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对“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熟视无睹，教条主义地重弹他那日帝进攻中国旨在进攻苏联，我们的任务是保卫苏联的老调。例如，在事变发生后第三天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击。”《宣言》忽视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反而断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还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直接压迫中国革命的危险，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这样完全脱离人民抗日要求的口号。他们不是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不适当地过分强调国内的阶级矛盾，提出：必须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1932年，北平地下党发动、领导了“三一八”“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青年学生示威运动，以及三天两头地组织学生分头手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小旗，高喊“拥护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飞行集会。发动党团员和赤色群众到处写粉笔标语等。这些不讲策略、脱离群众的公开斗争，接连遭到了军警的镇压，使一度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开始低落。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压迫人民的抗日活动，不但示威、游行、罢工、罢课在禁止之列，就连抗日团体、抗日标语也被列为非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常常被逮捕、杀害，爱国学生也不断无故被开除。
为了扭转革命低落的形势，7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在清华大学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是，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会议不但没有吸取革命力量屡遭破坏、参加运动和群众日益减少的教训，没有指出种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革命运动暂时低落和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反而认为当时北平的形势是“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工人斗争从反攻走上进攻”。提出“目前北平党的主要任务是抓住北平工人的急剧斗争情绪，加紧组织与领导工人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一直作到发动游击战争、革命兵变与土地革命运动”和“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左倾口号。在城市工作方面，强调利用公开形式，反对所谓“旧的秘密工作方式”。在组织上则强调“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给“和平合法观念”“白色恐怖观念”“以无情打击”。
在这种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了“八一”示威和“九一八”周年纪念日群众集会示威，结果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部分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但是在支部会上总结这些示威时，总是不顾事实地瞎说：“取得了伟大胜利，扩大了政治影响。”1933年，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北平市委仍然没有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组织群众斗争，反而追随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依靠少数党团员骨干，由各支部公开征收共青团员，开展“红五月”工作竞赛和“冲锋季”活动。
虽然白色恐怖严重和“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使北平的革命形势暂时低落，但由于日寇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日益加深，北平青年的抗日反蒋斗争并没有停止。1932年以后，北平学生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教育和反对军警行凶迫害的斗争此伏彼起。5月，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生因旅费问题发生了驱逐院长程子云的斗争，遭到国民党的武装镇压，激起了全市学生的愤怒。中共北平市委抓住这一事件，在学生中广泛发动，使斗争迅速扩展到大、中、小学。并在这次斗争中，成立了北平大、中、小学学生联合会，统一了斗争的领导。为了抵制国民党北平当局的武力镇压，北平大、中、小学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把学生的斗争由反对个别专横的学阀扩展到反对整个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使某些学校学生要求免费和选择校长的分散斗争汇合成为北平学生争取言论、集会自由及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民主运动。其间，师大学生因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派校长请愿示威而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了冲突，师大学生在各校学生的援助下，坚持斗争两天。从1931年底起，各校教职员相继展开的索薪斗争，这时也汇合成全市性的运动，并且成立了平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与学生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反抗国民党压迫的一股力量。
为了加强对北平的法西斯统治，1933年3、4月间，国民党政府派遣反动的特务武装――宪兵三团进驻北平。从此，白色恐怖加剧，北平青年的斗争更加艰难。宪兵三团原驻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御林军”，是仿效法西斯的办法训练的一支特务部队，这次调来北平是专门对付共产党、青年团和抗日爱国人士的。宪兵三团有一套镇压共产党、破坏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经验，他们不仅利用国民党原来在各校的组织，还派了带枪的特务深入各大学频繁活动，采用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进步青年，甚至还派特务打入革命队伍内部刺探情报。因此，地下党团和外围革命团体接连遭到破坏。
