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梅
上世纪20年代，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以来，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关乎中国革命命运且又常论常新的基本课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几经挫折，终于在血与火的检验中逐步解决这一问题，在党的七大树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很快取得胜利。但是，在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以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仍然是摆在中共面前需要探索解决的关乎中国人民发展命运的基本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在建设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过程远不像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那样来得快捷，检验这一问题的实践标准需要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因此，坚持这一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建国前后，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探索和发展变化过程，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他在探索过程中所反复强调的“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的思想方法，是对毛泽东思想这一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发展，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探索建设新中国道路的先驱者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到：“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党史界也一般认为，中共走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此之前基本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笔者经过认真研读中共文献，特别是刘少奇建国前后的文件、论著和讲话，认为这一说法对1952年至八大前的党内思想状况大体符合实际情况，但在此之前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如此。实际上，刘少奇建国前后在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即新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就曾反复强调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问题的原则。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的一系列发展，就是坚持这一原则的伟大理论成果，因而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理论飞跃的思想来源之一。同时，也为他以后参与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作了比较好的理论准备。
本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解决的问题。但由于民主革命任务解决而带来人们的实践向前推移，中共从在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其实践从发动革命变为治理国家，对于社会所负责任产生明显不同。因而检验中共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从主要以发动群众消灭阶级敌人、破坏旧社会秩序转为带领群众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发展全国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种标准在实践中的显现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和一定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许多领导人自然把检验实践的标准定在当时国际共运所唯一可以选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主要同解决革命时期任务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上。这就造成一方面认识超前，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发达国家基础上提出的一般社会主义原则运用到经济发展落后的中国；另一方面认识滞后，习惯于用阶级斗争方法来处理解决社会矛盾。刘少奇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提出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党内这种刚刚露头的思想。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如何恢复和发展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成为刘少奇考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1948年上半年，刘少奇在负责指导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和主持晋绥、晋察冀、太行、山东等解放区合并，筹备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开始以相当精力考虑新中国开国后的经济发展方针。7月，他根据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提出的精神，组织有关人员撰写《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他并反复修改几次，对土改后的农村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进行初步思考。9月，他在具体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基础上，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先后在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和《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讲演和报告。9月30日，他收到东北局报送的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之后，对其进行两次大的修改。在同张闻天的思想进行交流和共鸣中，刘少奇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报告中，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其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多次强调：“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只要记住决定问题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情况的分析出发，就可以避免教条主义的危险了。”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建国方针的思想贯穿其中。
但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迅速到来，党内相当多的干部思想中出现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倾向，急于像苏联那样消灭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同时就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在当时全境已经解放的东北，这一问题表现比较突出。刘少奇查觉到这一倾向，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返回途中，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某些人的教条主义。他指出：“不要想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搞无产阶级专政，那根据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东欧出发的。‘言必称希腊’那就变成教条主义。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
按照这一原则，刘少奇在随后的近两年中，也就是到1951年7月的“春耦斋讲话”为止，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讲话和批示，对新中国的建设道路进行系统阐述，从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些理论无疑是中共在探索建设新中国道路中的最初理论成果之一。
“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对此毛泽东、刘少奇等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大量论述。但问题是在打倒三大敌人，中共掌握政权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共的建国方针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情况来制定？这是中共在建国后产生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建国后前一时期的实践来看，中共虽然在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摸索出了一套比较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但在总体建设模式上，不能否认是在一定程度上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社会主义的设想来制定建国方针，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从总体上造成在建国后的20多年中，脱离生产力的具体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刘少奇提出这一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按照中国具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制定新中国的发展政策。而衡量党的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的基本标准就是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纵观刘少奇建国前后的大量讲话和文章，其中心思想无不如此。当然毛泽东也重视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尤其在新中国经济建设遇到困难时。但一旦经济好转，他就不自觉地把标准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主义原则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正是在深刻总结这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三个有利于”思想的。这是中共历经数十年曲折而获得的宝贵理论结晶，刘少奇则是这一探索的最初先驱者之一。
