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曹锟等电呈：“前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张勋，回案获谴，迭经电请赦免在案。该前使坐镇徐、淮，宣劳民国，论功差足抵罪。现案内诸人，先后均邀宽典，请一体准免通缉”等语。张勋前经通饬缉办，本有应得之罪。惟既据该经略使等以前劳未容湮没，同案已荷矜全，合词吁请，应准免予缉究，以示宽大。此令。
至此，双方私下达成的协议完全兑现。张勋由罪魁祸首又变成了对当权者无害的北洋故旧。从此脱下戎装，息影疆场，退出政坛，闭门思过，“不复与世相闻”矣。
复辟之年，张勋已经64岁，在当时中国国民平均年龄仅有二三十岁的情况下，张勋这个岁数已经可以称得上相当的老了。因此，由官场落马而变得“尘事不谙，闭门多暇”的张勋，也附庸起风雅来。他给自己起了个闲号叫“松寿老人”。皇帝虽没有死，复辟的梦却彻底地破灭了。民国虽不景气，历史却不可逆转。再留着那条业已花白的辫子也没什么用了。于是，请来剃头匠给他“咔嚓”而去。接着剃胡修脸，换上全套百姓行头，叫丫环小厮们搬来镜子照，噫？竟然显得年轻多了！
“老爷，您就快快活活地过吧，我看民国也不错呢。瞧您这会儿的模样多精神！”夜里，二十岁的五姨太吕茶香在电灯光下打量着张勋，含情脉脉地说。
“嘿嘿，小娘们，这话要放在一年前说，爷准得掌歪你的嘴巴。”张勋无可奈何地苦笑了笑，接着长叹一口气说：“哎――不过，现如今，人到了这般年纪，这般情境，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得，就依了你好好过吧，但愿你再给老子生个晚崽。”
这五姨太原是张勋大姨太邵雯的丫头，复辟前夕，刚在天津被张勋收纳为妾，带到北京受了一场惊吓，到1918年7月，居然在德国兵营里给张勋生下了一位千金。至此，张勋已共有子六房“妻室”。正妻曹琴为“皇清诰授一品夫人”，理所当然的家庭主妇；大妾邵雯因嫁前有约，享受如夫人待遇；其余的均为玩物，附带生些孩子，在家庭里没有什么地位和权力。
自从1912年5月由三妾卞小毛生下第一位不曾夭折的千金以来，张勋便每年接连不断地有子女降生，多时一年生两个。到1922年5月最后一个儿子降生为止，总共生有9子5女。其中复辟以后（即六十四岁至七十岁之间）降生的有8名。由此可见，老来风流的张勋，自从赋闲以后，玩妻妾生孩子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少年无出，而老来多子，奉新族人多认为这是张勋中年发迹以后积极行善、虔诚敬神敬祖的结果。张勋本人亦深以为然。因而，尽管复辟丢了官，断了财源，他仍然乐于从巨大的家财积累中拿出一些钱来在老家乡间修桥补路、扶贫济困做善事。北京的江西会馆、奉新会馆长年不断的江西客，仍然享受张勋的房租和伙食补贴。一些江西籍的青年大学生还常到张勋新公馆去串门聊天，钱不够用了，只要说一声，就可获得接济，他们中间有三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其中一位是举世闻名的方志敏，另一位是新中国的首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还有一位张国焘；此外，还有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许德珩。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江西籍学生。
张勋复辟失败后，性情变得恬淡平和，不再发火骂人，尤喜和大学生交往。他自己也“日辄流览通鉴，或习为大字”，对学问颇有兴趣。大学生们当面笑他闹复辟“闹得太好玩”了，他也不恼，反而跟着开心地笑说：“妈那个巴子，看来这个世界是只由得你们这些天生的逆子们去鼓捣了。”1919年5月4日，张国焘、许德珩、邵式平等人参加爱国集会游行后，和一大伙同学跑到赵家楼去痛打了章宗祥，又烧了曹汝霖住宅，军警赶来逮捕学生30余人，许德珩因年纪小跑不赢，成了被捕者之一；邵式平侥幸逃脱，跑到张勋家避风。张勋历来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听说德国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还要被瓜分领土和利益，心里也颇为愤慨。因此，学生们的反帝爱国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很对他的胃口。他听邵式平告知烧了曹汝霖住宅、打了章宗祥，高兴得拍手大笑说：“妈那个巴子，还要烧了徐世昌、段祺瑞才好！”当他听说有学生被捕时，当即给徐世昌打了电话，要求放人。5月7日，许德珩获释后，也到张勋公馆畅述爱国情怀，张勋表示嘉许。
