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精神本为我国革命传统，也是做人处世一言一行的起码条件。但说时容易做时难。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也呈现一派兴旺气象。即以京昆剧坛而言，写回忆录之风一时大盛。虽谫陋如鄙人亦不甘寂寞。1982年拙作《台下人语》出版，承周志辅老先生不远万里自美国寄函，匡予不逮。徒以天各一方，未能公开作答。在《天津日报》连载《津门乱弹录》，承王永运同志指谬，随即公开承认，知错必改。至于在《学林漫录》连载过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承老友刘曾复、朱家两先生及门人钮骠同志分别纠正其中误处，我一一作了更正，并致谢忱。去年拙文《读〈红毹纪梦诗注〉随笔》发表，钮骠同志又写来长信，对文中误处有所订正补充。我因此稿已准备出单行本，且看过清样，无法改动；乃亟将原信交给即将创刊的《中华戏曲》，请其公开发表，以正视听；并自加按语，诚恳作自我批评。我以为，文章所以传信，个人得失事小，是非混淆事大。平生好弄笔墨，所写文字并非什么名山胜业，但贻误后来，罪莫大焉。既不应哗众取宠于前，更不宜讳疾忌医于后。与其护短饰非，不如坦率认错。1984年在沪上，亲家李守咨同志戏谓：“你们写文章的人，动辄同人争论，无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闻之悚然而惊，怵尔而惧。从此下了决心，如果再写这类文字，虽为了坚持真理而应知无不言，但一定要与人为善，谦冲自牧。这也是我应作自我批评的一个方面。
我之所以写此札记，动机有二。一是时下刊物，不乏捕风捉影之谈，甚至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如说程砚秋未成名时，曾代梅兰芳演《坐楼杀惜》而一鸣惊人之类，这比齐东野语还要荒谬绝伦。二是有些名家前辈，撰写极有文献价值文章，而其中却每有因年久误记或传闻失实之处。倘不就己之所知以陈一得之愚，非唯不能昭信于后世，抑且使这些名家前辈招来白圭之玷的讥评。即如挚友王金璐兄《回忆中华戏曲学校》长文（载《京剧谈往录》页64-127），证以当时我亲自的闻见，相信他所写确为实录。但他提到了我已故好友华粹深先生，就有不确切之处。一、粹深的名字是从“水”的“深”而非从“玉”的“琛”；二、粹老生前从未做过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诸如此类，我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成札记以求教于专家与读者。这姑且算做拾遗补阙，为四化添砖加瓦吧。
1986年1月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