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哗然。众人纷纷掉头指摘张淦，或曰狂妄之尤，或曰嚣张之甚。张淦不变坐向，舌战群儒，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稳操着他的古老的新式武器——《易经》之内的64个别卦，384个爻辞……邱行湘现在在闹中取静。他觉得他的大脑几乎是透明的——他亲眼看见了其间的清醒和混乱是怎样交织在一起，前者又是怎样依据血液循环的轨道战胜了后者。他没有读过《易经》，对于张淦的摇头晃脑，正像他由于不懂外国话，当有人在他面前叽哩呱啦的时候他既不能点头又不能摇头一样，是谈不上任何思想交流的。他之所以轻视《易经》，是因为张淦毕竟位于李宗仁、白崇禧之下。白崇禧虽然绝顶聪明，也只有“小诸葛”之称，可见《易经》并没有帮张淦多少忙。他之所以重视《矛盾论》，是因为他的思想的运动，证实了毛泽东的文字的可靠性。他至少相信，他的“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意志的破产，是在毛泽东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揭露之中最后完成的。
邱行湘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对张淦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此间他告别性地望了张淦一眼，叹息这位60来岁的干瘪老头不会走路——就像京剧中的蒋干一样，走路翘着脚，一摇一晃的。
邱行湘现在理想中的英雄是人生道路上的神行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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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是功德林众人公认的神行太保。他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4年之后，随着大集中的集合令翻身下床，然后以关云长箭伤痊愈重返沙场的气势和风度，在胡同的走廊上公开露面。如果说黄维前时对床铺的利用率最高，那么现在他对走廊的利用率也最高。他常常一个人双手剪背，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每每连续两个小时。往往人们看他都看累了，他却方兴未艾，照走不误。于是众人皆以戴宗称之。
邱行湘不愿意他的上司载入梁山英雄谱，在他看来，黄维的这个绰号定是陈诚集团以外的人取的。因为陈诚本人就极好动，每当幕僚给他起草文件，他从来不坐，总是手头抓支铅笔，在桌边踱来踱去，甚至有昼夜不停的时候。所以邱行湘怀疑他人对黄维的别称恐怕有其他的用意。黄维除了动，就是静。他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室内看书，一坐通常是3个小时。所以人们又称黄维为书呆子。邱行湘对他的上司的这个绰号十分满意，因为陈诚本人就颇有治学精神。邱行湘称黄维为书呆子的时候，心里总升腾起一股敬仰的热情。
不过他对黄维的热情没能维持多久。他发现黄维不是神行太保，不是书呆子，甚至不是黄维，而是另一个怪僻的陌生人。如果说他与黄维在功德林第一次见面，他是浑身激动，而黄维一根胡须也没有颤抖，他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他以后多次寒暄，而黄维一次也没有应酬，他则百思不得其解了。
其实邱行湘应该想一想：一个人政治失意之后，会不会别辟蹊径以求人生崛起，从而摈弃旧我之种种呢？
黄维的新的征途是发明永动机——准确地说，是发明“黄维永动机”。在这以前，他试图发明“黄维砌砖机”，他愿意把他的名字和最伟大的成就连在一起，所以他毅然向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黄维永动机”的制造原理与其他永动机的理论依据并没有两样，即：
U1—U0=JQ—W
这里U1—U0是系统由状态0变到状态1，即内能增量。Q是吸收的热量。W是系统对外作的功。J是一个不变系数。根据假定该系统不借助于外界，即：
Q=0
于是可得Q0—U1=W
倘若这个等式在实际上能够成立，那么无疑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在战场以外的胜利。黄维自此开始了不倦的努力。他的大脑成为永动机的轴承，他的眼睛成为永动机的滚珠，他的耳朵成为永动机的飞轮。为了使他的装置系统吸收的热量Q=0，他必须无偿地献出他全身的热量。换言之，他全身的热量都献给了等于零的奋斗中。
