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主编 张启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谈谈《国史稿》第二卷撰写过程中在五个问题上的一些思考。
一、探索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10年的主题和主线
《国史稿》第二卷写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至1966年“文革”发生前这10年历史。这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成就大，犯错也多。人们的评价就众说纷纭。所以认识这段历史，首先要确定主线。主线是纲，纲举目张。纲定下来，第一，决定我们对这段历史全貌的认识，确定全书基调；第二，决定全书布局、章节结构等（全书各章都是主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线，作为贯穿一个时期的红线，在各阶段呈现的面貌和表现的特点会有不同，包括在有的阶段犯了错误、遭受挫折；但总方向、总目标一以贯之。
确定这10年主线，在当时有两个基本依据：
一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6条对建国后32年（1949—1981年）历史的基本评价。
《历史决议》说：这32年，“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我们从中体会到观察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尽管这32年中，有曲折，有错误，甚至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是这样。这就是站在高处对一段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所应具有的历史眼光和应把握的方法论原则。
国史二卷这10年，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这一评价适用于这10年。
二是胡锦涛同志2006年七一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评价。讲话中讲到我们党在85年历程中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28年艰苦斗争，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胡锦涛同志说：“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三件大事，是对迄今90多年党史的一个总概括。
二卷写的，就是第二件大事这个时期。其中两个重点，一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国史第一卷），二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两个任务的完成，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是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取得成绩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肯定，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以上所述中央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至今没有改变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经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段话为我们研究国史、党史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基于以上基本依据，对整个建国后60多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可表述如下：建国6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
这里的关键词有三，一是“结合”，二是“探索”，三是“逐步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探索”二字。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有时没结合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化理解，脱离了国情，导致错误发生。经过挫折，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国情，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总之，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挫折，总结正反经验，直至找到一条正确道路。这就是建国后60多年历史的一条主线。
正如最近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所以，探索，是这10年的主题和主线。
二、探索中取得成就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年的主流和本质
提出这个问题，是针对这个时期犯错多的情况。现在一些文艺作品，涉及这段历史，多是无尽的灾难，说成绩的不多。似乎谈多了成就，是对错误的淡化、谅解以至于辩护。或者问，犯这么多错，还能取得伟大成就吗？
我们作为国史研究者，对我们党经历的这种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巨大成功与巨大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应该有辩证的思考，应该看到，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正是当时党的理论和实践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的反映，也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事实是，这10年探索虽遭重大挫折，但仍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基础和宝贵经验。所以，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这段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不因犯错讳言成绩，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不讳言错误道理一样）。
10年的成就可从五方面考察——政治、经济、科教文卫体、外交、军事。这些，在书中都已写出，不再重复。只强调几点：
（一）政治方面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这里也包括了建国头七年）。概括来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包括这个时期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等方面取得的胜利。
（二）经济方面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往往受到质疑：或由于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有过严重失误，或认为没有系统的经济思想，或认为有些经济观点早已过时。这里谈谈如何看待这个时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为以后的发展所奠定的经济基础这个问题。
1.提出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思想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是提出突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刚建国时，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风波后，毛泽东终于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全照苏联那套公式，应该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所以，突破苏联模式，建设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本身，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就是一个巨大的开拓和创造。
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中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就是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文革”发生前。
二是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针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等教训，并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并以农轻重为序，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
三是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其他国家大多响应，唯有中国没有就范。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这一原则和方针指导下，我国成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
四是提出“四化”宏伟目标。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及两步走战略步骤。提出有个过程，这里不细说了。总之，分两步走，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个宏伟目标，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五是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至今有种说法，认为我们建国后实行自我封闭，并把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提出的政治上“一边倒”方针误认为闭关锁国政策。所以特别要指出，当时主张的“一边倒”，是指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而经济上仍进行贸易交往，从未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但美国政府长期不改变对中国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且胁迫其他西方国家，对我实行了长达20年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泽东提出打破封锁，争取外援的战略，即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争取外援，同时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取得卓越成效。当时明确提出要争取外援，包括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但在当时国际环境下，难以实现。六是提出过一些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在60年代前半期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毛泽东提出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改变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加强财政、银行监督与检查等。在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又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等等。
2.取得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
这10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我们虽有许多失误，但总体看没有放松生产，特别是1961年至1965年的五年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有较大发展。一个标志性的伟大成绩，就是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标准是什么？大致表现为数量、质量和布局。从数量看，10年共建成530多个大中型项目，新建或扩建了大批重要企业。这意味着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质量看，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发展起来。从布局看，除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外，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建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
总之，这10年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所以，《历史决议》对这10年的结论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赖以进行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这些，为之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3.教科文卫体方面。
这10年中，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这些在国史二卷都已写了。这里只强调一点，那就是“两弹一星”是在这期间发射成功的，在当时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我国防能力，保卫了国家安全。这个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的安全吗？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吗？所以，“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中国人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保证。
另外，外交方面、国防方面，二卷都有详细阐述，这里就不说了。
总之，在这短短10年中，取得的成就虽是初步的，却是宝贵的。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来说，这些成就，“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1999年纪念五四讲话）
三、正确分析这10年探索中失误原因
失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是“大跃进”）失误原因的分析
一是从客观讲，我们当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压力太大，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
二是从主观讲，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问题上缺乏冷静头脑和正确指导。
三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毛泽东认为，建设速度也应当适当加快。第二个条件是，可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休战时间”加快建设。1955年召开了两个重要国际会议，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和4—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党中央分析认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应当利用这10至12年的和平时期加快经济建设，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四是就是错误地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大跃进”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所有制急于求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大二公”、刮“共产风”原因的分析
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阶段，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情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在此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所以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超越阶段。