但是，这并不表明张勋已经变成了一名真正的进步人士。相反，当他看到“五四”运动的风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并与革命党人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汇合成了一股危及整个北洋军阀统治地位的危险潮流之际，他立即就从同情学生的立场上退步了。1920年5月某日，他把常去他家玩耍的一些江西籍学生一起召到家去小酌。席间，他劝导说：“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刻苦读书，尤其要爱惜祖宗遗典，遵循古圣贤教诲，不可一味的上街瞎闹。你们大学里有个什么姓胡的狗屁博士提倡什么白话文，那能叫‘文’吗？还有什么姓李的、姓陈的教授，贩卖苏俄革命思想，这都是邪门歪道，你们可别学他们那一套。”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然后举起酒杯接着说，“今天，请大家来喝一杯酒，是为了向大家辞行。我老了，北京近年来太吵闹，不便静养。我就要搬到天津去长住。日后，凡事全望各位好自为之。”
张勋徙居天津，虽说与京城“太吵闹，不便静养”确有关系，但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自从丢官以来，每年的官俸和权力收项全都失去了，剩下的，全靠昔日投资经营的产业收入。他终究不是资本家，不懂经营之道，一些企业无力顾及，只得整个出卖。如徐州的电灯公司、山东大汶口煤矿、济南面粉公司等，都已被换成银钱应付日常开支。收入减了，开支却一点也减不下来，大小六房老婆，每房一辆轿车，一名车夫，还有丫头老妈、门房仆役、厨师采买，举家上下140余人吃喝花销，还分成北京和天津两大摊子，时间一久，怎么应付得了？因此，权衡之下，只好举家徙寓天津，把北京的房产发租出去，可以得到一大笔收入；两摊合一，又可减少近40名佣人。这样，就可大体做到全年收支平衡，不出赤字。张勋爱面子，不便向小老乡们透露此等苦衷，故以“北京太吵闹”为辞，向学生作别。
天津虽说比北京安静，可也并非世外。常有一些武人政客登门拜访，彼此诉说些官场见闻、人生感慨。说到动情处，甚至难免在心激起几圈死水波澜。其中顶动人的一件事是奉天胡帅张作霖来劝张勋复出做官。
1920年是北洋直、皖两系军阀斗争白热化的一年。大总统徐世昌夹在直系首领曹锟和皖系首领段祺瑞之间，像一只钻进了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任凭他是一颗圆滑无比的“水晶玻璃球”，也玩不转北京政局了。只好想出了当年黎元洪召张勋北上调解的办法，电请东北巡阅使张作霖进京调解段、曹关系。
张作霖此时已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东北王的地位，时刻觊觎着中央政权。直、皖两系相争，正是他趁机扩张势力和影响的大好时机。因而，他接电后，欣然入关，来摸北京的政治行情。同时，他还别出心裁地想起了张勋。尽管在当年复辟的关键时刻，他也曾宣电讨伐张勋，但在内心里，他对张勋还是同情的。他一到北京，即向徐世昌建议，应该恢复张勋的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随后，他又特意赴天津劝说张勋出山，说以往讨伐复辟之事，均系段祺瑞一手所为，如今曹、段交恶，正好利用曹锟、吴佩孚倒段。而现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倪嗣冲是皖系干将，当日背叛复辟誓约，夺取张勋职权的二号罪魁。此番打倒老段，必然连带整垮倪嗣冲。这实在是“大哥”重整旗鼓、坐镇长江下游的天赐良机。
张勋正在为收入减少问题犯难，何尝不想再独霸一方，中饱一顿？尤其是能够趁机打倒十恶不赦的段祺瑞，又何不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然而，纵观自己一生，打来打去，理想终于无法实现。足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意不顺，何苦强求无益？罢也，罢也，宏伟的复辟理想和柱国抱负都已化为泡影，这把老骨头已只合留着颐养天年，经济收入虽然减少，日子却足以过得下去，何犯着为几斗金银再度腆颜登台，受天下人一口唾沫？于是，他对张作霖说：“贤弟所言虽然都是实情，不过，往日的恩怨我已不想计较了。我的终生目标仅为‘复辟’二字而已。复辟既然不成，我已是死了心的人了，如何还能过问政事？不过，贤弟如若有意，我倒希望你关照一下我昔日的老部下张文生。他目下是徐海镇守使。”
张作霖见张勋无意复出，只好作罢。当年7月，段祺瑞的皖军被曹锟、吴佩孚打垮。9月撤销倪嗣冲一切职务时，张作霖果然遵照张勋的嘱托，力荐原辫子军司令张文生当了安徽督军。