这当然要招致许多麻烦。更多的麻烦首先在别人身上。“黄维永动机”距旋转的时刻尚遥遥无期，功德林管理员们已晕头转向。为了给予黄维应有的配合——情况完全像黄维需要治病，便有人端水送药一样——管理员中间几乎掀起了“黄维永动机”热。一位管理员对黄维说，他苦思苦想了好几夜，脑袋都要炸了，搞不懂永动机是个什么玩意儿。黄维对他说：“我给你讲深了你不懂，我就简单给你说几句：任何物体下落就有一种力，这是地球吸引的缘故。有这种作用力，就有另一种反作用力。向下的力克服向上的力的剩余部分，也就是作用力减去反作用力的差，就是永动机动力的来源。”管理员反问说：“时间长了，剩下的力又有多少呢？”黄维道：“你这就不懂了。”另一位管理员告诉黄维，他查过许多资料，在一本《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中，专家写道：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建立，对于制造永动机之不可能实现给予了科学的最后判决。1775年，法国科学院宣布，不再接受审查关于永动机的发明。这说明当时的科学界已经从长期所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制造永动机的企图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人们应当走出幻想的境地，进一步去掌握自然规律……黄维冷笑道：“中国四大发明问世之前，恐怕只有死人才不提出异议。”
邱行湘不懂永动机，更不懂今日之黄维，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立冰之冻，为何偏偏生出这般奇妙的情趣来。不过他了解黄维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总有他自己的逻辑、作出他自己的结论。而且一旦有所决定，很少改弦易辙。在性格特征的这一点上，黄维与陈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陈诚在军事上失败了，邱行湘唯愿黄维在新的事业中获得成功——他毫不怀疑这位陆军大学毕业生在复杂的境况中所具有的抉择的能力，如果永动机的发明正需要这种能力的话——从而在价值观念上，为陈诚集团在历史中的影响增添一束战场上失去的光辉，为黄维本人在现实中的生命遮掩一道他在功德林里投下的阴影。
然而，管理处并不奢望功德林能诞生一位发明家，共产党只希冀这里的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能成为新时代的人。为了这个目的，管理处绝对承认他们的作人的地位，完全依顺他们的生活的逻辑。如果其中有人逾越了理智的境界，譬如说黄维的“黄维永动机”，那么也不妨让他试一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相通的。自然辩证法之不可逾越的事实，应该是社会发展规律之不可抗拒的重要的佐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处公开支持黄维发明“黄维永动机”。
“黄维永动机”使部分本来不准备疏远黄维的战犯对黄维疏远了；可是对于黄维来说，“黄维永动机”却使他与本来不准备接近的共产党接近了。前者和后者于黄维都具有刺激性，乃至于他责无旁贷地把“黄维永动机”和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黄维在创造——捋着五绺胡须；邱行湘在等待——亮着两只眼睛。可是就在邱行湘隔着一组和二组之间的三四米远的距离对黄维投之一瞥时，黄维的胡须不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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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中以前，功德林只有黄维留着胡须。大集中以后，功德林出现了一支胡须队伍。来自武汉的刘树、张淦、莫德宏等人以清一色的胡须与黄维为伍；来自济南的庞镜塘亦以总共不到36根的胡须进入“美髯公”之林。
胡须本来可以增添将军的威风，可是在这里，胡须基本上失去了装饰的意义。如果说它并不是多余的，那么它的作用不在外表而在内心。
大集中的时候，庞镜塘伸出手来与旧友相见，可是他的旧友却缩回手去问一声：“你是谁？”庞镜塘捋着胡须自通大名之后，笑着补上一句：“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庞镜塘。”旧友们劝他把胡须剃了算了——照规矩犯人是要剃光头的——能够留下头发就算不错了，何必得寸进尺？庞镜塘摇着双手道：“不能剃，不能剃！”他在公开场合解释说，他怀念他的妻子（庞妻在台湾任国民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发誓不见妻子不剃须；他在私下场合吐露说，他的胡须是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无事捋捋胡须，亦可聊以自慰。
庞镜塘留胡须的用意，虽然是他以后自己大胆暴露出来的，但是当时已引起他人的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初他仅以为胡须意味颓唐，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十倍：胡须是连结国民党的纽带，是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把皮肉打扫干净。