当然也应该指出，上述结论只是根据建国初期刘少奇理论著作和讲话的大体发展趋势，从总结中共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相比较而言。实际上具体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基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涉及将来远期发展目标模式的层面时，他不可避免地也是以苏联模式作为参照系的；另一个是在制定现实政策中，刘少奇基本根据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发展方针，而这在他的思想中是大量的。
任何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同时，上述结论也不否定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特别是“一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里只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便于中共在新的世纪中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分析，是他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的逻辑起点，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直接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三种成分的思想发展而来。刘少奇以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想为基础，吸取中央“九月会议”的讨论成果，在修改张闻天《东北经济构成》一文的过程中，确定“五种经济成分”的提法。这一概括基本准确地分析了新中国开国前后客观存在的经济形态，其根本实质就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力水平多层次的特点，在调动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各阶层积极性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客观过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迅速改变的。1950年，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即必须确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权，这是不能动摇的，又必须使其余四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简单的、片面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1951年11月，他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上指出：“我们在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
刘少奇在1948年底提出五种经济成分的思想后，经中共1949年一月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讨论，成为正式确定的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统一提法，没有人在形式上对其提出异议。但是，仔细分析建国前后党内存在的思想状况和倾向，就可看出对这五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的认识，党内实际存在一定分歧。这主要集中在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上，由此实际直接导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很快结束。
按照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农村经济是“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也就是说，个体小生产不能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独立存在的经济成分。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以后经过中央讨论，毛泽东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把个体经济确定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独立存在的五种成分之一。但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后，毛泽东对个体经济仍然强调：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仍没有承认个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应有一个独立存在和发展时期。这种观点虽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一般原理，但却忽略农业生产受气候控制，劳动与收获被季节隔离，因而特别要求农民对土地有亲近感的客观实际情况，忽视消灭家庭经营对农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个体经济在农村发展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大国。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变成私有小块土地的个体劳动者。从而实现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在个体经济单位内的直接结合，农民作为主人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产品属于生产者自己和他的家庭成员所有（其中一部分通过纳税形式用于积累和社会需要）。这种生产方式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广大农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普遍增加，相当一部分农户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农民生活初步改善，多数农民手里有余粮，购买力和消费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气象，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的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即使尚有一部分农民上升较慢，缺乏必要的耕畜和农具，在发展生产上还有一定困难，但其生活比之土改前也有改善。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粮食1950年较1949年增产10.8%，而东北1950年的农业产量就较1949年增产36.97%。
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集中表现在努力生产、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上，这对长期遭受封建压迫和剥削，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个体农民来说是正常和合理的，是以小生产为主的中国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的最基本和最巨大的动力。这种发展势头，说明土改后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应当时以个体经济为主的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虽然这种发展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竞争和随之而来的一定分化。但这是个体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也是中国农业向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而实际上当时这种分化并没有严重到应该限制的程度。
但是，这对矢志于消灭剥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说，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个体经济这种刚刚露头的分化现象，是巩固一段新民主主义，让农民个体经济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出发，立即开始动摇和削弱私有制，在土改结束后就逐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大多数人的发展情况为标准。认为，“目前只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农民个体经济，已经不同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农民个体经济。他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与基础，必须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然后才能实行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有害的。因此，应该让农民在现有生产关系下，也即在单干的基础上有一段比较大的自由发展时期，让农民中农化。“待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有了三匹马一副犁”，然后随着工业向农业生产所能提供技术装备的逐步提高，随着农民经济、文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再根据绝大多数农民的意愿采取措施，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公有制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而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要应发展建立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由此，刘少奇针对东北、山西等地急于动摇私有基础，急于组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倾向进行严厉批评。他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现在只能搞互助组，要把80～90%的农民组织到小型互助、长期互助中。