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939～997），北宋第二代皇帝。初名匡义，又改名光义，即位二年又改名炅。太祖赵匡胤胞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公元976年即位，在位22年。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赵光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
当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时，比他小12岁的赵匡义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在“陈桥驿兵变”中，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赵匡义以赵匡胤胞弟的身份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由于赵匡义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谋夺位的赵匡胤可以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为了避讳，赵匡义改名为光义，另一个弟弟赵匡美也改名为光美。
杜太后对次子光义格外疼爱，但是要求也比较严格。赵光义每次外出，太后总是要他与赵普在一起，并且刻画日影约定归来的时间，赵光义从来不敢违背母命。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接触，一是为了让他向赵普学习处世之道，二是因为赵普是太祖甚为倚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960）到开宝九年（976），赵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赵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赵光义因金匮之盟即位。
不管金匮之盟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在正统的封建世袭制中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他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下令再次进攻北汉。双方苦战数月，北汉终于灭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赵光义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征讨辽朝。此役开始虽有小胜，但在高梁河一战中却大败而回，赵光义本人也差点被辽军俘虏。对此，赵光义一直心有余悸，所以第二次伐辽时，就不再御驾亲征了，而是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但在此战中，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血战陈家谷，不屈身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三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
端拱元年（988）秋八月，北部边境警报接连。太宗赵光义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
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塘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100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束缚了将士的手脚。守边将领只好得过且过，“始受命则惟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制度日趋严密、完整，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
太宗赵光义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但直到太祖时，三馆的物质条件都很差。太宗亲自为三馆选定新址，并亲自规划，新馆舍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他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这两部巨著与同时期的《文苑英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价值。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自言不喜游猎，确属事实。端拱元年（988）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会到附近游猎。”命将五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992）十月折御卿（佘太君的二哥，“折”同“佘”）进贡的花鹰，太宗让人把它放了。
太宗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直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6万多人，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太宗本人的态度是重道教，轻佛教。
太宗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太宗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太宗还规定办案的三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须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应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
太宗接受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太宗不许。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太宗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与王继恩。
太宗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向太宗奏事，太宗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皇帝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太宗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