宋希濂在功德林发起了一个斗胡须运动。斗争的目标当然不止是庞镜塘的那把胡须。实际上庞镜塘的胡须并不多，而且剃得最快，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胡须仅仅是宋希濂手中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究竟系在谁的胡须上，目下人们尚不得知。
刘嘉树这段时间没有心思打桥牌。他的胡须无疑增加了他的头部的重量。此时他正用双手托住脑袋横躺在大通铺上。他先想起一幕：1949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和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以后，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召集幕僚商谈和平起义，作为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的刘嘉树首先质问程潜：“颂公（程潜的号为颂云），你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程潜回答道：“我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把我烧成灰，我还是国民党！”刘嘉树然后说：“我也是国民党，我决不向共产党投降！”他后又想起另一幕：迨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程潜的态度很快就变了。他一方面在《湖南日报》上公开对国民党提出警告：“纯重自我，不顾大众的行为，不仅徒劳，而且千夫所指，势必自焚！”一方面私下对刘嘉树等幕僚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代替国民党的组织，才能号召群众应付时变。”刘嘉树此时把枕头垫高一点，暗自思忖道，为了应付时变，程潜可以不顾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脸面，本人又何必怜惜自己的那把胡须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长胡须可有可无。就这样，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刘嘉树从大通铺上一跃而起，先将胡须断然刮完，后将头发全然剃光。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一变病夫为健将，他不能不为他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灵魂的碉堡——的强大的抗力，常常发出由衷的掩蔽在胡须里的微笑。黄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注着自己的胡须的生长，可是自从他那块军人的土地上，硝烟散去，仙雾飘来，不偏不倚落下一部永动机之后，他就不愿意为浇灌胡须而耗费汗水和心血了。捋捋胡须，现在已经变为黄维的业余爱好。就在庞镜塘、刘嘉树、张淦、莫德宏等人剃掉胡须之后，在众人眼看着宋希濂的导火线即将引起黄维的腮部爆炸之中，黄维又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了两个小时。他没有听见导火线燃烧的声音，他听见了“黄维永动机”在正常运转中突然卡壳的声音。在已经完成的那份关于原理的说明书中，黄维觉得Q=0的理由并没有完全说明。是哪一方面出了毛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在黄维跌入这种一时无法结束的困惑的思考之中，宋希濂指名点姓一声大喝，使黄维在新的发现面前站住了。他听说女工的长辫子常常被绞进齿轮里去而影响机器正常运转，那么他是不是在克服摩擦力方面欠缺思考呢？黄维的思考的结论永远是他的行动的纲领。他发现他的长胡须业已成为女工的长辫子，于是毅然忍痛割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一把1尺5寸长的胡须，连同系在上面的那一条1尺5寸宽的思路。
其实，当年的国民党战场是宽广的，所以功德林将军们的思路也应该是宽广的。只要不戴上有色眼镜（胡须剃不剃倒无所谓）去参加昔日战场的巡礼，他们尽可以从1894年的兴中会、1905年的同盟会、1912年的国民党、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及3年内战中的国民党，做一次有章节的思索。
当然，在逾越心理鸿沟的战场上，他们也可能遇见似乎不可逾越的山岗——在进入国民党抗战战场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愿意再留长胡须，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从这个山岗侧面迂回过去——譬如他们在交罪时，3年内战之页落笔为“本犯”；8年抗战之页落笔为“本人”。
如果说，国民党战犯现在集结在一座有待开发的山岗之下，那么，他们将会看到一柄共产党特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山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