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由于“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了弯路并有所失误。为了减少失误，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刘少奇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探讨及其具体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在商品经济存在的问题上，提出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存在了，商品经济还会存在和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从对社会主义劳动力采用了商品形式、不要回避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问题的认识出发，提出要改革社会主义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联系起来考察，显露出思想深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端倪。他运用价值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提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控制自由市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通过经济核算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自主经营权和管理权等思想观点和实践都为今天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和借鉴。因此，研究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设想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限于历史条件，他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两种，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就没有论述过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问题。1921年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解决了过渡时期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并在思想上对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会长期存在有所认识。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晚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通常这个论断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新发展。
刘少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时，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既有继承又有突破。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即使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存在了，商品经济还会存在。刘少奇对“教科书”阐述的商品生产存在的三种原因（社会分工、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和按劳分配）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分工不是商品产生的原因，因为社会分工产生交换，交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商品；将来的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难道商品生产永远越来越发达？这是按照传统观点，把消灭商品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但是，刘少奇毕竟提出了一个问题：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商品经济吗？经济学家卓炯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生产。那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取消社会分工，商品生产也必然存在。刘少奇承认斯大林关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商品存在的原因，因为这表明全社会未能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同时，他还指出按劳分配也是商品存在的原因。“将来两种所有制不存在了，只要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势必采取价值的形式，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大体上说，商品还会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也还会存在商品经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认为待到生产力的水平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何时实行按需分配呢？刘少奇首先指出，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还可以是社会主义。再过若干年，产品丰富，人民道德水平提高，三个差别消灭，才可以实行按需分配。接着，进一步分析道：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由于新产品总是有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满足不了需要的。因此，按需分配也不会一下子搞成，一部分按需分配，一部分按劳分配，还要保持很久，还要保留商品的外壳。刘少奇认为：实行按劳分配的根本条件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因为，按劳分配就是在扣除社会发展基金之后要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是商品经济的表现。这种认识没有把商品经济等同和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揭示了商品经济存在的深层原因。刘少奇的这一观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斯大林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条件论断的突破。
从实践方面来考察，1956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低下的，社会财富仍然靠人的直接劳动创造，交换劳动产品仍然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基本经济关系，并未能实现马克思设想的“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当生产力水平不能充分满足人民需要时，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经济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苦干三年，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刘少奇读“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这一独立经济形态的初级阶段，由于它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还保留资本主义的痕迹，如商品、货币”等，当社会主义发展还不成熟的时候，需要利用这些因素促进社会发展。商品经济旧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有了与过去不同的新内容，它是作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而存在的。“为了消灭商品而利用商品。”他还说：“我们要预见商品将怎样消灭，但商品的消灭是将来很远的事。”显然，刘少奇认为眼下还不能急于消灭商品。在“左”倾思想呈上升趋势的“大跃进”年代，刘少奇冷静地思考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商品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有联系，但是也可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对于纠正“左”倾错误，纠正两个急于过渡（即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今天我们从思想上认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刘少奇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超越了斯大林。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论，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刘少奇在党内较早地对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的观点产生怀疑，提出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有待于研究。早在1956年11月，当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所有权概念是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只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本身不是什么经济关系。用法律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是未必恰当的。我国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但用商品流通的原则进行结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的某种观点。