为了实施反革命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当局在北平广设监狱、看守所。除原有的第一、第二监狱外，30年代初又建立了草岚子监狱（1932年3月，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一座关押、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魔窟。这座监狱大约能容纳100多人，在这里被监禁的既有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党员，也有大革命失败后入党的新党员；既有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也有许多青年学生。特别是1932年7月以后，关进草岚子监狱的，大部分是因参加抗日示威游行而被捕的青年学生。反动当局对被关押的革命者进行了非人的摧残和迫害。为了同敌人作斗争，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成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和团支部，成为狱中斗争的核心和堡垒。国民党特务不仅残酷迫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连一些知名度很高的进步教授、学者也难幸免。1932年12月初，师大进步教授马哲民、北平大学进步教授侯外庐先后失踪，几天后，北大教授许德珩也被捕。在拘禁期间，许先生亲眼看到监狱里人满为患，被关押的爱国学生有仅14岁的小学生和17岁的中学生。1934年9月，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教授范文澜先生也因保护进步学生，支持、资助抗日团体互济会而被捕，并被戴上铁镣押往南京。经多次审讯，始终找不到判罪的证据，竟给范先生加上一个“妨害友邦”的罪名。1933年，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知名人士的营救下，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相继出狱。1935年春，范文澜也在知名人士的营救下被释放。
为了冲破反动派制造的沉沉黑夜，唤起广大群众斗争的勇气，北平党团组织发动广大青年同敌人展开了坚韧的战斗。1933年4月9日，中共北平市委组织了几十个抗日团体1000余人在新华门举行前线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议在为抗日阵亡将士致哀后，进行了反日讲演，揭露国民党政府压迫反日运动的罪行。会后举行游行，几十名前线归来的负伤军人也赶来参加。游行队伍途经前门、西交民巷，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欢迎红军北上抗日”“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平津”等口号。反动当局派出军警冲散了游行队伍。
4月下旬，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公葬李大钊的活动，是这段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群众斗争。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后，尸体停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达六年之久，这次公葬活动是由左翼教授、李大钊子女及生前好友公开发起的。事前，党组织对斗争作了周密的布置，一面动员所有党团员和赤色外围团体踊跃参加，一面在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选定墓地，准备了一块刻着镰刀斧头标志的墓碑。还发动青年学生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挽联、募捐，知名人士赞助此项活动的达百余人。
4月23日清晨，事先早有准备的送葬群众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向李大钊灵柩的停放地――浙寺汇集，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着白色或蓝色的小花。6时，浙寺里奏起哀乐，送葬群众在灵前默哀致敬，继而悲壮的《国际歌》声冲破了沉闷的空气。伴随着这雄壮的旋律，送葬的队伍护送着李大钊的灵柩从浙寺出发，缓缓前行。送葬队伍里有大学教授、工人、农民、士兵、市民，而更多的是对国民党当局深切不满的青年学生。在送葬队伍的前列，高举着十几副挽联，前导横幅写着“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下款是“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两边的挽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它挽联的内容也多是沉痛悼念李大钊，怒斥国民党对日寇妥协投降、对人民血腥镇压的。公葬李大钊的活动实际上成了进步人民拥护共产党的赞歌，反对国民党的投枪。其表达方式却是含蓄而犀利，深沉而泼辣，其褒贬影射，皆可意会，具有扣人心弦的强烈感染力和战斗力。
送葬的队伍沿着下斜街、菜市口进宣武门，沿途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人群里间或有人高呼“李大钊烈士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队伍走走停停，不断有群众拦路设祭台祭奠。在西单牌楼公祭时，李大钊的棺木上覆盖着共产党党旗，棺前置放着花圈。参祭群众手里举着花圈、挽联或小纸旗，气氛庄严肃穆，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动着千万人的心。当队伍前锋行至西四牌楼准备举行公祭时，遭到国民党宪兵三团和武装暴徒的袭击，当场有数十人被捕，仅东北大学就有六七个学生被捕，受伤者不计其数。群众队伍被冲散后，又自动集合起来走向万安公墓，为李大钊举行公葬。
国民党反动派在阻挠、破坏和镇压公葬活动之后，进一步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负责组织、联络公葬李大钊活动的共产党员洪灵菲被逮捕杀害，北方党的负责人之一潘漠华也遭敌人毒手。此后，中共北平市委机关及党团的基层组织也遭到很大破坏。数月之内，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者上千人，其中四五百人被杀害。党团的外围组织损失也很大。5月2日，宪兵三团在师范大学逮捕了党的外围组织师大生活社的13名会员。据10月份统计，全市团员仅剩100人，其它进步群众团体的成员总计不过200人。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增调蓝衣社到北平开展特务活动，各大学里都钻入不少领蓝衣社津贴的特务学生。此外，宪兵三团还开办了叛徒训练班，利用背叛革命的无耻之徒充当特务，破坏革命。还派遣奸细打入进步群众队伍，冒充干部或群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从中侦察、捣乱。当时，北平各火车站、电车、汽车、电影院、戏院、市场、工厂、城门口都派有特务宪警盘查、监视过往行人，稍有怀疑，即暗中盯梢、绑架。反动当局还利用反动报纸和《社闻周报》《老实话》等反动刊物，大造反革命舆论，登载叛徒自首书等，妄图软化革命者。1934年5月，北平反动当局又在城郊增设了15个盘查哨所，并推行十户连坐保证法。全市大中学校都实行特务管制：各校设军训主任和军训教官，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军事训练，并设立军事训练总队部，下分大队、小队、区队；在每个学生宿舍设生活指导员，学生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到监视和干涉；此外，还派遣特务，伪装进步，混入学生队伍，专门从事搜集情报、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勾当。在反动军、警、特的严密监视下，学生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和生活的自由，进步学生不但不能从事抗日活动，就连抗日的字眼都得避讳。抗日书籍一律被列为禁书，不许学生阅读，甚至连阅读红色封面的书籍也被视为“赤化”，轻者将书没收，重则投入监狱。敌人妄想通过这些恐怖手段摧毁北平党团和革命群众团体，将革命力量彻底消灭。
然而，敌人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在异常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公开的群众斗争虽已销声匿迹，但党团领导的地下斗争却没有停止过。1933年11月，一场公开的斗争爆发了。这一天，西直门火车站的300多名铁路工人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为反抗宪兵三团的敲榨勒索和逮捕工人，打伤了站长，进行了十小时的罢工。斗争中，宪兵三团逮捕了三名工人，并出动三四百宪兵警察到车站镇压。但是，工人们不畏强暴，齐心协力坚持斗争，最后，敌人不得不释放被捕工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一时期，北平学生的反迫害斗争也没有停止。1933年4月北平师范大学发生了学生驱逐训育主任的斗争；6月，北平大学开展了护校运动；1934年5月，弘达学校爆发了反对校长开枪击伤学生的斗争；11月23日晚，北平大学还爆发了反对特务绑架进步学生的斗争。这种此伏彼起的反抗，打乱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秩序，使黑暗中的北平显露出革命的曙光。