至于较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可试办。只能是思想高潮（展览性的），即热烈研究，禁止物质高潮。领导上心中要有数，不要注意那些空道理，要注意经营管理、财产管理和肥料管理等具体办法。少数人拥护不能推广，要多数人赞成才能搞。现在是3年准备，10年建设，13或15年之后，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刘少奇的这些设想，严格坚持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区别，这本来是毛泽东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由于毛泽东认为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因此随着土改任务的完成，个体经济就应该向着半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发展了。他并不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只是一个发展的过渡时期，中间不需要作任何停留。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思想中的“罅漏”，实际这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和刘少奇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毛泽东在许多地方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就将逐步展开。正如他在1950年的一个题词中指出的：“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
可见，对中国广泛存在的个体经济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认识上的重要不同之处。194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在由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抑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上，发生小小争论。刘少奇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支持下搞起来的合作社，只要其方向是照顾劳动人民的，其社会主义性质就多了。毛泽东却认为只要小生产者加入合作社，又有退股自由，就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九月会议”讨论中的这一微漪，在一定程度折射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个体经济认识的分歧，从而导致他们在建国后对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
其次，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看法。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进行扶植和促进，这在中共党内看法一致。但对同国营和合作社经济处于对立地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这对中共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刘少奇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在当时党内很有特色。这一方面由于他在安源组织工人运动时，就曾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行过深入思考；另一方面由于他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经历，使他对城市经济发展和管理工作相对比较熟悉；再次是由于他本身的勤奋学习和善于思考。他在天津对资本家谈到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时，曾说：“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
刘少奇认为，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业很不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要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除国家资本投入外，绝大部分要依靠私人资本。虽然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会有竞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会有矛盾，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是要使国营和私营生产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他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他主张，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和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强调：“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他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即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积极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待将来发展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时，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来了解这个政策，而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刘少奇这些思想同中共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在原则和方向上一致，中共在建国初的两年中基本实行这一政策，从而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然而仔细研究他们的讲话、批示，就会发现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带有策略意义”，且更多地在政治上强调限制和斗争，而对从经济上预防和限制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在建国初不久，当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暴露时，没有努力采取以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来制裁不法资本家，而以进行淮海战役的声势，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进攻。这对遏制中共某些领导干部在进城后的腐败和扭转社会风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萎缩。1952年6月6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9月，毛泽东又陆续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经济绝种”的思想，对他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出了重大的战略改变。
这样，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相继动摇，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建国初期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势所必然。
农、轻、重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者
农、轻、重发展的比例关系，是发展经济首先要遇到的问题，这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布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战略方针，在短短时间内，其工业化水平和国家整体实力就取得巨大成就。这对相继走上社会主义的各国来说，包括中共高层领导人，具有巨大的吸引作用是非常自然的。毛泽东在1949年9月修改《共同纲领》中，就基本确定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原则。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囿于国际共运和“苏联模式”的成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独立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刘少奇最早提出新中国经济走农、轻、重为序的发展道路，是在1948年12月25日召开的华北财经委员会议上。他在会上所作《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中，在研究世界各国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中国经济恢复的发展步骤。他说：“我们的口号是恢复经济，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寸，恢复一部。”“恢复什么？今天更重要的是恢复工业，造成经济中的缺陷的极大问题是工业与运输业，但也不是因此忽视农业之恢复。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或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重工业有的可以搞出来，没有的可以不搞。”
刘少奇这里的思想，一方面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另一方面是广泛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产业之间内在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而没有照搬苏联经验，其思想视野是开阔的。他提出以农、轻、重为序来发展生产，基本着眼点是要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适当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认为：“人民的拥护十分重要，否则经济不发展，或发展资本主义，胜利无意义。”而当时中国经济由于饱受长期战争的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已降低到极点。因此，民主革命胜利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提高，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调动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1950年，他曾先后写过两个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继续探讨和提出农、轻、重的发展道路。1951年，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在论述中照顾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使国防工业建设突出的具体情况。