“教科书”修正了斯大林的说法，认为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也是商品。刘少奇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并批评斯大林“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进而提出“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这就扩大了价值规律的范畴，把部分生产资料作为商品，退出调拨范围，进入市场，按价值规律的原则进行交换。刘少奇在对物资工作的实际领导中，把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观点付诸于实践。他于1962年10月指出：实际上物资部门也是商业部门，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1965年9月，他在听取物资工作汇报时说：“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要求物资部门要采取商业的办法组织物资流通和物资供应，讲求效益，方便用户。他还对物资供应办法作出了具体指示。例如，建立供应站，定点供应，中转供应，开设门市部展销产品，下乡下厂送货上门等。这些供应方法和服务方式已经突破了产品分配调拨的传统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交换的特色。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经典理论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商品化，劳动力也是商品。“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刘少奇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他批评苏联理论界和斯大林的观点说：“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和不承认按劳分配是商品存在的原因，是一个思路来的。”劳动力创造价值，货币和劳动日是价值的体现。“工人阶级和劳动者，不能把自己卖给自己，可是，实际情形是，我的劳动卖给社会，社会把商品（尽管是社会所有，也有我的一份）卖给我。”“脑力劳动也是商品，写篇文章，给你稿费，这还不是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商品化，甚至把劳动者也变成商品，“一到社会主义，一下子就把它限制得那么小，这是不是有问题”？社会主义是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商品、货币不是一下子能去掉的。斯大林“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但“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刘少奇认为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把“剩余价值视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剩余劳动“是超过一定需要以上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所有制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表现为剥削性质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剩余劳动的目的在于扩大再生产。由此可见，刘少奇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以此观点为理论基础，50年代末开始刘少奇多次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两种劳动制度。针对我国国营企业中实行的统包统配单一的固定工制度的弊端，如企业没有用人权，劳动者没有择业自由，尤其是存在着“铁饭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平均主义弊病，刘少奇分析道：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程度时，我们把一切都包下来，养成了一批人的懒惰思想，同时还影响了其他人的生产积极性。这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一方面要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改变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这就需要在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方面进行改变。在劳动制度方面，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固定工制度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劳动制度。他指出，合同工制度比较灵活，合同工签订合同有期限，期满了如果企业需要，工人干得又好，可以再签合同，不需要就不签。这也是一种劳动制度，叫做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实质上就是部分劳动力商品化。根据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精神在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工作，到1965年6月，全国实行两种劳动制度的单位达到2500多个。在工资制度方面，刘少奇要求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改变统一分配的方式，承认合理差别。针对人民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剥夺农民的现象，刘少奇反复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按劳分配，关心个人物质利益，这是我们的政策，一定要这样做。”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当刘少奇听到煤矿工人工资根据工种的不同和劳动好坏而有所差别时，特别高兴。听说最棒的井下工人的工资一个月能超过400元，他表示承认这种合理差别的分配方式。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二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价值规律就会起作用。价值规律贯穿于商品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斯大林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过程不起作用，他说：“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比例的调节者’。”他要求用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去代替价值规律。由于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并主张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之后，商品流通将被产品交换所代替。这就完全排斥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他讲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产品经济。长期以来，这个观点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刘少奇的认识与斯大林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刘少奇认为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也还会存在商品经济。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窥见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端倪。刘少奇对价值规律的基本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上，刘少奇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价值规律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工具。他指出：经济运动总得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经过比例破坏，经过危机（从不平衡到平衡），而后按比例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它的特点就是计划性，“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计划，实现按比例发展”。与此同时，刘少奇并不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为交换价值生产，社会主义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因此，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而没有决定作用”。由于刘少奇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而商品的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党的八大以及八大之后，刘少奇多次强调要掌握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劳动时间，创造最大的劳动价值”，降低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指出了价值规律是有关发展生产的规律。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可以同计划结合起来的而不是对立的，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着调节作用。这里，刘少奇已经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联系起来了。这可以视为是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最初探索。诚然，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刘少奇强调计划经济的重要性。