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和党在秘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北平地下党、团和革命群众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党和青年团不得不在领导群众进行反迫害斗争的同时，不断地进行恢复、整顿组织的艰苦工作。在总结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北平地下党提出下“灵活集中”、注意“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联系”等工作原则，注意利用公开合法组织和群众团体甚至以灰色团体为掩护，开展党、团的经常性工作。由于这种斗争策略的转变使党的核心骨干得以在群众中隐蔽，而合法组织和群众团体又能及时得到党的领导和帮助，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逐步联系起来，为革命保存了斗争骨干，而且从群众中不断发现和培养出革命的新生力量。
“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左倾错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北平青年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的时期，也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北平青年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领导下，发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冲破重重压力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业绩。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使青年团在对青年运动的指导上犯了左倾错误，从而使青年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表现和危害如下：
第一，大革命失败以后，错误地分析北平地区的革命形势，在敌人力量异常强大、革命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斗争形式，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形式，盲目地执行“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错误口号。
首先，北平青年团片面强调政治斗争的意义，忽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合，不注重研究斗争策略，积极参与发动、组织成效不大的政治斗争，广泛动员团员、青年参加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过分暴露了革命力量。例如，1927年的“双十节广告暴动”；1930年2月7日声援东京被捕同胞的示威游行；同年4月，为纪念“五一”进行筹备工作时举行的“四二”游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夺取中心城市预演计划等等，都反映出北平青年团的领导者对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缺乏正确的认识，夸大了反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这些带冒险倾向的斗争造成大批革命青年骨干分子被捕或牺牲。此外，北平党团组织在“二七”“三一八”“五一”“五四”“五卅”“十月革命节”等革命纪念日都要组织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使当局掌握了我们的活动规律，这些日子就成为他们猎捕革命青年的重点时机。
其次，在历次斗争中往往提出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斗争口号，却不重视对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运动的支持和领导。例如，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北平党、团就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准备北方总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此后，又在1930年的“四二”示威“七一六”示威和“八一”示威中，公开喊出“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权”等进攻性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界民众的抗日民主呼声异常高涨，中间阶级也有要求抗日的愿望，而在南下示威运动中，北平学生却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不合情理或不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口号。党、团组织还在一段时间内放弃了对于群众自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对于东北流亡学生自动组织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训练的爱国行动，党团不仅没有动员青年参加，反而进行抵制，使党失去了领导这些抗日队伍的机会。这种态度也为国民党污蔑共产党不爱国，为他们宣传反共提供了口实。1933年，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异常严密、异常残酷的年代里，北平党团组织在发动组织公葬李大钊的活动中，还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左倾口号的提出，不仅不能被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反而吓跑了许多可以团结争取的中间群众，孤立了革命力量。还为反动统治者公开镇压青年革命运动提供了口实。
再次，不顾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在组织工作中，忽视发展党团的外围进步群众团体，忽视发展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却进行公开征收共青团员，开展革命竞赛的活动。在“左”倾路线指导下，1932年5月23日，共青团中央在给河北省团委的信中，批评了北平团市委在组织发展上存在着关门主义问题，要求河北省团委和北平团市委“在‘一个同志介绍一个’‘有党的地方要有团’‘赶上党超过党’三个口号的精神下，定出具体的发展团员计划，发动团员为实现这些口号而斗争”。并于5月25日布置了开展“冲锋季”竞赛的决定，要求各地团组织在6月4日至9月4日的“冲锋季”活动中，开展革命竞赛和发展团员的竞赛运动。根据这一要求，河北省团委也作出了两个月的冲锋计划，规定了发展团员和少先队员、儿童团员的数字。
这年5月，北平团市委不加分析地执行省委的指示精神，组织了以公开征收团员、进行革命竞赛为中心的红五月活动。这种公开征收团员，扩大组织的作法，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混入革命队伍，破坏团的组织和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相反地，一些本来可以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如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同盟、左联、社联等却又因革命色彩过浓而被反动当局打入地下。在组织上，党领导下的这些本应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团体却执行了一套关门主义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与党、团员条件相差无几的会员条件，使很多具有爱国意识的青年被排斥在组织之外，以至形成了第二党、第二团性质的地下赤色外围组织，失去了组织公开合法团体开展合法斗争的条件，缩小了党团斗争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