代一首一尾占据其中的两个。本书第一章简要介绍这一问题，并将其作为理论用于实际的研究，以助于探讨清代自然灾害的成因机制及当时社会变局的自然生态因素。
第二，对清代自然灾害基本情况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是对水灾、旱灾、虫灾、地震、风灾、雹灾、霜冻、疫病、火灾九种基本灾害类型进行分析和列表统计，描绘出每一种灾害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特点及危害后果；然后把各种自然灾害放在一起分析，从宏观上构列清代的灾害场景，从而得出清代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同时，以自然生态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和自然的互动关系为依托，对清代自然灾害频发的深层原因进行尝试性探究。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
第三，关于清代救灾与防灾措施的研究。救灾与防灾是荒政中最主要的内容，中国古代荒政，发展至清代达到顶峰，堪称历代荒政之集大成。荒政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除了灾荒救济过程中的法令、制度与措施，另外诸如救灾的基本程序，防灾、备灾措施等，也属于荒政的内容。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主要是从清代灾荒救济的基本程序、救灾措施、备荒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从宏观上对清代荒政作出总体评价。
第四，关于自然灾害和清代社会的研究。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本书第五章从“灾害与清代君主政治”、“灾害与清代经济”、“灾害与清代人口”、“清代灾异文化”等方面，对灾害和清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
第五，《清代灾害年表》的制作。本表以《清史稿》所载灾荒史料为中心，将有清一代水灾、旱灾、虫灾、地震、风灾、雹灾、霜冻、疫病、火灾等九种灾害的灾况、相应的古今灾发地址、史料的具体出处等，按年代先后分条排列，以作为对清代自然灾害统计和分析的基本依据。同时表中“备注”一栏，把每年的饥荒史料备注于该年的灾害史料之后，以便于考察和了解“灾”和“荒”之间的相互关系。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从顺治帝立国（1644）至宣统皇帝退位（1911），计268年、历10帝。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清代的自然灾害，时间范围从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1年，空间范围包括整个大清版图。也就是尽可能地对有清一代268年的自然灾害情况做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四、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术价值
（一）理论与方法
自然灾害本身具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灾害的自然属性是指自然灾害的客观存在性或客观必然性，表现为灾害的动力或原因；社会属性是指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体现在自然灾害的作用对象和结果上。灾害的社会属性同时还包括灾害并不全都是自然力的肆虐，灾害还有人为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二重性决定了灾害史的研究对象，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的，特别是要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揭示问题的本质，发现事物的规律。
把自然灾害史作为历史学科的分支来看，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文献研究法。清代有关自然灾害方面的文献资料异常丰富，除了官书档案之外，方志文集多不胜收。因此，从史料的收集、甄别，到后来的梳理和使用，都有很大的难度。本书的灾害统计和分析，虽然是以《清史稿》所载资料为基本依据，但在行文论述上，则旁征博引，特别是尽量利用官书中所难以看到的方志资料，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分析论证，以求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史又属于交叉学科，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灾害学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农学、地理学、生态学、医学、细菌学、流行病学、统计学等一系列学科。因此，掌握和了解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十分必要的。结合清代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在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的基础上，本书还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文字与图表相结合
书中运用了大量表格和图示，采用分类、统计等方法对各种灾害信息进行分析和比照，将静止的灾害史料动态化、立体化，以期在清代灾害史的研究中，寻找各种灾害之间的联系和某种规律性。
2.个案分析与整体考察相结合
个案分析主要是对各灾种的计量分析，包括灾发次数、灾发频度、时间分布、空间分布等，以及对每一灾种的危害程度、危害特点的分析。然后汇总个案分析的资料，从宏观上勾勒出清代自然灾害的基本框架，从而对清代自然灾害状况作一个相对清晰的描述。本书第二章“清代自然灾害分论”，对水灾、旱灾、虫灾、地震、风灾、雹灾、霜冻、疫病、火灾九种基本灾害类型进行了分析探讨，属于个案分析；而第三章“清代自然灾害总论”，则从总体上探讨清代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成因机理及社会影响等，属于宏观考察。
3.充分吸收相关科学的研究成果
对交叉学科来讲，每个学科各有优势，研究者之间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吸取，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灾害史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工作者无论是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要超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尽管已经出现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但和其他学科相比，优势亦不太明显。就清代的情况来看，依然如此。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不避己短，充分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相关成果，诸如“明清自然灾害群发期”（明清宇宙期）的理论以及生态灾害学、环境灾害学、灾害天文学、灾害信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学术价值
1.自然灾害研究的学术生命力