这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有一个大前提，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已经消除，个别劳动已经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这时社会中心已经能够直接测量社会总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阶段根本就不具备这样一个大前提。那么，刘少奇对计划经济的认同是否一开始就没有找对路子呢？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选择计划经济的社会历史原因何在呢？从计划经济的起源来看，计划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生产的否定。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竞争不行，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还未出现。人们自然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同市场经济相对立，并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特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设想非常美好，人们首先判断自己需要什么，然后生产。通过调节生产的各个环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从计划经济的作用来看，在苏联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和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压力方面计划经济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此外，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有国际政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中国在国际上只能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当刘少奇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时，一方面试图打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个特征都表示了认同。由此可见，中国选择计划经济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退一步说，当今我国社会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转变，计划经济仍然发挥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如抗洪抢险、防震救灾。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计划经济体制不好。从无政府市场经济经过计划经济到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人们的认识日臻完善。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有偏颇的，但它是人们认识趋于完善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当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当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之时，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配置资源的思想将会变为现实。
其次，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遇到问题时，刘少奇十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能很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解决实际问题。50年代末，刘少奇对计划经济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已有察觉。1958年11月，刘少奇批评浙江省的工作存在浮夸风，严厉地指出：“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经济工作的工具是统计数字，如果统计不可靠，计划也就不可靠了。”要反对说假话，反对虚报浮夸的作风。读“教科书”时，刘少奇深刻地指出：“‘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客观的。这显然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主观愿望反映客观实际。国家计划总是主观愿望反映客观实际的产物，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计划就能很好地指导生产；反之，如果主观愿望背离了客观实际，计划就不能很好地得到实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价值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种现象引起了刘少奇对价值规律作用的探讨。针对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错误，他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要重视。在某些方面不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会妨碍生产的。”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在商品交换方面作用的具体表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明确指出：“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强调等价交换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的否定，无偿调拨是“穷队共富队的产”，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失去平衡，消耗在商品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得不到补偿，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刘少奇要求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是符合价值规律的。价值规律表现在分配关系上，刘少奇认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补充生产过程已消耗的物资”，亦即生产资料；第二部分“分配给个人消费”，即生产劳动者的收入；第三部分“为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进行必要的积累”。这部分一般表现为剩余劳动，又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这样，刘少奇就抓住了价值规律的核心，亦即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分配给个人消费的部分也是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读“教科书”时，刘少奇提出分配给个人消费的部分如何分配的问题。如前节所述，刘少奇是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原则是符合价值规律的原则，党的十五大仍然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西楼会议，开始全面贯彻执行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业方面关闭了一些不盈利或赔钱的企业，停建了那些没有经济效益的计划项目。农业方面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恢复自由市场等。这些措施都是遵循价值规律作出的正确决策。
第三，刘少奇从价值规律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既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又要注意多样性和灵活性。鉴于苏联经济只有计划性，没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教训，刘少奇指出：“社会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没有灵活性、没有多样性是不行的。”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可以使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自由市场问题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根据陈云的建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的正确原则。1957年3月，刘少奇听取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可以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自由市场是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的，而不是靠计划调节。这是对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对生产过程不起作用观点的突破。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取消社员自留地、个人副业和自由市场所谓“小自由”，急于过渡的气氛浓烈。刘少奇对此持保留态度。读“教科书”时，他发人深思地问道：“人民公社变为全民所有制后，是否也要保留一部分自留地？”并说：“现在留一点个人副业有好处。”在国家对自由市场的领导方法上，刘少奇设想随行就市，用经济的办法控制自由市场。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要懂得这个道理。”这与毛泽东的设想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强调“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刘少奇设想：“自由市场的价格随时涨落，我们也要按自由市场价格的高低随时变动，多少工业品交换多少农业品，可以随时变动。”最终自由市场价格跌落下来，“自由市场就归国家领导了”。由上可见，刘少奇设想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范围内，按照市场变化和需求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允许自由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计划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光靠行政办法，要从市场出发，自由也要纳入计划过程之中，不是无政府状态。由于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商品，这就有一个如何把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给性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他设想在自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交换，使农产品打上商品的印记。这样，既可以实现工业支援农业的要求，又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最终达到国家领导自由市场的目的。刘少奇的观点为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与灵活性、多样性相结合的难题提供了借鉴。
