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在北京政府的压力下，大部分最后虽不得不重行东渡，但这一行动在全国人民中留下的影响是很大的。
除留日学生外，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所活动。如留法学生，曾经发出反对密约通电，号召全国一致反对段祺瑞政府。再如，留美讲武堂全体学生，也曾发出通电，电文中说：“生等身羁异地，心向中华，值此重大问题发生，不能不尽国民之职务，即拟舍却学业，联合国人，趱程南归，共谒政府，陈说利害，务使收回成命，以挽狂澜。”
北京的这次学生运动，是在5月下旬起来的。当留日学生代表回到北京时，即和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等发生了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报》上揭载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内容，次日各报也纷纷转载。学生们看到后都愤慨异常。5月20日晚，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北京其他各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留日学生代表发表了演说，要求废除卖国《协定》；北大学生代表也慷慨陈词，响应留日学生；当场有许多人痛哭流涕，全体学生表示要和留日学生一致行动，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前身）、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2000多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宣布并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情绪十分激昂，有一学生曾断左手中指血书：“案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直系军阀冯国璋。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学生们缺乏政治经验，听信了冯的花言巧语，受了骗，第二天便宣告复课。这次斗争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虽然没有结果，运动仍然是有成绩的。通过这次运动，北京和天津的学生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1918年7月间，这个组织的代表，先到天津，又会同天津代表，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学生们组织成了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
学生们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初试锋芒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
自这次运动后，北京的学生界，三五成群，课余饭后，教室、操场、公寓、花园，无不谈论着国事和报纸刊物上的文章，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
红楼星火
北京东城汉花园迤东，沙滩大街路北（现五四大街西端），矗立着一座四层的红砖到顶的大楼，这就是著名的原北京大学的红楼――李大钊和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京师大学堂的最初校舍是在马神庙公主府（现景山东街），后因校舍不够用，才向汉花园（即沙滩附近）方面发展。
红楼是在1918年，即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京师大学堂是在1898年创办的）时建成的。
红楼的第一层，即最下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
李大钊是在1918年1月任图书馆主任的，红楼建成后，图书馆迁此，他即在东南角上的一间房子（图书馆主任室）里办公。
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特别注意扩充有关民族解放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他在扩充和介绍这些书籍中，非常注意外文原著。为此，他还率领图书馆人员去清华参观，因为那里“以英文书为主，中文书次之”。他很重视全校人员的外语学习，为图书馆陈列室订购的15种报纸中，外文的（日、英）就有四种；他还是业余法文夜校的发起人之一。
就是在这座红楼中，李大钊团聚了一些志趣相投的人，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学会的组织。高一涵回忆说：“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就是在这座红楼中，李大钊不仅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宣扬十月革命的文字，而且写了一系列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2月，李在《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的概念。而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提出问题。
同年2月，他又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同年5月，他主编《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这一号里，他编排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他自己执笔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虽然还夹杂着一些错误观点，但它的基本内容是应该肯定的。如果说，前面提及的关于十月革命的几篇论文，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那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成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始。
在马克思诞辰101周年（1919年5月5日）的时候，李大钊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6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表了5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文》；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许多同辈人都能回忆起他在红楼中孜孜不倦、辛勤劳动的情景。
欣看星星之火，
已成燎原之焰。
这是吴老（玉章）在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时为红楼李大钊工作室所作的题词。
饮水思源。当中国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始终不能忘怀在黑暗的中国第一个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人。
李大钊是应永远怀念的，红楼也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把头绪理出来了”
继李大钊之后，包括陈独秀、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也抛弃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他说：“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钱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陈独秀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等文中，积极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等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他指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克思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克思。”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11月，杨匏安在《广东新中华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文章开头便指出：“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质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相当的了解。同年10月18日到12月15日，杨匏安在《广东新中华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第三篇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创始人的生平，作了扼要的介绍。
李达和李汉俊都是留日学生，而且原来都是理工科学生，但后来却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奉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在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中，李达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是留日学生回国请愿救国团的带头人。第二次旅日期间，李达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并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先后在国内出版。五四运动后期，李达撰写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
李汉俊原来“最爱数学”，但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时，接受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转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因为通晓英、法、德、日四国文字，李汉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比较优越。从1919年至1921年7月，李汉俊在《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60多篇文章（包括译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也经过李汉俊和陈独秀的校对。董必武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青年和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思想主流，并涌现了像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张闻天等一批优秀的青年。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一开始就歌颂十月革命，歌颂民众的力量。他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在新民学会的通信和讨论中更明确地表示：“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蔡和森在旅法通信中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我对于将来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说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主张要在中国发动革命，“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组织起来的各种社团
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要求思想界的先进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以便在新旧思想之大激战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事实上，从1918年下半年，在各地区各学校内，已经有很多类型的社团出现了。
学生救国会