1921年1月，张作霖因事至津，再度拜访张勋时，发现张勋已把家里的7辆轿车卖得只剩了3辆。他眨巴了几下眼睛，回到北京后，便不管张勋意见如何，径自宣布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心想，你辫帅老兄眼见穷荒到来，还讲究得那么多的道义名分？趁早出来占个官位，捞得一个是一个。我张作霖也总算真心对得住你老兄了。
然而，张作霖竟不自知，正是在这一点上，见出了他和张勋人格的高下。他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受利益之驱使，他可以拜仇敌为爹，也可以视亲爹为仇。他曾经拜张锡銮为义父、段芝贵为义兄，后又把他们从东北驱逐出去。而张勋则不然，他心里只有一个皇帝，他虽然也计较个人得失，但他始终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与皇朝兴衰联系在一起。他一生不曾为私利背叛或出卖过一个朋友。张作霖在他眼里始终是一名调皮倒蛋的小老弟，自己曾身为其上司，怎能矮得下身子去接受他的恩赐？既然前番连官复原职都不能令其动心，一顶热河林垦督办的帽子，他如何肯戴？于是，张勋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项任命，继续以他宁静淡泊的心态，悄悄地打发着余生。
1923年9月12日，张勋终于走完了他70年的人生历程，安详地躺在天津松树里英租界内的豪华寓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张勋一向身体健朗，直到69岁还在一个劲地生孩子。这一回初病时，也不过是一点感冒而已。但没有想到很快发展为肺炎。而他本人和被请来诊病的郎中却都满不在乎，以为吃几服退烧药，发发汗就会霍然而愈。直到9月10日不能起床了，才急忙请来了西医。那穿着白大褂的洋人耳朵上挂着听筒一听，再翻开眼皮瞧瞧，出来便摇头耸肩，叽哩咕噜说了一通洋话。翻译说，大帅得的是肺炎，已非药力所及。你们为什么不早请西医？现在太晚了。趁大帅还能讲话，快请大师作最后嘱咐吧。
“死后……务必……归葬故土……”
这便是张勋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一般认为人老思乡，张勋的遗嘱所表现的，是人之常情。也有人认为，张勋主要的还是担心葬在天津，身后难安。因为他毕竟还背着复辟罪魁的恶名，身后之事无可托庇，天津虽然熟稔，却并无亲情可恃，万一世事发生逆变，说不定掘墓鞭尸，什么不测之祸都可能发生，而在江西老家，他历年捐资上百万银两修桥补路，扶贫济困，广积恩德，且有族人亲情维护，当不至遭遇非礼。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有道理。
不过，张勋死后，其遗体并没有立即被运回江西，因为就在他本人死去的这一年，家里又接连夭折了六名子女。被请来占卜阴阳的几名“大天师”一致认为时当凶岁，家人不可扶柩南归，必待阴阳转换后，另择黄道吉日举灵南归。因而，其亲属只得将其装殓后，置棺于装有冷气的秘室停放。直到1924年8月，才启运回乡。
张勋噩耗传出后，迅速为中外新闻媒体广为播扬。荷兰公使赠送了一具红木金漆大棺。前清废帝溥仪不仅发布“谕旨”，“著加恩予谥忠武”“赏给陀罗经被”、赏银3000元治丧、“赏伊子张梦潮乾清门头等侍卫”，而且亲往天津致祭。其祭文曰：
夫惟时穷见节，劲草独标于疾风；世乱需才，一木难支乎大厦？怆怀良翰，特沛明纶，尔前署两江总督张勋，勤劳夙著，忠勇性成。初由军伍起家，荐领偏师而分阃；迎銮畿辅，总属车诸道之师，执殳陪京，殄鸣镝积年之寇。典宿卫周庐者累岁，移江防天堑之一军。屡膺专阃于陇滇，仍总师干于江浦。属楚氛之不靖，保吴会以待援，开府于苏淞之间，受命于危难之际，兼圻晋领世爵。旋加苦战危城，莫不谅其深心。败乃事于垂成，意难偿夫素愿。永维往事，实怆予怀，曾谓微疴，遽赍而志，遗章入告，震悼殊深，是用驰贝冒经衾，渥颁帑币。考行重易名之典，恤孤沛延赏之恩。爰布几筵，以招灵爽。于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胡天意不遗，书于太常，祭于太蒸，在朕犹以为歉，灵其不昧，尚克歆承！
溥仪已十九岁，这篇祭文应该说表达了他的真情哀悼。
由于“皇帝”降阶亲临，各地前清遗老遗少闻风而来，一时蜂乘蚁聚，一个个抚棺涕零，哀哀之声动地。北洋集团的政客武夫们，亦以大总统徐世昌为首，或亲临天津致祭，或派代表送来花圈、挽幛、挽联、挽诗、祭文等等，连月来络绎不绝。据《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记载，光官商各界名流所送挽联挽词即达3170多幅。