三
早在50年代初，我国就对国营企业提出了“管理企业化，逐步过渡到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制”的口号，然而，这项工作受“左”倾错误的影响，1958年以后国营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产值而不顾经济效益，高消耗、低效率、投资大和效益低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由国家统收统支，企业无权无责，缺乏生产积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然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主要。”这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指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与此有关的簿记”就是指经济核算。由此可见经济核算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还指出生产“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可见，经济核算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搞好企业经济核算，计算盈亏，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读“教科书”时，刘少奇对企业经济核算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刘少奇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经济核算。在处理政治挂帅与经济核算关系问题上，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十分强调政治挂帅，强调“技术加政治”。刘少奇虽然也十分强调政治，但他认为，正确的提法是“政治驾驭技术”，“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账那是错误的”。“为了搞好经济工作，既要政治挂帅，又要经济核算，有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刘少奇的提法与当年经济工作一味地从政治上考虑“超英赶美”，以及忽视实际生产能力，不顾经济效益，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做法，都是迥异的。能够在“大跃进”年代提出切合实际的正确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刘少奇指出，经济核算的目的在于“以最少的劳动时间，创造最大的劳动价值”。节约劳动时间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刘少奇从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国家穷，资金不多，投资效果要求快，一定要搞经济核算。”经济核算工作必须从基础做起。“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很重要，基础是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核算。各部门、地方、企业都要做经济活动的分析。”这里，刘少奇已经注意到了宏观经济核算与微观经济核算的关系，微观的企业经济核算是基础，但它必须服从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
第三，提出通过经济核算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自主经营权和所有权。刘少奇以石景山钢铁厂为例，提出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国家投资24000万元，准备5年扩建年产60万吨钢、120万吨铁的石景山钢铁厂。由于实行投资包干，钢铁生产规模增长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他问道：“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猛增了许多，生产力从哪里来的？”无非就是投资权由冶金部所掌握、所使用，变成为石景山钢铁厂所掌握、所使用。据此，他明确指出：“使用权就是所有权。”原先已经存在的生产力只是过去没有得以发挥而已，当所有权由国家转为企业，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刘少奇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亦即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发展，不要不断调整了呢？他认为要不断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关键在于通过经济核算，解决企业不盈利，照样发工资等不符合价值规律的问题。此后，刘少奇关于企业自主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思想又有所发展。1961年9月，刘少奇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加写了一段话：“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为此，他对经济核算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全面的经济分析，要加强计算工作。其一，成本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要核算。“按成本利润率计算，可以赚多少？按资金利润率计算，可以赚多少？两本账都要算，加以比较，才能说明问题。”大企业建厂慢，投资大，回收资金慢。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快，利润率高。通过经济核算可以明确：应当先投资中小企业，积累资金再投资大企业。若能认真实践这一正确主张，就可避免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情况的发生。其二，企业的总产值和净产值要计算。各企业“不能只注意总产值，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那样就会多花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节约，首先是节约活劳动（劳动力），二是节约物化劳动（原材料），三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这就是说，要接受“大跃进”不注意经济核算的教训。1958年工业“大跃进”，国家多投资了20亿元人民币，几千万人上阵，炼出了1070万吨钢，但是，其中有300万吨不能使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刘少奇指出：“净产值比总产值更接近实际，各企业要注重净产值这个指标，好好搞经济核算。”刘少奇的思路是准确而又清晰的，他已经涉及到资金核算、成本核算和利润核算等企业经济核算的具体内容。企业一旦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有权有责，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盈利有奖，亏损受罚，有发展生产的权利，企业才会摆脱困境出现生机。
此外，刘少奇还对计划经济体制下表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要以企业经济核算提供的数据为基础，但是，我国企业经济核算的表报工作不尽如人意。刘少奇指出：“表报搞了几年，表报泛滥，下面不高兴，应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表报是单纯为了应付上面，他们自己感到无用。”表报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信息。各企业为了不断地从上级主管部门获得资金拨款，往往趋向于按照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指标和要求来填写数字，实际上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保证，中央得到的各企业表报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含有水分。国家根本无法准确地把国内各地的经济信息汇总起来，也就无法给各生产企业下达准确的生产指标，资源配置也就不能达到最佳状态。当时，由于计划经济工作体制还不能突破，刘少奇虽然发现了表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只能在大前提未变的情况下做一些努力。他指出：“统计表报工作应有创造性，有比较，有分析，能说明问题，哪些方面划得来，哪些方面划不来，这就比出兴趣了。”中央统计局不仅有数字，还应运用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和比较，做各地方、各企业之间的比较。中央向下面要表报时，要提出问题，给予指导。限于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性，当时，还不可能把企业看成是与政府脱钩、面向市场的独立经济实体，对企业的责权利给于明确的规定，也不可能突破传统经济体制，因此，刘少奇当时还不能提出彻底解决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所有权问题的方案，但他毕竟在朝着这个方向探索。这些探索为今天企业制度的改革指示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