1918年5月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是五四运动的预演。从那次斗争中，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北京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1918年暑假，这个团体派出代表许德珩、易克嶷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
北京学生代表在天津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那里的学生也已开始组织起来。他们在那里会见了马骏、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即张太雷）等人。张传琦在欢迎会上还以菜刀砍掉小指，来激励大家。
北京学生代表又去济南、武汉、九江、南京等地，在各地会见了许多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北京学生代表最后到达上海。这时，上海的学生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一天，他们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欢迎并邀请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学生运动情况。这次大会参加者有几千人，并有工商界各方面的代表参加。
上海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很多，并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北京学生代表在这里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生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
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还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等。
北京学生代表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非常国会的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任岳州镇守使的直系将领冯玉祥。
北京学生于1918年9月初回到北京，由于他们积极联络的结果，学生救国会不仅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团体，而且得到各界的同情。
救国会的组织活动，受到了军阀们的干涉，北京政府教育部曾下训令给北京大学，说：“该生等此种行动实属轶出教育范围，各该校主管职员对于校内生徒等务各严切告诫……”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
国民社
为了便于展开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经费是由救国会成员分摊的，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凡是提供经费的人，都成为国民社的社员。此外，学生们还向同情他们的教师和社会人士进行了募捐。他们共为杂志筹化15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少的数目了。国民社在北京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间大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国民社的社员曾达180多人。
《国民》原订于1918年内出版，但由于学生救国会管理会费的一个学生挪用了会费，不得不推迟了时间。后来，由于邓康（中夏）接手管理经费，使《国民》终于出版了。
国民社于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国民》创刊号于1919年1月正式发行。国民社在其成立启事中说：“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
（一）增进国民人格；
（二）研究学术；
（三）灌输国民常识；
“（四）提倡国货。”
由于宗旨所反映的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它团结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先后参加国民社的许多成员中，有邓康、高尚德（君宇）、黄日葵等这样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AB（反布尔什维克）团头子的段锡朋，当时也任过国民社的评议部部长。
在国民社的早期活动中，邓康是一个起积极作用的人物。他负责《国民》中《国内外大事记》一栏的编辑事务，经常用“大壑”的笔名，对重大问题进行评述。积极关心政治，这正是国民社的一个鲜明特点。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国民》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抨击。在这方面，除经常的时事评述外，还有一些专文发表。如黄日葵在一卷二号（1919年2月1日）上发表的《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一文，就系统地指出了日本的侵华罪行，要求废除中日密约及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
国民社在其开始时虽然是一个学生团体，但它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支持。如蔡元培和《京报》主笔邵飘萍都予以帮助，他们曾出席国民社的成立大会，蔡还为《国民》创刊号写了序言。
李大钊当时是学生心目中的导师，他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许德珩在回忆中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
李大钊积极为《国民》撰稿，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在1919年初写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是在《国民》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1日）上登载的。文章指出，日本侵略分子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他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
一般说来，《国民》在它的政治态度上，要比它所宣布的宗旨更为激进些；其社员的实际活动，也超出了其宗旨的范围。但由于这个团体包括的分子极为广泛，所以刊物的内容也很复杂。总的看来，急进的或中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映得较为普遍。
《国民》在其开始（“五四”以前），是用文言文写作的，甚至还登一些章炳麟、刘师培、黄侃等人的旧体散文及诗词。这种状况，在“五四”后很快就改变了。即使在“五四”前，也并不因此而抹煞《国民》的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治特点。《国民》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新潮社
和国民社成立的同时，北京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新潮社，出版有《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
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创办的，其启事中宣称：“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新潮社的社员，是以有无投稿为标志，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得由本社约为社员”；“非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有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由本社约为社员。”由于有这样的规定，因此新潮社的社员为数不多，该社刚成立时只有21人，后来放宽尺度，陆续增加，但到1919年底，也只有37人。
新潮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傅斯年（编辑部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徐彦之（干事部主任干事）等。他们曾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蔡、陈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等也给他们以支持，曾经为刊物写稿。胡适一直是他们的顾问，傅斯年、罗家伦等都和胡适非常接近。
《新潮》是在1919年1月创刊的，它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起了助威呐喊的作用。《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三次，它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新潮》的主要功绩，在于：
第一，它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第二，它仿效《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尽管它所主张的还只是着重在文学形式方面，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但它对新文化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的又一个白话文刊物。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致函《新潮》说：“敝校（第一师范）近来倒有改革的气象。同学关于新文学新思想也极注意。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位，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
第三，它大量地刊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并由此而产生了一批小说作家。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从1919年1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
《新潮》的主要错误倾向，在于：
第一，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但是，《新潮》并没有适应这一客观要求。《新青年》的一些主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已另创办《每周评论》，使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但是，《新潮》的编者仍然停留在《新青年》早期的水平上，孤立地强调改造思想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所谓改造思想，虽然他们对世界潮流发表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在宣扬一些防止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
第二，它发展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偏向，坚持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了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傅斯年在一篇答读者的信中，竟然说：“……极端的崇外，却未常不可……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
从这些主要错误倾向，可以看出，《新潮》的编者们在接受着胡适的影响。所以，《新潮》以《新青年》为榜样，这句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新潮》以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为榜样。
正因为有以上的错误倾向，在“五四”以后，新潮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就迅速地向右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