超越阶段的具体原因：一是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也不足。“思想准备不足”，指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很快到来，全党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探索中形成的一些虽说正确的认识，也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在阶段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
在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至少两次正确判断。第一次是，提出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三大改造后，同工商界人士座谈），还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可以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这一认识未深入展开也未付诸实践。第二次是后来，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暴露后，毛泽东带领大家纠错中，又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提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但这一正确认识同样不但没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反而后来被放弃，导致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原因就是实践经验不足，感性认识尚未充分，这一虽说正确的认识，尚不具备达到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与不成熟的实践相联系。但这一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以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很容易搞成，而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认识不是特别充分，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看得相对容易了。这是造成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所有制问题上超越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有些不完整的理解。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一结论，作了不完整理解有关。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度理论抽象方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成熟形态研究概括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我们一度忽略了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这个前提，希望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违反了规律，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一是把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扩大，二是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分析原因，有理论上的失误，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制度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认识上发生失误。一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可能始终存在。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是全局性的，所以不能事事处处，天天、月月、年年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全社会范围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三是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生产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一方面，阶级矛盾虽在一定范围存在，但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理论上的失误，导致了严重后果。
其次是国际环境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认识的形成，除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有国际环境的恶化反映到国内生活和经济建设里面的因素。例如1956年，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就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他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影响。
第三是制度方面的原因。邓小平谈到毛泽东晚年失误时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总之，对我们发生过的错误，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和衡量，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该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能着重从个人品格、个人恩怨找原因。这样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才能比较客观、公允，而且准确、全面。
四、正确评价在探索中发生失误的毛泽东
首先，毛泽东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保卫国家安全、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如何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他的成功与失误，他的光辉与瑕疵，大多与此相关。他的失误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犯的，而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第二，毛泽东的许多局限是历史的局限，所以我们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所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探索，肯定要受到时代的和知识的限制。要求他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道的。
第三，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和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党中央都已做出郑重的结论。首先做出表率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没有把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留给后人去评说，而是及时做出了符合实际、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历史决议》。小平同志在《历史决议》起草一开始就提出三项基本要求，明确指出：这个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对建国后30年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要统一全党的认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还说，如果决议不阐述或阐述不好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决议不如不做。在此之后，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以及习近平同志最近的讲话，都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国史、党史，评价领袖人物的方向。
正确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关系全党利益。近多年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党内民主的扩大，人们打破禁区、思想活跃，开始以审视的而不是盲从的眼光观察党和国家，评价领袖人物，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这种评论，应该是严肃的、公正的、客观的，而不应该是轻率的、任意的褒贬。因为这是关系全党利益的大事。
所以，我们作为国史、党史工作者，撰写国史、党史，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着眼大局。要以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以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地判断历史是非，得出规律性结论，提高党执政兴国能力为目的；以客观公道的态度评价历史和领袖人物的功过，而不应该苛求于前人。
五、正确看待两个30年的关系
（一）探索，贯穿整个60年
60年的历史是一个整体，所以要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头30年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紧密联系的。这60多年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但历史不能割断。这30多年的发展与前30年的发展分不开。
前30年，虽历经挫折，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因为有这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有这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是在深刻反思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为正确认识新中国前29年与后30多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正如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前30年的否定，而恰恰是在29年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的结果。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在探索的道路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有一句话：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者关系的根本规定。“继承”说明了它们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发展”说明了它们的差异性和阶段性。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种阶段的差异，是历史使然。所以，对毛与邓的关系，我的理解是，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一曰继承，继承毛泽东正确的；二曰纠正，纠正毛泽东错误的；三曰创造，创造毛泽东所没有的。这样理解，我想也体现了把60多年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的想法。
（三）我们党历来在探索中前进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历来有自我批评、自我纠错的能力。在探索中前进，在纠正失误中前进，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
正确地总结教训，失误便能成为前进的先导。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所以重要的是，犯了错误能自己反思、纠正。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永远不犯错误——这对任何政党、个人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说犯了错误能自己检讨、自己纠正。而自己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犯的错误，正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并且，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自己纠正错误，是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方面。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今后也是这样。
最后，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对国史、党史工作的指示。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对总结党的历史的意见。其中，有对具体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也有对党史研究的总体意见，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党史的重点，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的重点，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做到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总之，总结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同志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他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可见，正确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应该是研究党史、国史的重点。
在学习和研究党史、国史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纵观历史长河，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身影。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探索，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使命，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局限，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辉煌。我们不仅要记住前人的失误和教训，也要记住他们的经验和成功。前人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是今天最好的鉴戒。有这样的遗产，有这样的鉴戒，才使我们在今后的漫漫求索中，更加坚定，更加自信，更加不可战胜。
所以，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在探索中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更不要轻率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人民为争取美好未来付出的艰辛劳动，对领导人民走过辉煌而又曲折道路的领袖人物也不能采取一笔抹杀的不公正态度。我们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说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为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的依据。
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教师，我们才能从历史这座宝库中汲取到无尽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