自然灾害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大威胁，世界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防灾、抗灾、救灾工作。但由于受到自然变异增强、人口迅速增长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新的灾害种类不断出现，灾害发生频率日益增高，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仍居高不下，这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1987年11月，联合国举行第42届大会，决定从1990年开始，开展世界范围的“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把20世纪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并成立了“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倡导，引起世界各国对防灾、抗灾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把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以此为始，世界范围的灾害研究与减灾合作拉开了帷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然灾害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散发出勃勃生机。近20年来，有关灾害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日见新篇，断代的灾害史研究专著也开始不断涌现。就清代而言，这一时期，先后有《灾荒与饥馑：1840～1919》、《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清代荒政研究》、《灾荒与晚清政治》、《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著作问世。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自然灾害研究仍处在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缺少横向协作，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机制。灾害研究作为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毫无疑问，各学科的研究者早已意识到相互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合作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自联合国发起“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之后，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由国家地震局、国家气象局、国家海洋局、原地矿部、水利部、农业部、原林业部等七个部委组成的“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开展综合自然灾害的研究工作，至今已经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国家灾害科学与减灾对策研究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相比较而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史学工作者，除了在研究上充分发挥其“史学功力”的专长，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形成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有效沟通，还未能寻找到科学合理的跨学科交叉渗透切入点，这应是史学工作者以后长期努力的方向。第二，灾害研究的实用性还没能体现出来。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对人类的影响，灾害史的研究就是为此提供借鉴。目前和国外的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涉及以防、抗、救灾系统规划为主的高层次灾害研究较少，灾害的系统、综合研究也比较少，更少开展不同灾种灾害的综合成因机理研究，还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灾害科学体系。灾害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侧重对灾害本身的研究、灾荒思想的研究以及灾害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不是哪一方的责任，而是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承担的任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加强对灾害的综合研究，揭示灾害形成过程的机理与机制，建立将灾害形成机理与过程耦合的灾害动力学模型，完善灾害科学体系，使灾害研究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仍需灾害研究同行努力。”
灾害史研究一向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它虽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这个领域内还有许多新的研究内容和前沿性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灾害史研究是个恒久的研究课题，灾害史研究的诸多不足和它所拥有的无限开阔的前景，决定了其学术生命力将长盛不衰。
2.研究清代自然灾害的现实意义
灾荒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研究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把各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史料充分挖掘出来，把自然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展示出来，再现自然灾害肆虐人类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不断提高人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只是最基本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的特点，探索和总结自然灾害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为今天的防灾、抗灾斗争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经世致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就断代的灾害史研究而言，研究清代自然灾害，其经世致用功能则更为明显。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近代社会是在清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诸多方面都是由此逐步演化、延伸而来。所以，研究清代的自然灾害，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许多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清朝正值近代社会的前夜，晚清时期（1840年以后）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李文海、戴逸针对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论见，同样适用于清代灾荒史研究。
实际上，通过对清代灾荒的研究，我们业已从中受益。比如，我们只要经过简单的比较就不难发现，清代许多灾害频发的地域，和现在并无太大的变化，甚至古今一例，这就便于我们寻找某些规律，从而直接服务于今天抗灾备灾的实践。清代距我们很近，有关清代自然灾害的史料异常丰富，清代灾害问题应该是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的重点，清代灾害史研究者应该走到最前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5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德、英、法、澳、日等国以及国内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各自的研究成果做了交流，从不同视角、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对开创清代灾荒史研究的新局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中国灾害史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进行广泛交流合作的典范，把中国灾害史研究特别是清代灾害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清代灾害史研究正在面临着无比良好的机遇，《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这本小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成。尽管它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却是清代灾害研究的一项小小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