建国初的两年，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这一发展思路来进行的。1951年6月，胡乔木在写作《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草稿中，曾指出：“为了开辟市场和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发展农业轻工业、国内贸易上面，同时着手建立少数最迫切需要的国防工业和动力工业。”这显然同毛泽东修改《共同纲领》时所确定的思想不一致。因此，在修改中这一段被划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由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实施，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内出现欣欣向荣的开国气象。毛泽东敏锐地把握这一时机，在1951年2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为此，中共中央开始编制“一五”计划，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准备。在此过程中，是坚持农、轻、重发展道路，还是实行“苏联模式”，以重工业发展为重点？从刘少奇的论述中，可以推想出党内当时对这一问题是有些争论的。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演讲中，除正面阐述他一直主张的农、轻、重发展道路的思想外，还着重解释为什么不能以重工业发展为重点的观点。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不发展农业就没有原料。”其次，“农村也是工业品的市场，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的市场就不大”。再次，“还因为人民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不能吃，而改善人民生活是个重要问题。第四，“要依靠农业来积累工业的资金。轻工业也是赚钱的，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
刘少奇提出的上述思想，在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论述农、轻、重发展问题时得到了回应。但是在1951年底，中共却统一到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发展道路上。这固然有当时朝鲜战争爆发的因素，但主观思想上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1952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全国财经会议讨论编制“一五”计划的汇报时，指出：“为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之后，刘少奇服从中央集体的意见，再没有明确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他重视农业、轻工业发展的思想，在以后指导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还是在许多情况下得到贯彻。
“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
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对商品经济关系的极端重视。
马克思在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是实行产品计划经济而不存在商品经济的。苏联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保留了商品交换，但在工农业生产的相当范围内实行产品调拨制度。中共受这一模式影响，许多领导干部对商业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对市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认为生产是基础，商业不创造价值，只是附属于工业。加之，中国民主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特点，使中共各级领导多年在农村根据地中过着军事供给制的生活，少有商品生产的实践，正如刘少奇在谈到中共干部状况时指出的：“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部署全国工作时，就指出：“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
刘少奇从多年城市工作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在探讨新中国建设的发展道路时，深入解剖旧中国社会经济生产和流通、商品和市场的周转情况。认为：“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生产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商业不重要的结论。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商业周转不好，即妨害生产。”“今后商品生产愈多，商业便愈重要。从来资产阶级是依靠商业积累资本的。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重农轻商’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观点了。我们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他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计划或组织国民经济，今日中心在建立工业与农业的灵活适当关系，在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来周转调节适当这种关系，尽可能多的改变我们一切关系为市场关系（过去的关系是供给财政关系），又能很好领导市场”。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思想萌芽。他比较早地预见到开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面性，提出要毫不留情地打击投机资本，使投机资本的舞台缩小，帮助各种经济的正常发展。
刘少奇充分肯定商品经济的进步性，指出：“发展生产基础（是）发展商业，半自然经济中的商业，到完全商品经济——是进步。”“工业提高，即恢复与商业周转的重要性。”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商业计划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纽带。”“商业问题很重要，它刺激生产，打击生产。我们不让私商操纵国民经济，那我们要操纵才行。”由此，他提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著名思想。
从这一思想出发，刘少奇根据建国初期城乡关系长期遭受战争破坏而阻断的实际情况，对在城乡建立供销合作社的工作给予特别的重视。他指出，问题不在于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而在于今天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他多次为中央起草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指示，系统提出供销合作社要为满足农民切身要求，办好产品推销和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服务的三大任务，以及“供销社要大”的办社原则，对促进建国初期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和国民经济恢复起了极大的作用。
商品生产是法制经济。刘少奇在指导供销合作社工作中，还特别重视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规定适当的合作社的各种原则和制度，以便保证合作社的工作和发展能够循着正确的有利于极大多数人民的道路前进。早在1948年12月，他就提出建立商法，让法庭独立审判，扩大商业资本，在内部经济关系上一律采用信用制度，建立合作社法等一系列设想。1951年9月，在毛泽东指导陈伯达起草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时，刘少奇潜心研究供销合作社理论，亲自起草和修改“关于合作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四易其稿，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为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制定章程，使其操作运营规范化。然而，这个饱浸他心血的决议，却由于党内意见的不同而没有通过，为中国供销合作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
余论
有位经济学家在检阅经济学发展史时，发现某些先进而正确的理论和观点，从少数人的手中走向大众并成为时代潮流，大约有50年时差。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沉浮验证了这一假设。
刘少奇以“春耦斋讲话”为标志，把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具体而深化地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由于毛泽东在开国前后，在思想深处已改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所提出的思想，那么，刘少奇根据毛泽东上述思想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出的发展，自然得不到毛泽东的赞同。虽然由于建国伊始，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困难，再加上苏联和斯大林的态度，毛泽东在1950年还没有作出大的战略改变，在七届三中全会主持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政策，对恢复和发展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以1951年7月刘少奇对山西合作社问题的批示为契机，刘少奇的思想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探索，即被新中国的飞快发展湮没在历史的深处。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共基本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后，才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刘少奇当年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探索的重要历史价值。历史发展的这一曲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即一定要按照中国具体情况决定建国方针。也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