葬仪由阮忠枢、万绳木式、胡嗣瑗主持。移灵之日，天津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奉天胡帅张作霖又拿出兄弟哥们仗义劲头，派兵一个师为仪仗，哀乐开道，前呼后拥，送至车站后，又分出两个营的兵力随车转船护送至九江，再留一个连的兵力护送至张勋老家，并在张家驻留护灵三个多月，直到1924年11月底下葬毕，方才打道北返。
张勋墓位于其故乡奉新县赤田乡的陶仙岭下，占地2450平方米，原计划为夫妻合葬墓，工程颇大。墓场是劈开半边山坡新开辟的一片座东朝西的梯形平场，正面及两侧以花岗岩护坡，平场地面亦为花岗石块铺就，墓前两侧依次对称树有华表、神道碑、石翁仲、石马、石羊、石狮子等，前方正中树有石牌坊一座，牌坊以进，依次设有御碑亭、拜场、化钱炉等。御碑亭树有废帝溥仪亲书之碑文石刻。整个工程由一百多名石匠连续施工三年多方始完工。耗资约30余万两白银，连同丧礼开支，整个葬事花费当在50万两白银以上。
由于张勋死时没有官职，其一切丧葬开支均得自行解决。故其妻曹琴为筹措治丧经费，不得不把天津德租界的一所10亩地左右的花园卖给了正在谋当总统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并商得张勋老部下、时为安徽督军的张文生同意，把原定武军设于天津远郊的一个军马场的资产和500余亩土地，也作为张勋的私产卖了。所得两笔收入共计约合白银100万两左右。除去开支，剩下的补贴家用。
伊人已去，家道已是大不如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时，张勋的遗产，除北京、天津、南昌和老家奉新的大宗房地产外，还有南浔铁路和北京两个银行的股份，以及历来由曹夫人控制经营的沈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商业资产，总计约合1000多万银两。其中天津的医药商业，基本为其所垄断。其收入还足以维持上流社会的种种奢侈生活之所需。加上张勋生前绝大多数朋友均与其家眷继续保持了友谊。张作霖实践前约，把他的女儿张怀卿（张学良妹妹）嫁给了张勋长子张梦潮为妻；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也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张勋第五子张梦范；张勋长女梦缃嫁给了北洋政府另一国务总理潘复的第四子；五女梦络嫁给了北洋江西省长陈光远的第七子。1925年，废帝溥仪在日本人保护下徙寓天津后，也常到张宅串门。后来，他偷偷溜到东北去搞伪“满州国”时，还曾把张勋长子张梦潮召去陪侍左右，以表体恤。
这些情况表明，辫帅死后，其亲属尚未致贫穷落寞。其妻曹琴活到1944年病逝于天津。如夫人邵雯活到1956年，也病死于天津。二妾傅筱翠先于张勋一年病死于天津。惟四妾王克琴、五妾吕茶香因受曹、邵排斥，被剥夺得身无分文，流落民间，先后贫死于天津街头。
1948年至1949年间，张勋如夫人邵雯曾因躲避北方战乱而迁至张勋老家奉新赤田村居住两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时，邵雯得到国民党政府通知，打算偕当时正在南昌的女儿女婿避往台湾。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以老朋友身份亲往劝说挽留，终使其打消了赴台念头，转赴天津安居。解放后，张勋的房地产及铁路、金融资产均被政府没收（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商业资产被国家赎买。其子女均随资产转入国营企业当了普通职工或一般干部。
颇令辫帅灵魂抱憾的是，他的坟墓曾两度被盗，一度被毁，以致葬身故乡，也没有得到他所指望的身后安宁。第一次盗掘张勋墓，是在1941年3月，国民党罗卓英部第七十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下属的一个前卫排；第二次盗墓的是1988年12月31日夜，一伙至今尚未查明的专业盗墓贼。另外，“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勋墓还曾被“革命造反派”一举摧毁。现今的张勋墓场已完全失去了往昔的豪华和庄严，变成了一片杂芜丛生的灌木和芭茅山。
张勋少年困顿，中年发迹，晚年失意。他的一生历程，是当时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北洋军阀将领们通常都需演绎的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已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迹，永远留著于史册，任凭世人评说。
（摘自《辫帅张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